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因素的作用与文化精英主义

战争因素的作用与文化精英主义

上述观点可以从很多方面予以反驳。阿多尔诺的理论结合了唯理论、韦伯的现代人困境论（取了韦伯本人未必同意的最悲观的版本）和马克思主义的商品崇拜论，^[2]是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理论的延伸。卢卡奇的《小说理论》（1916）最先把布尔乔亚小说的内容理解成经济世界的投射。福楼拜和巴尔扎克小说里的浪漫主人公生活在一个堕落、解体、价值虚无的世界，这就是被艺术抛弃、荒漠般的商品世界的投射。这种理论的问题是，它基于非常忧伤滥情的罗曼蒂克预设，即曾经有过一个充满意义的本体世界，后来一切走向衰败，价值也消亡了。呼唤革命、把世界从资本主义的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样的号召不是天真的乌托邦（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就是反动的存在主义（退回到美好的从前）。

显而易见，法兰克福学派理性主义世界观的极端悲观色彩与他们经历的时代有关。“二战”给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创伤，大屠杀更让他们普遍对现代性持悲观态度（阿多尔诺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否定辩证法》中写道，必须“永远思考和行动，确保奥斯威辛不会重演”）。在他们之前，卢卡奇也说过，他的小说理论的出发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永远笼罩在他心头的绝望”。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娱乐传媒的表现被看成是诱骗民众，其目的是掩盖纳粹主义抬头，纽约生活又迫使流亡知识分子直面令人困扰的美国大众文化。所有这些合在一起，让他们作出了敌视传媒的判断。阿多尔诺对广播、电影和那些被认为“流行”但是相对而言还比较贵族气的文化形式（如爵士乐）打心眼儿里反感。他把最精彩的研究留给了自己感兴趣的音乐（“古典”和“当代”），其他形式在他眼里就是大杂烩。正如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言，阿多尔诺对艺术的态度有明显的精英主义色彩，他拒绝一切与享乐、与即时享乐有关的经验。快感就是遗忘自我和自己所处的社会处境，就是默认现状。艺术应该是谴责者，应该是“否定”的，所以必须与享乐保持距离，坚持道德上的苦行和审美上的克己（抽象绘画和新小说就说明了这一点）。谁要是谈论快感，比如说耳朵的快感，就会“一开口就把自己出卖了”，就暴露出布尔乔亚对艺术知识化的反感。“布尔乔亚渴望生活俭朴而艺术丰盈；其实最好反过来。”（《美学理论》，1970）。不过，阿多尔诺也承认，艺术俭朴的经验是有局限的：“如果快感被贬到最低，那就无法解答艺术品的存在到底有何用途的问题。”（《美学理论》）。阿多尔诺拒绝快感，主要是出于对知识分子所不能掌控之物（如情绪）的警惕。就这一点而言，阿多尔诺与柏拉图一样，柏拉图也希望将艺术置于监护之下，并将诗人逐出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