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些借鉴

我国古代法制建设的一些借鉴

国家和法制相互依存，所以“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国家”⁽¹⁾。有法才能治国，而乱国必先从乱法开始，无法无天则国将不国，古今中外的治乱兴衰，事实昭彰。社会主义法制集中无产阶级意志，代表人民利益，是以往任何时代的法制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新事物是从旧事物发展而来的，法制并不例外⁽²⁾。“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³⁾，“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⁴⁾，历史是一面镜子。《礼记·月令》：“命有司，修法制。”制法修律由来已久。法，指法律；制，谓国家制度。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就法制而言，几千年来已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世界各国莫与伦比；无论在立法理论和法典编制以及司法执行等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中国法系”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法系之一，决非偶然。

我国古代法制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工具，当然是反动的，过时了的。但是，纵览我国古代法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还有值得借鉴之处。为了完善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首先必须依靠群众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法制建设经验，同时也不能忽视古今中外法制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法制涉及面广泛，这里只能从历代“官著为令”的“律”和法学家“私议其理”的论著中，初浅地归纳几点看法，不过管窥蠡测而已。

一、强调法律的作用，重视法典的编制

我国有史以来巍然屹立于世界，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如果没有一套治理国家行之有效的法制，是难以想象的。本来，“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⁵⁾它作为“一种政治措施”，“一种政策”⁽⁶⁾，是治理国家的客观依据和准则。所以“在历史的过程中，掠夺者都认为需要通过他们自己硬性规定的法律，来赋予他们凭暴力得到的原始权利以某种社会稳定性”⁽⁷⁾。《管子·七臣七主篇》早已指出：“夫法者所以兴功惧罪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是主张“垂法而治”⁽⁸⁾的。就是孔子也并未否定，不过主张以礼治（德治）作为法治的辅助，把教育和刑罚结合起来，希望能“禁于未然”，预防犯罪，从而消灭犯罪，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故标榜“刑期于无刑”。儒家的“刑期于无刑”和法家的“刑以止刑”二者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不过儒家偏重于牧师的职能，法家则是执行刽子手的功能罢了。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在不同历史时期，交替为用的手法。孔子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⁹⁾和“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¹⁰⁾等迂阔的论调，当然在封建社会是无法实现或不可能实现的。孟子进而感慨言之：“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¹¹⁾董必武同志认为：“这些道理对不对，我看是对的。”⁽¹²⁾如果不以法为治，则“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理国家，如果凭一时的喜怒和主观臆测，没有一定的准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历代统治者为了它的存在与发展，一般相当重视法典的编制，运用法制来维护和发展封建经济，调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提高政府机构的职能和效率，维持中央及地方的联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团结等等，就不能不厘订一些合乎实际情况的规定。远古的传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¹³⁾，姑置勿论，春秋战国时各国的立法活动，结束了以往“设法以待刑，临时而议罪”的时代，魏相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和一九七五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律竹简⁽¹⁴⁾，已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制的原则和体系。汉武帝以后儒法合流，宽猛相济，刑罚与教化相结合成为立法与司法的指针，它实质是把思想统治和法律强制结合起来，更有效地进行地主阶级专政。历代王朝不仅把制订法典作为取得政权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还定期编纂法典，笔者据文献著录（不完全统计），从《九章律》到《大清律例》，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

（一）官民知法和公开宣教

《左传》昭公六年载郑子产铸刑书，晋叔向致函反对，可见春秋时代有人把法律当作神秘的东西，顾忌它的公开。这和法国史学家古郎士在《古代城市》中记载古罗马时法律和宗教仪节严守秘密，不许外人和平民了解，更不许没有受过家族宗教或邦宗教洗礼的与闻⁽¹⁵⁾，似乎有点相类似。直到现代英、美等国，还依据判例定案。浩繁的判例成了法律的内容，为法官和律师等少数人所垄断，而人民所共知的则不多。然而，我国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法学家就主张法律公开化，孔子也反对“不教而诛”，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知法是可以宽恕的，故《管子·立政》谓：“凡将举事，令必先出。”商鞅明确地指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¹⁶⁾，所以“圣人为力，必使之明白易知”⁽¹⁷⁾，并规定主管法令的官吏要做好宣教工作，有问必答，使得“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¹⁸⁾。秦律竹简中的《法律答问》共一百八十七条，对律文的术语和意图作出明确的解释，类似《唐律》的《疏议》，而又是对官吏和百姓的法律宣教材料，可以印证商鞅的主张，在当时是实施了的。所以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¹⁹⁾

法典既然制订了，就“不可一日废之于国”⁽²⁰⁾，并以它作为国家赏功罚过和判断是非的准则，那么就得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经由官府公布，进行宣教，使官吏和庶民知法、守法，不敢以身试法，有利于安定统治秩序，同时也多少能防止些官吏操纵法令，因缘为奸。这个道理，明代学者丘濬和现代学者章太炎（炳麟）已剖析得较透彻了⁽²¹⁾。早在《周礼·秋官·大司寇》就有“布宪掌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于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于四海”。例如：晋武帝泰始三年当法典编竣时，就“悬之亭传，以示兆庶”⁽²²⁾；明太祖曾汇集官民犯罪的案例，编为《大诰》，颁行全国，广为宣教⁽²³⁾；《大清律》规定凡国家律令“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并以此作为官吏年终考绩的条件之一。它还规定百工技艺等人，如犯过失或因人连累致罪，如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除谋反等重大犯罪外，还得以免于追究一次。古代统治者重视法律的宣教，目的是为了威吓人民，使之俯首就范，防患于未然，这和今天的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其本质根本不同，当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多次告诫我们，要遵守法纪，董必武同志在《加强党对人民民主的教导》中说：“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们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们遵守法律。”一九五四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宪法，并制定了一些重要法律，在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发展生产等方面取得成就，保证了国家的稳固，人民生活的安定，群情奋发向上，革命和建设事业突飞猛进。可是曾几何时，运动一来宪法束之高阁，对于法律采取了虚无主义和取消主义的态度，制法毁法，则阴谋家、野心家有机可乘，国势危矣！十年动乱，法制荡然，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冤、错、假案丛生，流毒至今，不少干部和群众不知法制为何物？从我国古代重视官民的知法、守法和公开宣传看来，还是可以借鉴的吧！？

（二）律条简明易知，因时制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古代法律的本质特征，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可是法令刑狱滋繁，“法密则国无全民”，反而不利于自己的统治，“赭衣载道”是秦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晋代的史学家兼法学家杜预认为法律应该“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措”⁽²⁴⁾。晋代的法学家张裴也主张“夫律者，当慎其度，审其理”⁽²⁵⁾，以简明为当。所以古代法律条文，统治者在司法实践中也是逐渐由繁复趋向简明的。

