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关系要素

一、因果关系要素、法律证成与法律渊源

存在着诸多在因果关系上影响法律决策的非法律要素(non-legal factors)；这些要素包括:

●媒体；

●民间组织(private organizations)所表达的观点；

●经常以一种正式的方式表达的政府与其他一些政治机构的意图(intentions)——尤其是当这些意图反映了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价值的时候；

●在媒体和政治游说(political lobbying)等中表现出来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有影响的价值观(values)、政治意识形态、政治正确标准等；

●有影响力但在国际法上缺乏正式权威的国际组织所表达的观点。

由于合法性和权威是尤为复杂的概念，因此上述因素中的一些可以提升裁决的合法性和权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较Biernat 1999)。有时候，在因果关系上影响决策的文件(documents)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以至于作出裁决的法院或权威机构可以公开地引证它们。这样，人们也许可以使用大体上已经确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学派的术语来评述这一问题，即因果关系要素被转变成了法律的渊源。

法律渊源是一种权威性理由(authority reasons)。人们提供了一种权威的理由，以支持特定立法决定、司法裁决或者其他根据情势而不是其内容所作出的裁决。^[15]法律人必须、应当或者可以提供的作为权威性理由的所有文本和惯例(practice)等都是本书所采用的意义上的法律渊源。^[16]

法律渊源的范围因时而异。因此，制定法和习俗在19世纪欧陆经典的法律渊源学说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为私法主体(private persons)创设了权利和义务，也划定了法律论证的界限(比较Malt1992，55以下)。经典学说承认了一系列次级法律渊源(论证的辅助性工具)，比如说“事物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ings)、法律实践、准备性文件，以及外国法(同上，52)。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论者、著名的Torstein Eckhoff(比较Eckhoff 1993，17以下)用一种范围更加广泛(extensive)的、影响法律裁决的“渊源要素”(source factors)取代了这一学说。因此，除了其他要素外，Eckhoff还添加了行政性惯例(administrative practice)，同时也把评价视为这样的一种要素。^[17]现实主义论者们及时地提出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观点，这一观点只包括了先例和准备性文件这样的法律渊源要素(比较Schmidt1957)。

在本套丛书中，Enrico Pattaro的第一卷和Roger Shiner的第三卷对法律渊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