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组织的壁垒

“‘组织是否重要？’对这个问题历时已久的研究明确作出回答：在组织领域里，组织事务指的是媒体的组织以及代表组织权力和影响的最重要的人物。他们设计了组织路径以适应报纸既定的需要；组织结构取决于报纸的当权者，在他们认为必要时，组织结构会被改变。”[1]

都市报目前实行科层制组织结构，即纵向分权，横向分工。“科层制是一种以正式规则为主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组织具有细密的分工和复杂的规章制度体系。”[2]科层制作为当今社会普遍采用的管理方式，其主要特征是“（1）权力分层，职务分等；（2）因事设职，专职专人；（3）量才用人，按绩晋升；（4）规章成本，按章办事；（5）公文往来，言行有据”[3]。

20世纪80—90年代，都市报版面较少，一般以四个版面为主；编辑记者也较少，一般在几十人左右的规模；报纸的部门设置也较为简单，以新闻部、副刊部、热线部、文体部、群工部为主。科层制的管理方式专业分工明确，效率较高，执行力较强，对当时都市报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生态与用户需求发生了变化，从标准化产品转向定制化产品，“使用体验”和“一站式服务”受到重视。这些变化促使传媒组织运行机制从效率优先、执行优先向服务为先、综合为先转变。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活动策划、广告经营需要跨部门的沟通合作。但在目前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下，报纸的设置结构仍然沿袭着传统的部门设置，只是增加了部门设置的数目，细化了职能分工而已。

一、科层制的缺陷

在科层制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中，权力越往上越集中，命令越往下越分解。这一组织结构的弊端在于：（1）增加了沟通困难，层级越多，信息在上传下达中越容易失真，导致决策失误和执行偏离；（2）增加了条块分割，过于强调部门分工，使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沟通，竞争有余，合作不足；（3）容易导致“官本位”出现，权力的分层强化了等级观念，使职位的争夺成为内部运作的动力之一。科层制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分化导致的视野窄化。都市报的权力分层在采编方面从上到下依次为总编辑、副总编辑、部门主任、记者/编辑四个层级。其中，总编辑全权负责整个报社，副总编辑分管两到三个业务部门，部门主任管理各自部门中的记者、编辑。都市报组织结构的纵向分工体现在部门设置上：以总编室（要闻部）、时政部、经济部、机动部、文化部、体育部、特别报道部等为主要新闻采编部门，每个部门都有明确的职能分工。都市报在采编、经营上实行“两分开”政策，这虽然保证了新闻采编的独立性，但也对采编与经营之间的沟通交流造成了明显的障碍。

每个新闻采访部门都对应着相应的政府部门和行业，每个政府部门和行业又有对应的“跑口”记者，这样新闻采访权就被细化到了一个个具体的记者身上。在传统新闻竞争中，采访权的细化对于都市报争抢独家新闻具有重要影响。每个记者只要做到“守土有责”，报纸就不会漏稿。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争抢独家”的现象被不断消解，并最终导致“跑口”记者出现报道领域的限制，采访视野不断窄化，缺乏合作共享意识。记者采访的稿件内容往往是某个领域的新闻，但同时又包含着其他领域的信息要素，对于这些丰富的信息，记者就可能将其作为不相关的冗余信息而主动筛除，结果造成新闻资源的浪费，使新闻内容品质降低。

二是“门户之见”导致组织协调困难。不仅仅记者、编辑被细化、分化的岗位职责所限制，报社的中层甚至高层管理人员也容易陷入“门户之见”。通常情况下，报社的一名副总编辑分管两到三个业务部门，业务部门主任只对分管的副总编辑负责。一旦涉及跨部门的合作，部门主任就需要副总编辑之间甚至总编辑的协调。