汉律六十篇，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大辟（死刑）就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繁多，百有余万言”。汉代的审判除据律、令外，而“决事比”（判例）具有同等效力，甚至还有以《春秋》经义决狱的。西汉时仅死罪的“决事比”就有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以至“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²⁶⁾。这样繁杂苛碎的律例，既不便于司法机关的援用，也容易产生畸轻畸重的流弊，“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²⁷⁾，就不能发挥法律应有的效能。因而在曹魏制《魏律》时就开始有意识的删节，至《晋律》再作归并，把七百七十三万余字的汉律令及其解说，精简到十二万六千多字，是法典编纂上一项艰巨的工作，到《北齐律》又简约为十二篇九百四十九条，隋《开皇律》又约为五百条。唐承隋制，当大乱之后谋求大治，首先务须“安人宁国”，那就得加强法制，力求审慎、简明。《唐律》“即是参取隋律修易，条章既少，极成省便”⁽²⁸⁾的。明朝建立订律时，汲取以往经验，明太祖主张“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诸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因缘为奸，非法意也”⁽²⁹⁾。

法典既经公布，是国家严肃的大事，它必须具有权威性和一定的稳定性。如果有法不守等于无法；朝令夕改，自乱其法，为害尤烈。官民莫知所从，法制丧失了信用，失去了强制的约束作用，势必陷国家于混乱。商鞅“徙木立信”而令出必从，秦国由此富强；新莽自乱其法，终于崩溃，都是历史的见证。所以“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³⁰⁾，它应该是令行、禁止，言必信、行必果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商君书·壹刑》的“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和《韩非子·定法》的“赏厚而信，刑重而必”，之所以要这样严厉的处罚，就是为了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唐太宗鉴于隋末的法令多废，乱了套，不胜其弊，主张“自今变法，皆宜详慎而行”，他曾作比喻，“治天下如此屋，营构既成，勿数改移”，如果更动多了，“必有所损”；“若慕奇功，变法度”，随心所欲“则劳扰实多”，会破坏社会的生产，引起社会的动乱⁽³¹⁾。因此，他对编制法典的基本看法是：“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细审，毋使互文。”⁽³²⁾立法要审慎，律条要简明准确，颁行后要有稳定性的三个原则，便成了后世制订封建法典的准绳。

天下没有“万世不变的法则”，古人也认识到法律虽然要注意到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但也要注意到法律是需要因时制宜，有所因革的。《商君书·更法》提出“礼法因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的主张。从《韩非子·五蠹》的“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到唐初立法的“取合事宜”⁽³³⁾，必须“宜其时，适其务”，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制，才能收到实效。总之，在我国历史上一朝结束，一朝兴起都制定法律，本质上一致。唐至清均以《唐律》为楷式，还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

二、诉讼法制方面的借鉴

法律是由实体法（内容）和程序法（形式）所组成，二者相辅相成。历代统治者为了准确而有效地进行司法镇压，都制定诉讼法规，并成为国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周礼》、《吕刑》、《王制》、《左传》中，都有诉讼法制的记载，似为三级三审制⁽³⁴⁾。但这些文献记载是否可靠，今置而勿论。不过从秦朝开始，诉讼制度己厘然清晰⁽³⁵⁾，从地方到中央的诉讼程序，自汉到唐大体为三级三审制，从宋到清末，大致为四级四审制。下列几点还是可供参考的。

（一）判决的慎重

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处理不当就会产生冤、错、假案，历代统治者为了它的“长治久安”，正如《王制》所云：“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所以规定了严格的审讯判决程序，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法律固然有它鲜明的阶级性，而它本身就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的学科，明晰“情”“理”“法”三者的关系，在审理时注重搜集材料和调查情况，进行条分缕析，故法官古代称为“理”，最高审判机关称为“大理寺”，就是“理其正也”。审讯判决能够使得“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³⁶⁾，这就是天下大治表现之一。

秦律《法律答问》中“辞者辞廷”、“州告”、“公室告”、“非公室告”，说明了当时的诉讼程序。其中“以乞鞫及为人乞鞫者，狱断乃听，且未断犹听殹（也）？狱断乃听之”条。“乞鞫”，要求重加审判；“狱断乃听之”，是在案件判决后再受理。这说明当事人不服判决，是可以上诉的。

汉代在审讯判决时必须读鞫（宣读判决书），如果罪犯认为是冤枉的，就要进行复审，它沿秦制，叫做“乞鞫”。乞鞫的时效为三个月⁽³⁷⁾，这个法制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唐律·断狱下》具体规定：“诸狱结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属，具告罪名，仍取囚服辩。若不服者，听其自理，更为审详，违者笞五十，死罪杖一百。”这条据薛允升《唐明律合编》谓专指犯徒刑以上的犯罪而言，因为犯杖、笞较轻的罪，《唐律》另有拷满不承认，取保释放条文。法官对任何犯罪行为的判决，必须罪与刑得当，成为信狱，使犯罪当事人心服口服，无话可说。汉代社会谚云：“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无冤”⁽³⁸⁾，成为历代法官的榜样。因此在审判时必须叫犯罪当事人及其家属到庭，宣读判决书，明确地告诉他们为什么罪有应得，而作出了这样的判决。为什么又必须传唤犯罪当事人的家属到庭？这是惟恐当事人因害怕或无知不懂法律，“虽有冤情，不能自陈”，家属可以代为陈述。为什么又必须“取囚（犯罪人）服辩”？《集解》说：“服者心服，辩者辩理。不当则辩，当则服。或服或辩，故曰服辩。”犯罪人及其家属不服判决，提出异议，法官就得“更为详审”，如果违反了这条规定，徒刑、流刑的案件处罚笞五十，死罪的案件处罚杖一百。仅从《唐律》这条规定，可知其立法的谨慎周密，余可概见。

