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特征与作用

（三）方志的特征与作用

地方志与一般史地学著作不同，它具有记述的广泛性、地方性、连续性诸特征。明代永乐以后官修的志书，记述范围一般均遵永乐十六年颁布的修志凡例，各地根据地方特点，修志时增设类目，有所侧重。如万历《广平县志》设《人民志》，正德《大同府志》别立“烽堠”一门，嘉靖《宁州志》有“阴阳医学”一目，嘉靖《增城县志》卷十九为“大事通志”，这些都是明代方志中所少见的。

天一阁目前收藏的嘉靖《雄乘》、《吴邑志》、《昆山县志》，万历《黄岩县志》均详载治水文献。隆庆《赵州志》记隋代安济桥，嘉靖《寿州志》记淮南第一桥，均是有关我国桥梁工程的历史资料。嘉靖《许州志》有“戎匠”一目，列有十余种匠人的名称，隆庆《临江府志》有匠人统计数字，涉及的匠人名称有数十种之多，是了解我国手工业发展的有用资料。嘉靖《鲁山县志》、《邓州志》、《临朐县志》记载了当地的矿藏情况，万历《郴州志》卷十一“坑冶”一节，记述了宋明两代矿民的斗争和禁闭矿场的经过。嘉靖《延平府志》、《东乡县志》记述农民起义的经过颇详。嘉靖《惠州府志》、《太平县志》记述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有关起义事件。隆庆《潮阳县志》记载了不少当时广东沿海人民的英勇抗倭事迹以及海上贸易的情况。嘉靖《鄢陵志》记载了嘉靖年间该地大地震的情况。嘉靖《钦州志》“山川”一节中对当地的潮汐情况有详尽的叙述，弘治《宁夏新志》记述明代边疆军事制度、政治制度以及当地军民生活情况。嘉靖《浦江志略》卷三“册籍”一节中收录了明洪武至嘉靖年间浦江县所造的各种文册，有助于了解明代地方官署在田赋、徭役、军民、户籍等方面的管理措施。嘉靖《建阳县志》详记了书市情况和书坊书目，是研究明代印刷史的难得资料。

然而，人们对于地方志史料价值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旧日文人斥之为“下邑陋志”，以为微不足道。近代以来，学者们在“古为今用”方针的指导下，透过浮文偏见，发现蕴藏在地方志里面的资料非常丰富，有关于农民、矿民起义的史料，江河水利、物产矿藏等自然资源的记载，政制沿革、贡赋徭役、科举、学校、民族发展、风俗习惯、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史料，以及天文、地质、地震、旱涝、气候、潮汐等自然科学史资料。因此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称它为“地方性百科全书”。

以前，天一阁收藏的明代地方志很少受人注意，连著名学者、进步思想家黄宗羲于康熙十二年（1673）登阁编目时，也把地方志与“时人之集、三式之书”一样弃之不录。一九一四年，天一阁藏书大量遭窃，过了十多年，杨铁夫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目录》，他在序文中说：“最完善者为地方志一类，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与他书异，他书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书以之考古则有余，以之征今则不足，因为不合时宜之品，其全也固宜。”他不了解明代地方志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以为是“不合时宜之品”，所以不被盗贼所注目，才保存得这么完整。他的话也反映了一部分人对明代地方志的偏见。

明代志书一般均由地方官吏所纂修，纂修者的目的自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然而它保存的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资料，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利用价值。山西、安徽、湖北、浙江、河南等省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地质大队、兰州地震研究所等单位，从天一阁收藏的明代地方志中辑录了大量历史地震资料。河南省水利局从嘉靖《太康县志》等十六部方志中找到四百多条历史旱涝资料。水利电力部华东勘测设计院从浙江、福建、江西三省的方志中辑录了不少洪旱灾害资料。江苏农学院查阅了方志中有关畜牧文献。杭州大学数学系从方志记载的“桥梁”等类目中发掘出蕴藏在里面的数学史资料。上海博物馆和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先后从正德《瑞州府志》等志书中查到了有关瓷器发展史资料。山东师院从嘉靖《兖州府志》、弘治《温州府志》中查核了有关文史资料。自从全国掀起“盛世修志”的热潮以来，历代旧志更成为纂修新志所不可缺少的材料。

为了便于地方志的“古为今用”，天一阁管理部门除了千方百计访归散存在民间的原藏本，做好配残补缺工作外，还配合各地科研单位和图书馆，通过各种复制手段广泛传播这批资料。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一百零七种，一九八九年开始，又陆续影印出版该书续编一百零九种，让这批珍贵的文献资料化身千百，更好地为中外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