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是让人说话的

电视是让人说话的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暨谈话节目研讨会综述

■何勇　潘可武

电视谈话节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各大电视媒体不可缺少的节目类型,深刻地影响着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我国最早尝试这种形式的是上海东方台的《东方直播室》。中央电视台继《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节目之后,在1996年3月16日开播《实话实说》,成为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谈话类节目。90年代以来,各地方电视台也出现过一些谈话类节目,如黑龙江台的《北方直播室》,广东台的《岭南直播室》,广州台的《夜谈》,山东台的《午夜相伴》等。总的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现状是:数量不少,水平参差,处境微妙。

中央电视台于4月上旬举办了《实话实说》暨谈话节目研讨会,一方面介绍了《实话实说》的创办经验,另一方面就谈话节目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谈话节目:把谈话权交给老百姓

时间:(《实说实说》总制片人):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办法就是让人说话。社会的发展使谈话节目在中国成为可能,电视的发展同中国社会的发展,同人的解放紧密相连,可以说,谈话类节目的出现是大势所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一方面长期的封闭使人少有所思或思有偏颇;另一方面,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困惑,人们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因此,就需要加强交流加深理解。

对于电视人来说,他的使命,从历史上看,更重要的不是对某一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记录,而是对身处在这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人的思考过程的记录。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作为我们这一代电视人所该做的事情——那就是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也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我们1993年创办《东方时空·东方之子》这一人物专栏时,选择的就是谈话节目形式。

从《东方时空·东方之子》到《实话实说》有一个过程。在《东方之子》中,我们用真诚和思考与人对话,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留给今人和后人。然而,这种缺乏层次,视点简单,起伏不大的谈话氛围使我们不得不去进一步拓展谈话的空间,以使更多的不同的观点出现,使更多的人们参与响应。于是就有了《实话实说》。经过多年的自我检测和实践,我可断言,说话节目是最能迅速体现作者思想并最大规模影响观众的表达方法。

节目播出后很快引起观众的共鸣,三个月内观众来信大量增加。可以说,实话实说已成为一种文化特征,它是社会的需要,就舆论环境而言前途是光明的。可以换人,换题目,但牌子是不会倒的。

杨东平:(《实话实说》节目总策划):谈话节目在中国能产生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不久以前,面对面谈话出现在屏幕上是不可想象的,以后将有更光明的前景。

怎样认识谈话节目?在国外,谈话节目主要对象为成年人,是为成人服务的。应该说,真正适合于成人的收看的主流节目在中国并没有确立。我国的谈话节目一开始就受到不正确的引导,模仿港台节目的“搞笑”。节目的生命在于内容,而不是形式和包装。我们现在的谈话节目只能称得上准谈话节目,为什么?正常的谈话要有足够的容量,三五分钟勉为其难,50分钟左右才是真正的谈话,有更大的创作空间。

我们是有追求的,目前只是一种演练,期待谈话节目在中国的辉煌。目前的问题还是限制较多。在北京办谈话节目有优势,但也有劣势,地方台有个开明的领导也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办了两年,共100期节目,又到了一个关口:需要有一个认识和提高。心理学上称“高原现象”,提高一步很困难。目前节目质量不稳定,更大方面取决于嘉宾和观众的发挥,离成熟节目比较远。

王韧:(《东方时空》编导,原《东方直播室》创办人):当时创办《东方直播室》是受到东方广鹭电台热线节目的启发。热线节目在听众中很受欢迎,这种不经编辑,原生态的谈话吸引力很大。后来《东方直播室》播出后成为东方台的拳头节目。话题主要是新闻性,老百姓关心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隐蔽性话题。所谓“热话题、大家谈、真善美”:“热话题”指选题;“大家谈”指形式;“真善美”指价值取向,整个节目要有感动人的力量,不能忘记社会责任和文明教化,一个节目同样要言之有物,要有文化品位。

二、美从何来:真实性和平民化

时间:电视的生命就在于有人的说话和表情。电视的特点就是声画并茂,一个人讲话时还能看见他的表情。纪实有过程,谈话也有过程,一边讲故事,一面表现了自己的表情,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杨东平:我们认为《实话实说》的基本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真实性,真实性是它的美学基础,是谈话节目的生命。可以说,《实话实说》本身就很有魅力,因为它表现的是对真的追求。刚刚播出时,观众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好。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套话、假话太多的原因,真话只有在家里才听得到,有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对人们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在具体操作上,首先要保证事件的真实。人在生活了多年以后,习惯于戴上面具说话,应想办法保证他讲真话。事件的真实性,在前期就应调查清楚。其次是谈话过程的真实性。正常的谈话是不可重复的,没有排练,一次合成。要采取措施防止双方认识,没上台就辩论了,直播以后真实性会受到影响;另外,有些人比较容易改变自己的观点,要防止嘉宾、观众彼此认识,防止预先沟通观点。