我国诉讼法制自秦汉以迄明清，发展到隋唐中央司法机关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主持，各有分工，使互相制约，减少冤滥。一般的诉讼程序，县为最低级的审判机关，县之上审级有州和府，要冲的地方有都督府，边远的地方有都护府掌理。由州、府等上报中央，采取三级三审制。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级的审判机关，并负责审讯朝廷百官犯罪和京城徒刑以上的案件，但对徒刑、流刑罪犯的判决，须经刑部复核才有效；对于死刑的判决，须经皇帝的批准。刑部是全国的司法行政机关，除了负责司法政令外，并复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和全国各地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凡发现疑案、错案属于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驳令原州、县重审复判，流刑、死刑案件则移送大理寺复审，重新作出判决。御史台为中央监察机关，掌管纠察弹劾事宜，因而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凡是遇到事关重大或冤情严重的案件，为集思广益，事理适当，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三司会审，谓之“三司推事”。三司集议后上报，由皇帝裁决。同时又有“异议请裁”的制度，凡在合议审判中对于律令与事理有疑问的，各审判官员持有不同的见解，不能统一，“议律论情，各申异见”，由上级作最后的决定，这是用行政来救济司法之穷。宋代的诉讼法规，基本上援用唐制，太宗时在宫中设审刑院，凡大理寺判决的案件经刑部复查后，还得送审刑院详议，并由皇帝批准。真宗时又规定经审刑院详议的案件，要先送中书省“看详”，再奏请皇帝论决。元丰改制后，裁撤审刑院，又恢复了刑部和大理寺原有的职权。宋代在各路置提点刑狱公事，监督所属州县的司法工作，复核和审查地方上的案件判决以及每十天上报的“囚帐”，发现有疑问的，立即须到该地复审⁽³⁹⁾；还要经常巡视所属州县“审问囚徒，详复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⁴⁰⁾。明代诉讼法制沿袭唐宋，但大理寺一般不掌管审判而专司案件的复核工作，刑部则由四司扩充为十三清吏司，分别受理全国十三布政使司的上诉案件，它只能处决流刑以下的案件，定案后须经大理寺复核。大理寺认为判决不当，有驳回更审之权。都察院则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遇到重大案件与刑部、大理寺共同会审，叫做“三司会审”，作出判决后呈报皇帝批准。清代基本上与明代相同，但遇到重大案件从“三司会审”发展成为“九卿会审”，即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法司）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组成合议庭进行共同审判，但判决的执行，必须奏请皇帝批准。此外还确立了审判回避的制度，凡主持审判的官员与诉讼当事人有亲戚或其它关系的，必须移文回避。这一制度是为了加强打击犯罪，防止官吏的徇情偏袒。历代的统治者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知在诉讼行为上草率判决，造成冤、错、假案是不利于统治的，所以才不厌其繁地制定了一套相互制约、行之有效的制度。

（二）直诉的法制

我国古代的诉讼法有一定的诉讼程序，一般都自下而上进行，并不许越级告状，但是凡案情较重，冤抑无处申诉的，同时也还允许直接向中央司法机关甚至向皇帝申诉！古代行政和司法分别不严，这也是用行政以救济司法审判的错失，而上达民间冤苦无所申诉的一种权宜措施。《周礼》有悬鼓于朝堂，凡有冤枉允许击鼓以闻的记载。汉代有上变事而击鼓的规定⁽⁴¹⁾，文帝时缇荣上书救父就是一例⁽⁴²⁾，自南北朝至隋中央都有“登闻鼓”的设置。到了唐代，直诉的方式有四种，皇帝出巡时，在路旁迎驾而申诉的叫做“邀车驾”；东（洛阳）西（长安）两京城门外置有大鼓，任凭伸冤的敲挝，叫做“挝登闻鼓”；直接向朝廷上表章，披陈冤情的叫做“上表”；武则天时在朝堂上置有铜铸的“伸冤匦”，任凭人们投入表章，“伸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

封建社会的人们安土重迁，如果没有重大冤情，走投无路，谁愿意冒着风险长途跋涉赴京“告御状”？因此，政府对于直诉采取保护政策，规定：“即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申诉者，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⁴³⁾并且承认受冤枉的亲属有代诉权。但是，直诉是一种非常形式的诉讼程序，是不得已而为之最后伸冤方式。为了强调法律的严肃性，对此有二点限制：一，冤情必须真实，否则有处罚，“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不实者，杖八十（即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以上书诈不实论）”⁽⁴⁴⁾；二，审级上的限制，如隋代规定凡诉讼从地方申诉到尚书省，而尚书省再不受理才允许向朝廷挝登闻鼓。元、明、清法律的限制更为严格。但明代置“通政使司”，除了中央和地方官长的奏章必须由它转达皇帝外，百姓如有陈情上书和申诉冤屈以及控告官吏不法等事，也允许密封投递，通过它上达皇帝，使皇帝能了解百官和百姓的情况，以便于考虑政策的得失。然而，历史上告御状的不多，也是困难的。它无非以此宣扬皇上的所谓“圣明”而已。

（三）死刑执行的谨慎

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都是镇压和压榨劳动人民的。但“利用刑罚来感化和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⁴⁵⁾。秦朝和隋朝之所以昙花一现，其原因之一即刑烦赋急，草菅人命。严刑酷法的威吓主义，非但没有取得“天下澟澟莫敢犯”的效果，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一般稍有识见的统治者，无不考虑到它的剥削对象、赋役和兵源，更害怕“水可覆舟”，因此，制订了一套关于死刑执行再三推敲而详慎的制度，这正是长期司法经验的积累。

我国司法对于死刑的判决，须经复奏获准才能执行，北魏始确立法制，沿用至清末。地方上的死刑案件，必须呈报中央复核，地方司法机关是无权随意处决的。《魏书·刑法志》云：“当死者部案奏闻，以死者不可复生，惧监官不能平；狱成皆呈，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者乃绝之。诸州国之大辟（死刑），皆先谳报，乃施行。”隋开皇十五年定制，死刑须“三奏而后决”⁽⁴⁶⁾，即死刑在执行前须向皇帝请示三次。唐承隋制，凡死刑“三复奏”。贞观五年，唐太宗在盛怒下杀了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后，追悔并引咎自责处决的轻率和思虑的不周，认为“比来决囚，虽三复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于是规定了“五复奏”的法制，即在判决前一日、二日复奏，执行的那天又三复奏。同时制定“自今门下复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⁴⁷⁾，这样对于虽判死刑，而情有可原的还有从宽免死的机会。此外，对于死刑还首创了“九卿议刑”的制度⁽⁴⁸⁾。宋代死刑的执行有时三复奏，有时一复奏，到明代又承唐制，死刑不论立即执行和秋后处决的，均须经过三复奏，清沿明制。

