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于坚持高雅文化从而具有精英主义嫌疑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一直是以他们心目中的高雅文化为参照标准的，他们之所以对大众文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部分地是因为对高雅文化的过于坚持。如前所述，推崇高雅文化的自由创造性、超越批判性本身具有合理性，但是如果过于坚守则不免陷入精英主义的错误。

他们站在精英主义文化观的立场上，过于强调文化的自由、超越性质，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简单划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刻意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挖出一条壕沟。正如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所指出的，《启蒙辩证法》的局限之一就在于它的主体的自律／他律的二元对立模式，主体要么存在着，要么被消解。^[33]“这种对主体的二元对立分析导致对主体认知的简单化，而在这简单化二元化的模式中无疑潜隐着对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等级化的价值取向。”^[34]在他们眼中，文化要么是精英文化，要么是大众文化。他们看不到精英文化也有商品化的可能、娱乐的需要，大众文化也能内含批判、超越的因素。

拘囿于精英立场和二元化等级价值取向，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大都对大众文化表现出一种抗拒和鄙视。他们用心目中的高雅文化为标准去打量大众文化，而不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对大众文化作历史的、辩证的深入研究。他们要捍卫高雅文化本身这一点没有错，但如果因为对高雅文化的坚持而看不到大众文化作为历史必然性现象的进步性，就不免陷入精英主义的错误。况且，历史上出现过的高雅文化大都是贵族阶层的文化，广大普通群众对于高雅文化几乎没有参与的能力和权力；而大众文化却与普通大众有天然的亲和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大众的文化需要的。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这种简单的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不客观的。事实上，大众文化为了占领市场，也在努力提升自身的文化品位和人文内涵，其中不乏优秀的、反映社会现状和大众生活状态及大众精神诉求的大众文化作品；而精英文化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适应当今文化市场化的趋势，也逐渐摆脱了艺术圣殿的局限，走向通俗化与大众化。因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我们应该立足整个文化领域的变化和趋势，而不应仅把批判性、超越性局限到高雅文化，把操控性、平面性、标准化局限到大众文化。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崇尚文化的自由、超越和批判性，对他们心目中具有这些特征的高雅文化推崇有加。他们对于文化的自由创造性、反思超越性的坚持，体现了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关怀，对社会不合理的现实的关照。这种人文精神不但具有历史合理性，而且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是他们对于高雅文化的过度坚持，使得他们的理论立场不可避免地发生偏差。因过度迷恋古典和传统文化，他们容不得与此类文化形式和风格不同的大众文化模式，并对之加以大力批判，致使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