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苏轼悠然自在地过着田园生活，又接到了重新起用的诏令

正当苏轼悠然自在地过着田园生活，又接到了重新起用的诏令_

这时，朝中政局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年仅十岁的哲宗不能亲政。自从三月初一，神宗病重无法视朝，应群臣的请求，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太后的政治态度十分鲜明，十几年来，她一直坚决地站在反变法派的一边。神宗去世不久，她便传下诏书，批评熙宁、元丰时期的政治，将以“母改子政”的形式改变神宗的既定政策，这在“以孝治天下”的封建时代，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群臣之中，无人敢公开非议。高太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即是起用司马光。三月十七日司马光应诏入京，五月二十六日拜门下侍郎（副宰相），第二年（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闰二月二日，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宰相）。北宋历史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史称“元祐更化”。

元丰八年夏天，北宋政坛已是雷声隐隐，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元祐更化”的前夕，政局将变而未大变的时期。当时的执政大臣既有反变法派的司马光，又有变法派的蔡确、章惇等，双方力量暂时处于均衡的状态。前者积极酝酿废除新法，后者则竭尽全力组织抵制。三月，司马光刚刚应诏入京，就上疏要求下诏广开言路，以制造反对新法的舆论。但是直到五月才拟出诏令草稿，蔡确还在草稿上加了一些威胁上书言事者的话，在提出征求直言的同时，还要求“以六事防之”，如不能“观望朝廷之意”等，暗示人们，一旦说得不对，便当治罪。司马光坚决反对这份草稿，认为这实际上是禁止人们“言新法不便当改”，建议删去此段。高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诏令一经发出，朝野上下纷纷议政，上书者多达数千人。

在这风云变幻的日子里，苏轼正悠然自在地过着田园生活。他虽也细读每一份邸报，关注着朝中发生的一切，但却并不轻易发表意见，还写信劝朋友不要非议新法，他心甘情愿地置身于政治的漩涡之外，做一个超然闲逸的旁观者：

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www.guayunfan.com)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

坐观邸报谈迂叟（司马光），闲说滁山忆醉翁。

此去澄江三万顷，只应明月照还空。

——《小饮公瑾舟中》

他不时地往返于真州、润州之间，和相知相得的朋友作愉快的短途旅行：

问禅时到长干寺，载酒闲过绿野堂。

——《次韵许遵》

金山寺更是他常去的地方。他与佛印性情相合，意气相投，经常在一起谈锋斗智。

一天，苏轼又将前去拜访佛印，事先写信告知，并说：

“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

但是佛印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仍然早早便下山迎接。及至相见，苏轼笑问佛印为何下山。佛印心想一是对权贵，一是对朋友，当然不一样。但该如何回答呢？他灵机一动，口占一偈：

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三门见赵王。

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床。

佛教认为，境由心生，只要此心寂寂，即使走遍大千世界，也如同面壁禅房之中一样清净无扰。因此，又何必在意出不出山呢？对答机智，境界高妙，苏轼不禁抚掌叹服。

二人相随进入禅房，佛印故意为难道：

“此间无坐榻，居士来此做什么？”

苏轼应声答道：“暂且借和尚您的四大来做禅床。”

佛教以地、火、水、风为构成世界的四大物质，而人亦是世界万物之一，苏轼由此引申：既无坐榻，那就拿你佛印做禅床。

佛印心中暗喜，早已想好了对答之语，却不忙着说出来，故意转换话题说：

“山僧有一问，居士倘能应声对答，即借在下四大与你，倘若对答不上，便请留下腰间玉带。”

苏轼欣然同意。佛印说：

“四大皆空，五蕴非有，居士欲于何处坐？”

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五种构成世界和生命的物质与精神因素，地水火风四大即包括在色蕴之中。佛教认为，五蕴的组合显现了世界和生命，但是，这种组合无论在时间上、空间上还是形态上，都是变化无常的，由此形成了大千世界的生死轮回。因此，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和宇宙万物一样，都是虚幻不实的暂时存在。既然这样，又如何能坐？苏轼觉得佛印言辞极为巧妙，一时无言以对，略一沉吟之间，佛印即对身边侍立的沙弥道：

“居士输了。快！收下玉带，永镇山门。”

苏轼哈哈大笑，随即解下玉带。

佛印又说：“尽管你输了，但我也不能让你空手而归。”

说完便令侍者取来衲裙（僧衣）一件，赠给苏轼，并即兴作偈颂两首，苏轼和其韵也赋两绝：

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

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

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

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

（万回，唐武则天时僧人，此指佛印。）

——《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

佛印素知苏轼爱吃猪肉，每当苏轼来访，必定烧上一锅猪肉款待。不想有一天，烧得喷香的猪肉竟不翼而飞，不知被哪个馋嘴的和尚偷吃了，苏轼因而戏作一绝：

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戏答佛印》

无边的美景，无穷的佳肴，无数次快乐的相聚……这样的日子不在天堂，胜似天堂！走过穷乡僻壤，熬过艰难苦楚的苏轼完完全全地陶醉了：

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

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

——《溪阴堂》

可是，这样的好日子竟是何其短也！司马光已在朝中身居要职，大批反变法大臣正有计划、分步骤得到重新起用，苏轼既以才高名世，又曾因讥讽新法下狱遭贬，自然不会被人遗忘。六月初，京城便已盛传苏轼即将被起用的消息，王巩最先听到，忙寄书相报，其他的朋友也纷纷来人来函，告知他们听到的消息，扰扰攘攘地搅得他很不安宁。“树欲静而风不止”，看来，人的命运真的不是自己所能把握的。

果然，到六月下旬，苏轼便接到了朝廷的诏令：以朝奉郎起知登州（治所在今山东蓬莱）军州事。全家人欣喜若狂，苏迨、苏过把诏令和当月的邸报翻来覆去，看了又看，唯恐弄错，朋友们争先恐后前来庆贺：

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

——《次韵答贾耘老》

而苏轼此时在欣喜之外，又不免有一丝惆怅在心中袅袅升起……

极为短暂的安定之后，一家人又开始打点行装，准备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