我国古代执行死刑，有不少“禁例”，所谓“刑以秋冬”，《礼记·月令》就有“仲春之月无肆掠，止狱讼”和“孟秋之月，命有司，缮囹圄，具桎梏”的记载，除了重大的谋反罪行，须立即执行外，一般都在死刑判决，经中央批准后到秋分以后执行。成为历代“秋后处决”的依据。《唐律·断狱》规定，每年从立春到秋分期间以及大祭祀、致斋、朔望（月初、月末），节气日子、断屠、放假、雨未晴、夜未明的日子，都停止死刑的执行。犯罪情节错综复杂，汉代以来打着慎刑旗号，皇帝往往以“录囚”或“虑囚”作为临时处分，来笼络人心。“录”与“虑”义通，所谓“省录之，知情状，有冤抑与否”⁽⁴⁹⁾。西汉以后各代还派官员巡视各地“录囚徒”，对冤案进行平反。唐宋虑囚都有定时，元代各路置有推官，并分巡各地录囚，如能平反冤案，予以升迁⁽⁵⁰⁾。明代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朝审（秋审）制度，含有缓刑的意味。朝审即秋审，它不是秋后处决。“秋”系从时间上而言，“朝”乃由组织上来说，“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也”⁽⁵¹⁾。朝审的案件须到第二年立秋以后再行处决，并有获得减免的机会，还规定“凡死囚临刑叫冤者，再勘问陈奏”，《十五贯》中的况钟就是援用这条律例，拯救了二条人命，平反了冤案的。清代继承明代这一法制，并发展成为“秋审”与“朝审”，据律除了严重危害国家统治的犯罪，应“斩立决”或“绞立决”外，其余凡判处死刑的或还有疑问的，暂判“斩监候”或“绞监候”，缓期处决，至立秋后由九卿重审，谓“秋审”。各地方这类的案件，经总督或巡抚审讯或复核后，向中央汇报，提出供秋审的参考意见。朝审在秋审之后，是对刑部判决的案件和京畿判决的死刑案件进行重审。秋审和朝审经审核后分为“情实”、“缓决”、“可矜”、“可疑”四类，后加“留养承祀”分别处理；除“情实”，即罪情属实，罪情相符奏请执行外，其余四类就能免于一死。此外还有“热审”“寒审”，从略。

封建法律主要在于“禁暴惩奸”，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以上所述的某些诉讼法制，正是人民长期以来与统治者进行斗争取得的权利。统治者的所谓“慎刑”，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其政权以利于发展生产。但有了这些法制，毕竟不能成为一纸空文，何况其中还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多少能减少些冤滥，使人民群众减轻些疾苦；即使仅是具文，终究使人民有法可缘，似乎不能一笔抹杀。古代的诉讼法制根本不能和我们社会主义的诉讼法规同日而语，但也不能否认我们在法制建设中还不完善。谢觉哉同志早就提出：“审判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还要很好地研究和创造。……为要纠正缺点，发扬优点，不是指出就够，而是要从深入实际的审判中，总结出经验与教训。”⁽⁵²⁾重温谢老的话，回顾我国古代审判法制中的某些经验，不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三、依法办事和执法必严

立法和执法是法制中重要的二个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法制中才能真正实现。皇帝是法律的缔造者，赏罚随其喜怒，从《法经》到《清律》都规定了封建等级、特权，所以我国古代法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法律。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没有完全消灭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时，决不能有真正的实际上的平等。”⁽⁵³⁾虽然从“法”的字义来说：“刑也，平之如水”，汉代法和刑很难区分，但却提出执法要象水平仪那样地公平。商鞅主张“壹刑”，“刑无等级”⁽⁵⁴⁾，韩非高唱“法不阿贵，绳不挠曲”⁽⁵⁵⁾，慎子的反对“同功殊赏”“同罪殊罚”⁽⁵⁶⁾，尹文子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们无身份贵贱和贫富之分⁽⁵⁷⁾，以及从汉代萧望之、贡禹、唐代吕温到明代丘濬的反对赎刑⁽⁵⁸⁾等等精辟的言论，也是从“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⁵⁹⁾出发的，是着眼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等级制度。

（一）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依法办事

“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⁶⁰⁾。法律转化为国家意志的阶级意志，就得发挥它的作用，维护它的尊严与权威。商鞅认为：“国家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则治。”⁽⁶¹⁾这和孔子所认为的治国三原则“足食”、“足兵”“民信”，是不矛盾的。这就无怪乎提出“三纲”的韩非要大声疾呼：“我喜可抑可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我法不可阙也。”⁽⁶²⁾

正因为封建法律是特权法，早在《周礼》就有八辟议之的记载。《唐律》沿袭前代法律，对皇族、勋爵、品官以及他们的亲属触犯法律时有“八议”请、减、赎和“官当”等减轻或免除处分的保护封建特权的规定。但是，它有二个前提：首先以事实为根据，认定这些属于“八议”“请、减”之列的皇亲国戚和权贵官宦是犯了法的，有罪行的人；二、若犯十恶大罪，“八议”之人不用此律。若犯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受财枉法的应请、减的人不用此律。在认定了这些人是有罪的，然后才能根据这些人的罪行和身份、功勋，经司法官员集议讨论后，奏明皇帝。“皆条录所犯应死之坐，及录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应议之状，先奏请议，都座集议，议定奏裁”⁽⁶³⁾，经皇帝批准，予以不同程度的减免。它实际上是具有国家元首对于人犯以特赦的性质，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又给了皇亲国戚和权贵官宦以特权。

罪行法定主义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凡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没有犯罪行为不处刑。它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反对封建法律的专横、特权和残暴，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我国古代早已提出“一切惟断于法”的理论，“圣君任法而不任智”⁽⁶⁴⁾；“事断于法”，“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⁶⁵⁾；“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⁶⁶⁾。统治者在司法实践中感到法律上比附援引，量刑缺乏一定的标准，以致“轻重沿爱憎，被罚者不知其然……文义深则吏乘便而朋附盛”⁽⁶⁷⁾，是不利于统治的。所以，秦律《法律答问》的“犯令”“废令”条，规定“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废令’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指出官吏必须依法办事，即凡规定不要做的事，做了，是“犯令”；规定要做的事，不去做，是“废令”，则成例都以“犯令”论处。晋代凡“律法断罪，皆当以律法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这样审判定罪就一任之法，“不得任情以破成法”⁽⁶⁸⁾了。隋代文帝时，对于审讯必须依律判决。《唐律·断狱》下明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并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至于断罪律无正条，如果“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⁶⁹⁾。明代规定“有司辄引比律，致罪有轻重者以故入论。罪无正条，则引律比附拟定罪名，达部议定奏闻；若辄断决，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⁷⁰⁾。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见它还是注重依法办事，并具有罪行法定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法官的自由心证和徇私舞弊以及滥用刑罚，在客观上能减少些冤滥，给人民也带来些好处。