二是平民性。这是《实话实说》的价值追求和审美追求。我们特别注意防止它成为专家论坛,专家可以坐在观众席上作为重要观众,适当的时候可以发表意见。所谓“美在人间”,必须加深对民间趣味的理解和对民间语言的认可。一位穿着朴素的农妇上电视,我们就让她以本色出现,老百姓的语言,比专家更美更实。因此,我们坚持如下原则,一不是官方论坛,二不是专家论坛,三是谈话过程主要由老百姓去完成。

除了真实性与平民性之外,娱乐性、新闻性、思想性等都要考虑到。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真实性与平民化。

王韧:本来以为谈话节目电视本体最少,不需要蒙太奇等手段,但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说话节目中镜头的运用仍然十分重要。一场好的谈话有非常好的节奏,包括内在节奏和外在节奏。内在节奏指逻辑、层次;外在节奏如时空转换、镜头切换等。表情特写、反应镜头运用得恰到好处,对于表现主题十分有用。

我认为每个谈话节目都应成为一篇文章,一篇好文章,有详略、有闲笔,谈出精、气、神。当然,最重要的是谈出文化品位,言之有物。《实话实说》的一大特色就是纪实性和真实感,唯其如此,才会有感动人的力量,才会赢得观众。

三、主持人:心态在先,技巧居后

崔永元:(《实话实说》主持人):小时候喜欢看电影、电视、话剧,没想到成为主持人。时间曾说:“谈话的节目,不是谁想干就能干。”我平日里并不善于表达自己,一到节目现场反倒能说。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希望来个笑话,轻松一下气氛,我很紧张,但没有人安慰你。在紧张的条件下,只好表现自己的本色,用自己的本色来面对观众。如果观众能够接受,我就承认,这就是我的风格,要么出名,要么回家。谈话性节目很真实,装饰少,做长了倒发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比其他节目主持人更容易干。谈话节目主持人要把握两个前提:心态和技巧。心态放在前面,技巧放在后面。节目样式决定主持人的心态,谈话节目就需要平民心态。在中央台有一个平民心态很难。杨澜说:“媒介带来的关怀,很容易使人沾沾自喜。”这是没错的。

在节目制作过程中,非平民心态对节目有非常不好的影响。以前节目里主持人出场就鼓掌,没有缘由,后来在后期制作时就剪掉了。演播馆没有谈话氛围,必经热场,即用一定时间同观众沟通,进行一些交流,主持人与观众平等,那么观众就可以以平等的心态,以同学、朋友的身份同你聊天,那么你也成了一个普通的人,谈话才能正常进行。

有人问谈话主持人有没有风格。我认为所谓风格就是你自己。节目中的人和生活中的人没有不同,否则就有装饰成分。强调个性、自我,可能会有缺点,但这些缺点也可以当做特点来看。谈话节目要塑造一个真实主持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一个普通人没有区别。

王韧:主持人角色的把握十分重要,主持人要怕电视,而不能居高临下。要想想你在自己家客厅里会这样与客人讲话吗?谈话节目的演播馆就要形成客厅一样的平易气氛。编导要给主持人找老师上课,提高主持人的认识和素养,维护主持人的形象,因为整个节目最终落实在主持人身上完成。

崔永元:各栏目都使用技术手段,我们的节目以“淳朴”独树一帜。话少,但很精练。你身上有缺点,不要紧,从今天起,把它看成是自己的特点而不是缺点,但千万别以此为借口,而不去改正它。

下面谈谈主持的技巧。在谈话中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真诚。只要坦诚,什么时候都不会错。巴甫洛夫说过,永远不要企图掩饰自己知识的缺陷。真诚以敬业为前提。有时我也无意识地想保持自己的完美,一般观众可能觉察不到,但你可能伤害有心的人。从观众来信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批评十分犀利。观众只要求你做一个人,一个不错的人,而很少以主持人来要求你。

另一个原则是放松。不放松首先受害的是主持人。怎么放松?用自己习惯的方式谈话,而不是模仿他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擅长的谈话方式。

为了谈话真实,主持人一般不同嘉宾谈话。一般由策划先了解嘉宾的情况,然后再反馈给主持人,其中包括嘉宾喜欢以什么方式谈话,在现场便于操作。《日子》中的高大全就是一个典型的独白型谈话者。因此,在谈话中要考虑到个人的谈话习惯。

要营造一个正常的谈话空间,主持人是穿针引线者,必要时对事实进行小结。主持人更多的时间是在听,听对方谈话的意思和意味,不要着意于自己讲什么,而是首先保证嘉宾讲得好。不能要求所有谈话都与主题有关,但要注意引导,引导观众进入合理的流程。当然,要尊重现场的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不能因为要达到效果而伤害他人。不要开过分的玩笑,以同父母、兄弟可以讲的话来约束自己。

总之,当了两年主持,只希望在《实话实说》能体现我的本色,永远保持平民角色。

四、面临无话题的危机

杨东平:话题选对了是成功的一半。目前《实话实说》的话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新闻性、社会性的热点话题,这类话题较容易为观众接受,例如王海打假、高考、大白菜、电视剧《水浒传》等;二是社会性问题,如环保问题,克隆现象,红包问题,房子问题等;三是关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话题,如吸烟、美容、收藏、结婚等;四是婚姻家庭类话题,如夫妻关系、黄昏恋、早恋、父母之间、父子母女之间等;五是教育类话题,多是与儿童打交道,禁区少,小孩子讲的是真话;六是主旋律话题,如热爱生命、你好香港、精神文明、下岗再就业等。目前,节目也面临着无话题的危机。主要表现在话题还嫌狭窄,文化、科技、经济类话题少,主持人的风格也受到限制。

