制定法的目的性释义

五、制定法的目的性释义

制定法的目的性释义(teleological construction)是指基于其目的的解释。有时候——尽管不是经常——某个制定法条款精确地陈述了或者在逻辑上暗含了某个目的。但这不是通常情形。有关的条款更有可能支持某个特定的、仅仅是可以废止的目标。

主观的制定法目的性释义和客观的制定法目的性释义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遵循的是那些参与立法者的意志，其内容体现在准备性文件之中；后者遵循的是其他法律的实质性理由和权威理由。

在瑞典，人们经常在准备性文件中找到制定法的目的。但是瑞典法律人的一个颇具影响的少数派群体——Per Olof Ekel9f(1958，79以下)，在其领导下，对准备性材料的巨大作用提出了质疑。Ekel9f的理论是在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影响下的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法律方法进化的一个产物。Ekel9f认为，在普通案例中，法官和法学家应该遵循制定法在日常语言使用中的含义。在“具体的”(不确定的、非典型的、疑难的)案例中，解释者不应该进入制定法的语言分析中，或者受到准备性文件的限制。相反，他应当通过对制定法在普通案件中的作用(“全部结果”，“实际功能”或者“实践功能”)的类推，以确立制定法的目的(比较Ekelof 1958，84以下，105以下)。我们并不确定Ekel9f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法院，但是这一观点的确型塑了乌普萨拉(Uppsala)法律系整整一代的法学研究人员。这一成功尽管只是地方性的，但却巨大到足以促成了一种解释。人们可以将Ekel9f的方法看做是一种类比推理的特殊情形，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基于结果的相关相似性的法条类推。这种对结果的强调代表了一种努力，即一种既向结果主义者提供了可取的理由，又保持了对制定法权威之忠诚的努力。

在欧盟法(EU law)中占主导地位的另一个版本的目的性解释遵循着的是一般性表达或论式(formulations)——这种一般性表达或论式的表述可以在基于欧盟消除种族隔离者运动的共同知识而达成的条约中看到。

有时候，某一制定法的目标来自“事物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ings)，更确切地说，它们来自社会建制(social institutions)、价值观等的背景知识。就像在相互竞争的方法中作出选择一样，每一种确立目标的方法都使得对理由的权衡成为必要(比较Peczenik 1995，375)。

利益法学(the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及其相关的运动曾试图进行一次法律学说的变革。利益法学在改变法律学说的深层结构上已经成功了吗?以鄙人之见，它们并未成功。利益法学采用排他性的方式来看待“利益”，并且不只是将其视为“概念”和“体系”，它们所做的这一点也仅仅停留在字面上；实际上，旧的概念法学(conceptual jurisprudence)和新的利益法学都看到了概念体系和利益，只是侧重点有所转移而已。法律学说已经变得越发注重实效，但却有些不够系统。法律学说还丢失了自信，将自身越来越多地看做政治的附庸(Jerusalem1968；比较Larenz 1983，67以下)。

改革运动的混合式成功(mixed success)是一个关于法学传统和哲学思潮之间张力的很好例证。新的哲学引领了法律方法中的某些变革，但是这些变革比很多哲学家所预期的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