（二）守法与执法

“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制建立，在于严格遵守，认真执行，否则一纸空文，等于无法。历代王朝在强迫农民守法的同时也强制官吏奉地主阶级之公、守封建国家之法。因为“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⁷¹⁾，上下能守法、执法，“政平讼理”，不出现无法无天的现象，国家统治也就安稳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官吏守法，尤其是在于掌握权柄，位居显要的是否能守法不移，执法不阿。“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孟子的名言，正与商鞅的“法之不行，自上犯之”⁽⁷²⁾相同，所以“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⁷³⁾。是故“法先自治以治人，先治近以及远”⁽⁷⁴⁾，这样“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⁷⁵⁾。历史实践证明，这个道理凡稍有识见的人自然明白，毋须喋喋。历史上少数头脑清醒，较有远见的皇帝也懂得“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⁷⁶⁾，故“人主立法，先自为杆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也⁽⁷⁷⁾”。孔子早就提出君不君则臣不臣，“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是没有什么错的。魏高柔云：“岂得以自尊喜怒毁法。”车骑将军軹侯薄昭是汉文帝的娘舅（薄太后唯一的亲弟），又是迎立的功臣，但擅杀使者，法当诛。文帝以国家为重，不能枉法徇私，敢于伤慈母之心而令薄昭自杀伏法⁽⁷⁸⁾；能够接受廷尉张释之的进谏，抑制自己的盛怒而依法处理。至于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法“与天下共之”，能自我控制权力而守法，或认错的事例颇多。历代皇帝有的不敢为所欲为，而能守法的事例也不少，还被迫下“罪己诏”。汉、唐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占重要一页，之所以出现文景、贞观之治，与守法、执法不无关系。

封建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大小官员和胥吏的作威作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迎逢权贵，无视法纪，官官相护。但是掀开二十四史“循吏”“良吏”列传，也有不少不畏强暴，执法如山，甚至敢于和至高无上的皇帝“顶牛”的例子，出现了不惜以身殉职的“强项令”，象张释之、于定国、郅都、董宣、陈宠、刘颂、戴胄、魏征、包拯、王安石、况钟、海瑞、于成龙等等清官。清官之所以执法不阿，正是为了维护法律的信用和尊严，懂得人民和政权之间的舟水关系。民心不可侮，国家信用是不可丧失的。谋求封建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发展，至少要使劳动人民能活下去，所以他们敢于为民请命，敢于犯上死谏，敢于向恶势力斗争。当阶级矛盾还未十分激化时，那些被奴役而哀哀无告的老百姓，他们根本无法也不可能选君、择相、举官，在革命条件未具备时，只有寄托希望于所谓贤君、良相、清官。多少年来，执法刚正的清官，之所以为老百姓所称道，其原因也在于此。

马克思曾说过“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⁷⁹⁾。列宁指出：“假使我们以为写上几百个法令就可以改变农村的全部生活，那我们就会是十足的傻瓜。但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⁸⁰⁾所以有了“治法”还必须有“治人”，白居易指出“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⁸¹⁾。历史的经验，古今一揆。因此，今天我们有了好的法律，还必须有好的执法人。

四、监察制度

监察制度和考选制度（从略）在我国古代法制中独具特色，世界各国瞠乎其后。它具有两种职能：一为向皇帝谏诤朝廷政策、措施的得失；一为监督行政、司法等活动，纠弹百官的不法行为。监察的法制之所以愈来愈缜密，这和封建王朝加强对全国的统治，旨在巩固中央集权制度，以防范监督臣下分不开的。

秦代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为中央机关的最高职官，御史大夫兼掌国家监察工作，到了两汉后期建立御史台，以中丞专门负责监察，为我国有专门监察机构的开始。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检查，秦代在各郡设有“监御史”，至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部（监察区），各部派剌史一人为监察官员，以“六条”问事⁽⁸²⁾。它主要是严禁地方长官与地方豪强相勾结，防止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地方割据势力。剌史检查、纠举地方官吏的违法乱纪、侵渔百姓等事，对特权进行限制和压抑。御史台演变到东汉，与尚书台、谒者台合称“三台”，成为独立的监察机构，同时又以司隶校尉监察京畿官吏和朝廷三公以下的百官的活动。魏晋南北朝时御史中垂，“震肃百僚”，权力颇大，御史还可以“风闻言事”，如果各级官员违法，御史中丞没有纠察，就得罢官，并且规定大士族门阀不得出任御史中丞，以防范徇私放任，中央还不定期地派出巡御史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御史台通过对于官吏的监督检查，加强了封建国家机器的统治效能。

监察制度发展到了唐代更为完善，中央政权确立了中书省取旨（决策、立法），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三省分权制度。门下省具有检察的权力，如中书省起草诏令和下达各机关的文件，必须送交门下省，经审核、副署后才有效，才能由尚书省执行。它还可以纠正朝政的得失，如果认为诏令和文件不妥当，不便于施行，有封驳奏还的权力。为什么要确立三省相互制约的法制，《贞观政要》载唐太宗的一段话，颇值得回味：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应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亡国之政也。

唐代监察机关以御史大夫为台长，它“彰善癉恶，激浊扬清”，负有按照地主阶级的要求分明是非的责任，是“政之理乱”所系⁽⁸³⁾。所以“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以肃正朝列”⁽⁸⁴⁾，有权弹劾百官，参预重大案件的审讯，监督府库的出纳，成为封建国家耳目所寄的重要官员。御史大夫之下分设台院、殿院、察院，使监察机关的组织权限有明确的分工。台院纠弹中央百官，参加大理寺重大案件的会审；殿院，纠察朝仪，巡视京城及其他朝会、郊祀；察院，全国分为十道（后改十五道），每道设监察御史一人监督州县地方官的活动，仍按照汉代的“六条问事”，定期巡视各地，“独立弹事”。

皇帝虽然至高无上，但毕竟不是全知全能，万能的神，也是有过失的。如果主观臆测，为所欲为，“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无视法制，那就会动摇国本，其结果必然是纲纪荡然，河溃鱼滥，而天下不可收拾了。因此，封建官员辅弼皇帝，具有献可替否⁽⁸⁵⁾进言的责任，而主要由监察机关去负责，故监察机关在“台”之外还有“谏”。谏官古称纳言，职掌向皇帝谏诤得失，以后设有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左右补阙、左右拾遗等谏官。所谓“献可”，即向皇帝对朝政献计献策，获得许可而施行，即使献错了没有罪；“替否”对皇帝的旨意提出不同的看法，尤其对于皇帝未经咨询而办的大事，认为不妥当的，就应起而谏止。历史上大臣拒绝执行皇帝“圣旨”的事不少，如王嘉拒绝哀帝封董贤为二千户侯而“封还诏书”，便是一例。自两晋南北朝至隋唐门下省职掌献替，封驳诏敕，“凡事有不便，得以封还”⁽⁸⁶⁾。就是在皇权专制主义恶性膨胀的明代，仅据《明史》就有不少“替否”的记载，如彭时、徐溥、刘健、杨廷和、梁储、石瑶、杨继盛、李三才、左光斗等等都敢于冒犯“圣旨”，“不敢奉诏”，“封还执奏”，“不奉命”，“不敢阿意曲从”，“不敢阿谀以误君主”以及冒死诤谏的无数果敢事迹。