时间:节目样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讨论型节目,对焦点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比较火爆,多种声音正是媒介现代性的标志;第二类是个案型的节目,着重讲一个人的故事,观众比较感兴趣。个案身上也应该有引起争论的东西,吸引观众的参与。

杨东平:个案型节目也分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展示,如《日子》中高大全的叙述;二是群体展示,即对一个问题共同展示,如怎么面对癌症。对个案型节目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最初要求离奇,有情节。这最大的缺点是现场观众就变成了听众,交流少了,像听报告,主持人只能做一些穿插。后来在定选题的时候,就注意那些可以让观众参与的个案。例如《父母之间》、《婚姻调试》,观点的冲突就很大。

五、思想性: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

时间:为了使我们富有想象力,使节目有思想性,我们始终同文化精英保持联系。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关注社会、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多年的经验表明,单纯电视人做电视,可能会很好看,但不可能有思想。

郑也夫:(社会学者、《实话实说》策划):学者与媒介结合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摸索出一套规律。作为学者他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而当他进入媒介以后,他的独立性会受到影响。因为电视是一种合作性的项目,他的许多想法就很难实现。在《实话实说》节目里,我发现这里没有“大爷”,没有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专横的作风,而是平等的交流,这是我介入媒介的原因。我认为《实话实说》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严肃之中有幽默,保证了一定品位;二是谈话不是预先安排,而是即兴的、随机的和未知的,从而是刺激的。它把生活的原汁原味搬上了荧屏。经过了这么一段时间,我认为谈话节目的关键在两点,策划和选嘉宾。目前有些节目在台词上花大力气,而在选嘉宾上很粗心,这就很容易失败。

杨东平:策划主要是提供背景和大的框架。前半年策划案处于决定位置,要求主持人严格按策划案来展开,但收效不大。事实上策划案的作用只是为主持人准备资料,开始还设了“托儿”,崔永元很反感,也就不用了。目前,逐渐变成了主持人中心制,必须是他喜欢的,接受的,因为现场实际上仍取决于主持人的发挥。

策划的任务除了开座谈会,讨论选题之外,选择嘉宾和观众也是十分关键的工作。除了话题本身,好的谈话者也很关键。目前我们设立了挑选嘉宾和观众的机制,一方面通过公共媒介吸引参与者,另一方面通过多种途径广交朋友,请朋友推荐更多的谈话者。

在研讨会上,时间的一段讲话很有意思。他说:“改变国策是我的理想,但现在对《实话实说》改变国策已失去信心。”目前的节目“主要是提供人生经验,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但至少可以改变个人”。

那么《实话实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电视本身来说,是工具潜力的一次突破性发挥;对电视人来说,是找到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即“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对电视观众来说,先是有了一个说话和说实话的地方,其次是锻炼了和培养了说话和说实话的能力和思维。

时间说过,人的说话依赖于他所生存环境的健康和开放,那么同样,健康和开放的生存环境更依赖于人的说话。人们最终会明白这一点。

有一位学者说过,媒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传播了什么,更在于它本身是什么,它本身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

社会学者周孝正在研讨会上推荐了《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一书。书中介绍了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有罪,但他们对法庭裁决辛普森无罪释放却并无异议。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寻求的是“公正的审判”,而不是寻求正义。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保证手段的合理性,而后者强调目的的合理性。这同样有两个不同的结果,前者是“宁可错放一千,也不错杀一个”,后者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它证明了叔本华的这句话:“任何意图对于正确见解说来,总是危险。”同样,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将发现《实话实说》的意义所在。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充满着矛盾,谈话节目本身也同样如此,表现出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矛盾。这两者的二律背反充满了悲剧色彩,因此时间在描述他的理想逐渐破灭时显得十分无奈,同时,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又给他带来了希望。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电视人时常觉得自己受到的限制太多,但从另一个角度讲,限制多了,是不是责任就少了?有思想有信仰的电视人也少了?改变环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但实话实说却需要社会责任和人文意识的不断灌注。

客观地说,《实话实说》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谈话节目。原因之一,它是后期合成,没有直播;原因之二,它还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架构。从形式上说,它还未从《东方时空》的大框架中分离出来;从内容上说,具体话题还有待进一步转换,个案讨论为主只是权宜之计,不失为说话方式之一,但针锋相对的观点辩论才是谈话节目的本色。

电视人还应该了解,《实话实说》是为了建立一个道德论坛还是着力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是鼓励人们追求某种终极目标还是强调为各种价值合理性追求提供制度保证?

形式的存在迫使我们去追求内容。《实话实说》的意义正在于它本身。借用杨东平的一句话结尾:“当我们都能成熟自信、开放自如地在电视上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时,将标志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达到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