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勒庞的理论中，理性与心理相对，他肯定理性、否定心理。但同时他又认为，社会的事件和行为又被过去所决定，为人们的心理所左右。革命、战争以及群体聚集所带来的破坏力皆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勒庞对未来基本持悲观态度，但悲观之中又透露出些许的乐观。他提出一些节制人们心理的措施，总体可归纳为制度、教育和领导。
勒庞相信制度会对人们的本能有所约束。就国家来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制度，英国的国民“受社会约束的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情感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11]。但是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只是解决了内部的纷争，要防止像一战这样的人类悲剧再次发生，他主张应该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类似的政府和制度。勒庞相信，舆论的力量越来越重要，法律的力量将来会更多地促使公众达成一致意见，而不是枪炮。如何做到此？1902年，由十多个国家派出代表参与了布鲁塞尔会议，专门就糖的自由贸易签订了《布鲁塞尔公约》，取消了各缔约国对糖出口的补贴，而由各国代表组成的特别法庭所颁布的法令，各国必须遵守。受此启发，他认为将来新的法律应该包括建立一个类似的国际政府，该政府与当时的国联不同，国联对各国并没有实际的约束力。而未来的国际政府，法律应该赋予它一定的权力，这就是要求加入该国际政府的国家要让出自己的部分主权。[12]
同时，勒庞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也是保持未来理性思维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现代改革最需要做的就是教育系统的全面改革，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性格，创造出理性的生活习惯以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13]以一战为例，他认为战争的爆发，让人们认识到心理在战争行为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传统教育在塑造国家性格和民众行为方面的不足。[14]
但是如何做到制度的建构和教育的实施呢？勒庞把希望寄托在领导身上。他把群众看作是一群无知无能、只知感情用事的家伙。勒庞是一位精英主义者，肯定了英国的精英政治。与拉丁国家的民主强调社会平等不同，英国的民主涉及平等时，只是强调机遇的平等。相反，他们却突出了自由，这种自由是为优秀的人开放的，但却不利于弱者的生存。对于勒庞来说，正义意味着“强力和权利是等同的”。权利如果缺少了强力是无法得到保证的，他说，如果一个相信权力和正义的国家，解散了军队，很快就会被邻国攻击。决定世界命运的是最强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15]群体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完全在于领导的作用。
尽管勒庞的思想有多种属性，但是这几种属性又是相互关联的，自由主义代表了他对社会的评判标准，心理决定论代表了他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模式，而精英主义则代表了他对未来社会的建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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