宋代监察制度沿袭唐代，但后又允许御史兼负规谏的职责，而台谏合一。同时规定宰相无荐举御史人选之权，凡是曾经宰相荐举为官的和宰相的亲戚故旧都不得任御史，而任御史的又必须曾两任县令，这就借以防止御史的阿附宰相，并使御史熟悉地方情伪，具有实际的统治经验。明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宣德十年增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分别负责监察全国十三道承宣布政使司的地方官吏；同时又派遣“巡按御史”巡按各地，纠弹地方官吏是否违法乱科，“大事奏裁，小事立断”⁽⁸⁷⁾，权力很大。在都察院之外，又创建了六科给事中监督并检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吏的行政工作，审核六部的施政奏请，认为不妥当，有驳回的权力，起了对六部行政的复核与钳制的作用。清代的监察制度基本上同于明，雍正以后将六科给事中并于都察院，与十五道（清末增至二十二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分别负责对京畿百官和全国各地官吏的工作进行监督，集中了监察权。

上面略述我国监察制度的沿革和职掌，它虽为皇帝的耳目，以防范官吏的为非作歹，但政权的运用必须赖有监察机关进行监督，然后权力才不至于滥用，不仅对于整饬封建法纪和吏治起了作用，并且在客观上约束了官吏的专横，对人民还是有好处的。

五、整饬吏治、讲求效率、严惩贪渎、建立法官责任制度

官吏是执行国家职能和政策法令的工具，地方机关直接统治人民，关系到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有“与朕治天下者其惟二千石乎”之说。为了加强它的统治效能，必须讲求吏治。历代稍有作为的帝王无不注重整饬吏治，而这又与择人、任官、考核和奖惩分明分不开的。择人则从唯贤、唯学、唯识始；任官则因其所长而任职，并信而不疑，使得尽其才能，作出建树；考核则循名责实，无偏无颇，功过厘然。其目的是求得官吏各尽其职，国家机器则运用裕如，民安其业，达到天下大治。封建社会有尊卑、贵贱、良贱的区分，给予不同的社会地位。贵贱指品官和凡庶（良民）的不同。正因为重视吏治，官的责任重大，社会地位高，所以法律对它们要求也高，历来对于枉法、违制、贪污玑职，残害百姓的官吏惩处也严厉。例如唐太宗把各州都督、刺史的姓名写于屏风，“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如有恶迹，即予惩罚。并认为择人任官要慎之于始，“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⁸⁸⁾。“国以民为本”，任官的也应该服从这个大前提。秦律竹简的《为吏之道》，类似后世的《官箴》，对官吏的职责有明确的要求及其奖惩的办法。战国至秦代已建立了官吏政迹考核的“上计”制度⁽⁸⁹⁾，秦律竹简中的《置吏律》《内史杂》《尉杂》《效律》等，已具有类似现代国家中的行政法规，规定了官吏的任用、才能和考课制度。从基层评比到政府机构上计，以其治绩优劣，赏罚分明。汉承秦制，有《上计律》⁽⁹⁰⁾。魏晋南北朝时官吏每年要进行一次考察，决定其升、降、免，考察不实的有处分。隋代在中央确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的机关体系，并减少地方政权机构的层次。规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吏部任免，每年进行考核，刺史、县令等地方官任期三年，不得连任；地方官必须由外地人充当，以防止徇私包庇，并规定每年进行“朝集”（每年年底到中央汇报工作），为后代王朝所本。

官吏处理日常的政务、事务工作，错综复杂，发生失误以及违法犯罪行为，就得对具体事件进行具体分析。行政机构承办人员，如果因公事贻误而致犯罪，得酌情减免或仅予免职。职官犯罪，有公罪和私罪的区别，始自汉代⁽⁹¹⁾，历代沿用，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点。因为犯罪行为在发生之前，犯人一般要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活动。故而立法对每一犯罪行为要研究犯罪人的动机，区别它是有意识的行为，还是无意识的行为，以衡量其责任的大小，裁定其处分的轻重。《唐律·名例》进一步明确“公罪”系指官吏在职务上的过错，而其动机是纯正无私曲的（“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如“同职犯公坐及公事失错”）；“私罪”指私自犯罪，或在职务上犯错误而动机是阿曲涉私的（《疏议》曰：“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对制诈不以实者，对制虽缘公事，方便不吐实情，心挟隐欺，故同私罪。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屈法申情，纵不得财，亦为枉法”）。所以在处罚上，私罪重于公罪，杜绝“开后门”，目的在于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效能，秉公处理，依法办事。

国家机器的运转自如，和发展社会经济有关，古代统治者是颇注意到政府机构与人员的精简以提高行政效率的。以唐初为例，“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⁹²⁾。《通典》载贞观六年，朝廷（中央）的文武百官只有六百四十二员。众所周知，唐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周围各国往来频繁，偌大的朝廷处理成千上万的国内外大事，文武百官不满千员，还出现“贞观之治”。以此可知官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干；机构不在于众，而在于得当。历代稍有识见和有作为的统治者在立法上大都意识到：如果官僚机构臃肿重叠，彼此肘掣，会导致政令不行，人浮于事，伴食无所用心，遇事相互推诿，致使效率低下。尤其因人设事，大量的副职，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不但虚耗国帑，而且其流弊无穷。为了防止政府机构的过分扩大和官吏的无限增加，凡内外百官杂任以上的官吏编制名额必须根据“令”的规定。《唐律·职制》：“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同时，又重视人选，官吏发现人才就要贡举，否则有罚，而贡举又必须有真才实学，否则也有罚，这样既不埋没人才，而又名符其实。《唐律·职制》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最高至徒三年，但“即军务要速，量事权置者，不用此律”。“若考校课试，而不以实及选官乖于举状，以故不称职者，减一等”。当武则天读到骆宾王骂她的檄文，反而惋惜如此人才竟遭埋没，认为“此宰相之过也”是值得深思的。

封建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精兵简政的局面，不得已在法制规定之外，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至于检校、兼、守、判、知之类，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则罢，或遂置而不废。其名类繁多，莫能遍举。自中世以后，盗起兵兴，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矣”⁽⁹³⁾。宋代的官僚机构庞大重叠，官制紊乱，冗官冗禄，这是中央力量孱弱的一种表现，也由此而国势一落千丈。

