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报业的关系

三、政府与报业的关系

清政府最初曾因抵御外侮而提倡阅报，但当它发现民众也通过报纸来讨论国事、批评政府时，开始对报业及其社会影响力感到害怕，并试图通过政权力量对报业进行扼杀，不允许有异己之声出现。

著名报业学者戈公振分析中国官场仇视报刊的心态时说：“盖官权之无限久矣，出一言而莫予敢违，以习惯之所趋，而成为不文之法。今忽有昌言无讳之报馆，与立于极端反对之地位，而时时刺取不可告人之隐事，宣诸万众之听闻，恶其所为，则思去其籍。彼巍然民上之有司，其痛心疾首于报馆欲得而甘心以为快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³³⁾

清政府甚至将打击面扩大到阅报者，一度规定无论是卖报者还是阅报者均将受到严惩。在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社会发展潮流中，这种依靠强权的做法终归徒劳，且更激起民众对舆论的关注和对信息的需求。

清政府压制报业的政策在某些地区并不能真正得以实行，上海即是一例。在政府的残酷打击之下，上海报业得益于租界庇护，真正因禁报而避祸停刊的只有几家，其他停歇的各报则多半有别的原因。至于其他正在出版的各报，几乎没有一家理睬那道上谕的。对清政府企图依靠强制力量压制报业的行径，《字林西报》的总主笔立德禄，曾撰文挖苦慈禧就像英国寓言故事中那个企图用一个拖把去阻挡大西洋潮汐的帕廷顿（Dome Parlington）那样可笑。

清政府对其难于涉及的地区，除创办自身的报刊外，还采取金钱渗透和收买的办法以混淆舆论视听，上海就曾成为清政府施用这一手段的重要地区。⁽³⁴⁾政府的这些做法助长了新闻界道德的堕落。

姚公鹤在《上海闲话》提到，当时报纸的道德已堕落到极点，真正的言论无处可发，由此产生更大的反作用力，导致主张根本变革的报纸应时而生。这种报纸盛行后，全国为之风靡。研究者认为，清政府没有仔细辨别舆论而失去极大的机会来缓和反对派的势力，其实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所主张的政见本质不同，但两派之争执以立宪为前提，如果政府能够真正实现立宪，则根本问题即已解决，革命派之消融或在意中。但清政府名为立宪、实际违宪之事层出不穷，最终立宪派也爱莫能助。及至辛亥革命，即使是立宪派的报纸，也都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³⁵⁾

清政府对报纸的认知一直高高在上，以为可用传统的方式生杀予夺，或是贿赂的方式使其变节，但它的确没有预料到这些报纸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大势及所蕴藏的革命能量。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运动会因外部的压力而停滞不前，但它给社会所带来的新观念、新意识的传播却不会戛然而止，甚或引发更多需求。清政府认识上的滞后及对舆论采取的粗暴行径，使之不能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报刊舆论，更遑论以此调整与社会各方的关系，最终使其越发失去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