这种协调带有个人性、短暂性和随意性。协调是否顺畅以及合作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个人意志，协调的驱动力过度依赖领导的个人能力，而不是自下而上地源于报纸对用户需求和市场变化的自觉反应和自动执行。科层制下，协调的方式主要以会议实现，成效具有即时性而非长久性；组织协调的适用范围多为重大突发性事件，而非日常新闻报道。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很多都市报集全社之力，派出报道团队赴四川采访，推出了专版、号外，组织街头募捐活动，组织赈灾义演等，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然而，其实面对市民平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才是都市报的常态。如何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似单调重复的生活中更好地服务市民，才是真正考验都市报办报水平的关键。

三是官僚主义作风滋长。科层制本质上要求对上负责，这就决定了很多决策不是根据市场变化和用户需求，而是为了满足上级要求而作出的。比如，某家省级都市报的前任总编“机械”地执行上级办报意图，记者、编辑怨声载道，但又不得不执行。后来总编更换，于是办报方针完全改变。官僚主义还体现在具体的办报实践中，领导重视的新闻就“重做特做”，不仅版面多，而且篇幅大。用户需求让位于领导要求。在科层制的结构中，个人工作的评价和个人升迁不取决于用户，而是由上层领导掌控。

二、科层制对转型的影响

都市报转型的关键在于调动来自内容、服务、渠道、终端等多个方面的资源，以此重构报纸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而要调动多方面的资源，则需要建立一个资源自由流动、不断组合裂变的资源整合机制，从而实现“1＋1＞2”的效果。科层制本身存在的弊端阻碍了资源的流通、信息的共享和创新精神的发扬。

科层制还导致都市报资源的碎片化分布。报纸经营部门拥有一定的广告客户资源，采访部门拥有相应的政府和行业资源，编辑部门拥有报纸的版面资源，新媒体部门掌握着网络资源。虽然这些部门在隶属关系上都从属于同一张都市报，但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具体利益，缺乏主动合作的精神。分散在各个部门的资源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这无疑对盘活资源是一种浪费。都市报在多年来的办报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比如高考时推出高校报考指南；冬季供暖季节推出供暖服务指南，开通供暖服务热线等，很多措施做到了市民的心坎里。然而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只限于某个承接部门，缺乏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共享。如果把高考报考指南、供暖服务指南与报纸的App软件相结合，就会大大提高App软件的服务性，增强用户黏度，同时也会让这些纸质的服务指南在网络上具有更长的生命力。

科层制导致了都市报信息资源的孤岛式存在。在科层制结构中，权力垂直运行，记者、编辑对所在部门主任负责，部门主任对分管领导负责，分管领导对总编辑负责。权力的垂直运行，使来自采编一线的信息只能在部门内部流动，无法在部门间交流共享，成为“孤岛”。例如，当经济新闻部的一名记者获得一个新闻线索时——某省要召开全省民营企业家大会，该记者便把这个新闻线索上报给部门主任，部门主任会上报给分管领导。而这个时候时政新闻部正打算联系一位知名企业家进行采访（按照正常采访程序，约到这位企业家当面采访的机会很小），而广告经营方面正打算与一些企业家商谈广告合作的事宜（通过正常的途径，广告业务人员很难见到这些企业的负责人）。这条新闻线索能否跨越部门界限成为一次多部门的合作，完全取决于经济新闻部及其分管领导是否与其他部门共享信息。而此时的信息分享取决于人的主观因素，而不是制度的刚性约束。

科层制导致从业者安于现状的心态居上，创新精神不足，这与转型所需要的勇于尝试、敢于失败的精神相背离。“科层制要求成员严格按规则办事，以保证组织效率。但长期受规则的限制，人的主动性和革新精神逐渐泯灭，管理人员容易变得目光短浅、不近人情、打官腔、缺少生气。”[4]

报纸转型在世界范围内仍处在一个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只有鼓励尝试，允许失败，才可能有所收获。科层制看似职能分工明确，实则限制了超越职能分工外的创新，更适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型员工。

[1] 屠忠俊：《南十字星座下的新闻学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2]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3] 吴增基、吴鹏森、苏振芳主编：《现代社会学》（第5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155页。

[4]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精编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