历代王朝是颇讲究行政效率的，为了防止衙门办事拖沓，法律规定官吏办理公事，都有一定的限期（程）。《唐律·职制上》“稽缓制书”条：“诸稽缓制书者，一日笞五十，一日加一等，十日徒一年。”“其官文书稽程者，一日笞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八十。”这里以司法为例，略作说明。如为了审判结案迅速，免除无罪的久系不决的痛苦，《周书》和《周礼·朝士》《小司寇》就有关于诉讼断狱限以时日的记载。历代对于诉讼的审讯判决为防止“淹禁不久”的荒废生产，都有时间的限制，从而也提高了办事效率与法官的责任感，但惟恐因日程的规定而法官的草率从事，又另外制定了法官失出、出入的责任制度，以相制约，其立法意图是颇为周密的。汉高祖七年就下诏凡“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都要上报⁽⁹⁴⁾。汉景帝曾二次下诏有司所不能决的案件，移送廷尉决定⁽⁹⁵⁾。《唐律》则根据案情的大小繁简，规定日程，禁囚五日一虑，二十日一讯；在京城羁押的囚犯，每月二十五日以前，本司录其所犯案情与囚禁年月以申报刑部。《旧唐书·刑法志》载“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复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复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复不得过七日”。唐朝建国通过隋末大乱而出现“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注重政府工作的效率，限日计程，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宋代限令各州十日一报囚帐，严禁谎报，并不许拖延淹禁，大理寺审理的案件，大事限二十五天，中事限二十天，小事限十天。审刑院复核案件，大事限十五天，中事限十天，小事限五天。金、元、明、清都有断案的程限。这些经验还是值得参考的吧。

官吏的专横、贪暴和玑职是加重人民苦难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国家谋求励精图治，先得饬整吏治，它是“理乱之所系”的一环，因而在法律上严惩官吏的贪污、和违法乱纪的玑职行为。汉律有“主守而盗直（值）十金弃市”⁽⁹⁶⁾和“诸为人请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的律文⁽⁹⁷⁾，汉文帝禁坐赃者不得为吏，东汉则赃子孙三世禁锢。《隋律》对于侵犯国有财产的行为予以严刑制裁，如文帝时合川仓粟少七千石，就将主管国库的官判处死刑。《唐律》严办官吏的贪赃枉法，在我国法制史上首先提出“六赃”⁽⁹⁸⁾的规定，把“盗”和“赃”并列，并且把受财枉法和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同在不予赦免之列。《唐律·职制》禁止官吏任何的嘱咐请托，如受人钱财则处分尤重，特别对于“监临势要”（监临，谓主管人员；势要，指官宦，有权势的）的请托处罚更为严厉。法律特重监临主司的贪污枉法，凡受贿枉法一尺就要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到十五匹即处绞刑，不枉法的，一尺杖九十，一匹加一等，至三十匹加役流。此外，凡监临之官不因公事而接受所监临地区财物的，或利用权势勒索财物，或受牛羊供馈，或借奴婢牛马碾磑之类，或滥设吏目，或自乞取，或干求请托等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惩处。至于明太祖以峻法革除贿赂之风等，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事。

古代法律之所以严惩贪凟枉法，是为保证它的剥削收入，从而统治者既博得“治平”“清明”的美名，又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但是官吏的贪暴恣横是封建官僚政治的必然属性，实践中是不可能杜绝的，相对地来说，由于法律的严办，多少使得官吏有所畏忌，明文规定，多少要考虑行为的后果，加强任职的责任感，不敢肆无忌惮地鱼肉人民，处理事务稍能合乎些情理，这样使人民少蒙受些法外的冤抑和摧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说没有它的积极意义。唐初，据《贞观政要》载“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所以贞观之治与“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不无关系。

犯罪行为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审判工作中要求情伪毕知，量刑轻重适当，确非易事。《尚书》所谓：“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轻。”历代稍具有责任感的法官，大都兢兢业业以“慎刑恤狱”，“平情决狱”自翊，“如得其情则哀矜而无喜”，即使平反了冤狱，也不足以沾沾自喜，因为这正是他们职责所在。历代的立法制律，无不重视法官的审判责任，凡法官违法失职的，故入人罪的，或放纵罪犯的，或对事实的认定和对法律的理解有错误，以致拖累冤抑当事人的，不但法律有惩治的明文，而且还严格地规定了完整的法官责任制度，成为中国法系又一大特色。我国古代如一旦发现冤、错案，则主办该案的官员，就要依法制裁。《尚书·吕刑》指出法官必须操守廉正，执法公平，“五过之疵（弊端），惟官（假借官势）、惟反（对被告以个人恩怨或放纵或打击报复）、惟内（即走内线，通过私人关系接受被告或其亲属请托），其罪惟均（法官受到与被告的同样的处罚）”。秦律竹简《语书》载“凡良吏明法律令”，而“恶吏不明法律令，不智（知）事，不廉絜（洁）……”则予以惩罚。法吏于其所辖地区不能及时发现纠举犯罪行为的谓“不胜任”；明知而不敢处罪的，谓“不廉殹（不正直）”。凡是“不直”（即故意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和“纵囚”（应判刑而不判或减轻情节、放纵罪犯），都要严办。秦始皇时曾将“治狱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⁹⁹⁾。汉代就制定“监临部主，见知故纵”⁽¹⁰⁰⁾和法官“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的律文⁽¹⁰¹⁾，甚至因之可以判处死刑。《唐律·断狱上》规定更为详尽，除法官必须依法定罪（见前）外，凡“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唐律·断狱下》“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刑名易者，从笞入杖，以杖入流，亦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以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各如之。”根据《疏议》的解释：“官司入人罪者，谓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这是指当事人原本无罪，而法官故意虚构事实，或枉法徇私枉人全罪的，即应负全罪的罪责。“从轻入重”，指当事人本来犯的是轻罪，而法官故意判为重罪，应将所处重罪扣除应处轻罪之后的余罪科罚。至于徒流以上的罪，对人身侵害较大，就要以科其以枉入的全罪。“出罪者各如之”，指故意开脱罪名的，也照这样办。《唐律》又规定：“即断狱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即别使推事，通状失情者，各又减二等。所司已承误断讫，即从失出失入法。虽有出入，于决罚不异者勿论。”这是指因过失而入人罪的，减故入人罪三等。而失于出的则特减五等，假如尚未将犯人放免，放而复回，或囚人死亡，更将失出失入的罪责各减一等。“即别使推事”条，指重经审理还不能获知其真实情状以致失出失入的，又各减二等。已判决而发现错误，刑名虽有出入如处分相同则不论罪。基于上述规定，如法官故意违法判决，就依据其判决的轻重失当而处分，即使是过失误判的，也不能诿卸其责任，仅予以减轻论处。宋明清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有制度总比无制度好，有了缜密的制度，办案人员总要考虑行为的后果，工作会深入细致些，多少可以减些畸重畸轻的判决和“覆盆之冤”吧！

以上略述我国古代法制中值得借鉴的五方面，侧重于司法上，限于篇幅，还有许多没有涉及。我们坚决反对“颂古”的复古主义，特别是我国封建主义统治了几千年，小生产的家长制在长期内占优势，当前摆在我们的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批判封建法制的残余流毒，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对此笔者拟另文述及。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经验与教训二者不可分割。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都不能割断它的历史，尽管新旧法制属于不同的对立的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在古代法制的实践中，长期积累的某些经验我们也不能忽视，诚如董必武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还吸收了我国历史上和国际上对于人民有益的法律”。这就必须认真总结古今中外的法制建设的经验，吸收“合理的内核”来健全我们的法制，更好地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注释】

(1)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董必武同志《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2)这涉及法律继承性的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8页。

(5)《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304页。

(6)见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

(7)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51页。

(8)《商君书·壹言》。

(9)《论语·卫君》。

(10)《沦语·颜渊》。

(11)《孟子·离娄上》。

(12)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董必武同志《在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军事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

(13)《左传》昭公六年。

(14)《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15)见《古代城市》第三卷第十一章。英国学者亨利·梅因的《古代法律》谓一切国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经过了一个秘密时期。

(16)《商君书·定分》。

(17)《商君书·定分》。

(18)《商君书·定分》云：“诸官吏及民间有问法令之所谓也，于主法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问之法令明告之，各为尺六之符，明书年、月、日、时，所问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皆以吏民所问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

(19)前句见《韩非子·难三》，后句见《韩非子·定法》。

(20)《旧五代史·刑法志》。

(21)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夫国之常刑，而又岁岁布之于邦国都鄙，何哉？刑虽有常，亦当量时而为之轻重，然恐民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既布其制，又悬其象，所以晓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延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非谓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章氏丛书》《检论》卷九《论商鞅》“：独其当官则正如檠榜而不可冩。……政令出内，虽乘舆（皇帝）亦不得违法而任喜怒，其贤于张汤之人主意以为高下者亦远矣。”

(22)《晋书·刑法志》。

(23)详见《明史·刑法志》。

(24)见《晋书·杜预传》《上律令注解奏》。

(25)见《晋书·刑法志》引张裴《律表》。

(26)以上俱见《汉书·刑法志》。

(27)以上俱见《汉书·刑法志》。

(28)《旧唐书·刑法志》。

(29)《明史·刑法志》。

(30)《商君书·开塞》。

(31)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贞观元年；卷一九四《唐纪》十贞观十年；卷一九六《唐纪》十二贞观十五年记事各条。

(32)《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

(33)《旧唐书·刑法志》。

(34)《王制》：“成狱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正以狱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

(35)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法律问答》和《封诊式》中某些律文。

(36)《汉书·循吏传》。

(37)《史记·夏侯婴列传》《集解》引邓展云：“律有故乞鞫。”《索隐》：“案晋令云：狱结竟，呼囚鞫语罪状，囚若称枉、欲乞鞫者，许之也。”“乞鞫”也见于居延汉简。《周礼·秋官司寇·朝士》郑玄注：“在期内者听，期外者不听，若今时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

(38)见《汉书·于定国传》、《后汉书·郭躬传》。

(39)《宋史·刑法志》。

(40)《宋史·职官志》七。

(41)《周礼·夏官·太仆》郑众注。

(42)《汉书·刑法志》。

(43)《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四》“邀车驾挝登闻鼓”条。

(44)《唐律疏议》卷二四《斗讼四》“邀车驾挝登闻鼓”条。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578页。

(46)《隋书·刑法志》。

(47)参见《新唐书·刑法志》、《旧唐书·刑法志》、《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

(48)《贞观政要》卷八《论刑法》。

(49)《汉书·隽不疑传》颜师古注。

(50)《元史·刑法志》。

(51)《明史·刑法志》。

(52)《民主与法制》谢觉哉日记抄，载1978年12月28日《文汇报》。

(53)见《列宁文选》两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448页。

(54)《商君书·刑赏》。

(55)《韩非子·有度》。

(56)《慎子·君人》。

(57)见《尹文子·大道》。

(58)《汉书·萧望之传》：“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于法不壹也。”《汉书·贡禹传》上疏云“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吕温《和叔文集》卷一〇《复汉以粟为赏罚议》：“俾其纳粟除罪拜爵，以罚人则废法，以赏人则废功，以储蓄则废本，但沮劳惠奸，而怠弃南亩也。”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五《明流赎之意》：“如是则罪之疑者，富者得生，贫者坐死，岂圣人之刑哉？”

(59)《商君书·刑赏》。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第292页。

(61)《商君书·修权》。

(62)《韩非子·难势》。

(63)《唐律疏议·名例》。

(64)《管子·任法》。

(65)《慎子·明法》和《慎子·君人》。

(66)《韩非子·用人》。

(67)《新唐书·赵冬曦传》。

(68)《晋书·刑法志》。

(69)《唐律疏议·名例》。

(70)《明史·刑法志》。

(71)《墨子·法仪》。

(72)《史记·商君列传》。

(73)《郑魏公谏录》卷五。

(74)王夫子《读通鉴论》卷二三。

(75)王夫子《读通鉴论》卷二八。

(76)《贞观政要·公平》。

(77)《淮南子·主术训》。

(78)《汉书·文帝纪》。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6页。

(80)《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80页。

(81)《白氏长庆集》卷四八《论刑法之弊》。

(82)《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议》载“六条问事”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弟怙荣势，请所托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83)见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〇〇。

(84)《唐六典》卷一三。

(85)《左传》昭公二十年：“君之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之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

(86)顾炎武《日知录》卷九《封驳》。

(87)《明史·职官志》二。

(88)《贞观政要》卷三《论择官》。

(89)《韩非子·难二》：“李兑治中山，苦陉令上计而人多。”《淮南子·人间训》：魏文侯时“解扁为东封，上计而入三倍”。

(90)详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律名考》。《史记·范雎传》：“王稽拜为河东守，三岁不上计。”《集解》司马彪曰“：凡郡长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常以春行所至县，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秋冬遣无害吏案讯，问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遣吏上计。”

(91)详《九朝律考》卷一《律令杂考上·公罪》条。

(92)《新唐书·百官志》一。

(93)《新唐书·百官志》。

(94)《汉书·刑法志》。

(95)《汉书·景帝纪》。

(96)《汉书·陈万年传》注，如淳引律。

(97)《汉书·恩泽侯表》注，如淳引律。

(98)“六赃”的名目始于唐，为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一般指官吏而言《，明律》为监守盗、常人盗、枉法、不枉法、窃盗、坐赃。

(99)《史记·秦始皇本纪》。

(100)《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四《律令杂考上》。

(101)《汉书·功臣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