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华富贵的热闹场中，苏轼依旧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_

荣华富贵的热闹场中，苏轼依旧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_

有人说：“宋朝是官僚的乐园。”此言确实不虚。当时，一名中级官员的俸禄已是极为可观，而三四品以上的高官待遇尤为丰厚。尽管宋朝开国君主宋太祖、宋太宗本身都能防微杜渐、保持着节俭的作风，但是，在“杯酒释兵权”的著名酒宴上，宋太祖为劝谕开国功臣而发表的那番“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的讲话，无异于是对享乐安逸生活的提倡。对于一般人来说，既有大把的银钱可花，又有君王的默许甚至鼓励，不沉溺于奢华逸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一些立朝刚正、功业赫赫的名臣贤相也往往不能免俗。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这股奢靡之风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士大夫中一种普遍风尚。

经历了六年多穷困潦倒的贬谪生活之后，苏轼重登朝堂，回到这“金翠耀目，罗绮飘香”（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五色五音迷人耳目的京国大都会，完全可以在这座官僚的乐园里尽情地享受，尽情地弥补。可是，二十多年宦海沉浮所得到的人生体验，再加上在黄州安国寺“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乃至坚持五年而不懈的实证工夫，苏轼已深深地领悟“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的佛理禅意，佛道思想不再是脱离于他思想意识之外的理论工具，不再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仅仅用来忘忧解闷、聊以自遣的精神寄托，而是作为他自身修养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他固有的儒家思想水乳交融、互相作用，构成他与熙宁时期不尽相同的新的思想境界。仕途通达，生活遂意，繁华满眼，金玉满堂，而他毫不沉溺，毫不迷恋，“胸中廓然无一物”，在超越“世俗之乐”的高度上“以时自娱”（《与子明兄》），享受物我相忘、无待于外的人生至乐。他曾说：乐事与苦事，构成了人生的基本内容，人们总是处于慕乐畏苦的状态之中。但在苏轼看来，乐既不足慕，苦亦不足畏，身历其中，苦乐一样平常。艰难困苦终将过去，功名利禄又何尝不是过眼烟云？这篇短文集中表现了苏轼这一时期对于人生本质的清醒的哲理性认识。

乐事可慕，苦事可畏，此是未至时心耳。及苦乐既至，以身履之，求畏慕者初不可得。况既过之后，复有何物比之，寻声捕影，系风趁梦，此四者犹有仿佛也。

——《乐苦说》(www.guayunfan.com)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环境的改变没有使他迷失自我，荣华富贵的热闹场中，他没有随波逐流，依旧过着恬淡简朴的生活。由于他不吝惜财物，乐善好施，随时随地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因此，尽管除了拥有三品文官的优厚待遇，按规定，还有撰写内外制所得的数目不小的额外的“润笔”之费，但是手头却并不如何宽裕，基本的家庭日用之外，极少有奢侈的排场。

按照时尚，苏轼的家里，也像当时一般达官贵人之家，蓄养了一批色艺俱佳的歌姬舞女，但是却并非出于自身享乐的目的，纯为交际应酬之用。每有苏轼并不喜欢却又不得不虚与委蛇的政客同僚或泛泛之交登门拜访，“则盛列伎女，奏丝竹之声聒两耳，至有终席不交一谈者”（宋·施德操《北窗炙》），以此来逃避那言不由衷、索然无味的谈话。得到这种待遇的客人，往往不明其意，反而心花怒放，自以为得到苏轼的另眼相看，盛情款待。殊不知，真正的贵客嘉宾，苏轼从不以这种方式接待，总是“屏去妓乐，杯酒之间，唯终日谈笑耳”（同上）。

不仅自己不以世俗红尘之中的声色犬马为乐，苏轼还经常劝告他人不要落此俗套。

一天，退休宰相韩维的两个女婿前来拜访苏轼。韩氏家族在宋朝极为显赫，先后出过七位宰相，韩维的兄长韩绛，嘉祐二年，与欧阳修一同主持礼部考试，与苏轼亦有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谈话间，苏轼向两位年轻人问起韩维的近况。他们说：

“岳父大人自从退休以后，十分喜欢饮宴。他曾对人说：‘我如今老了，没有什么值得挂虑的事情，只想在声乐酒色之中快乐地度过余年，否则，不知道该怎样打发时光。’”

苏轼听了以后，很不以为然，他说：

“正因为他老人家已是桑榆暮景，来日无多，这样做就更不应该。不知你们兄弟俩能否替我捎一句话给他？”

两位年轻人连忙点头：“当然，苏大人请讲。”

苏轼品了一口清茶，说：

“从前，有一位老人，一生从未参禅，但他天性近道，言行举止皆雅合禅理，生死之际极为了然。一天，他忽然吩咐家人摆酒设宴，大会亲友。宴会结束时，他对大家说：‘我今天就将辞别人世。’于是，整衣端坐，顷刻之间，奄奄一息。儿女子孙惊惶失措，围绕在他身旁悲泣不止，都说：‘大人，您今天真的就要走了吗？请给我们留几句话吧。’老人说：‘只有一句话，你们且都记住：第一要五更起床。’子孙都不明白，说：‘为什么？’老人解释道：‘只有五更起来可以做做自己的事情，日出之后，想做自己的事情也不可能了。’子孙更不明白，说：‘家中富有，衣食无忧，何必早起？再说，家里件件事情都是自己的事情，哪里有什么分别？’老人说：‘不然，所谓自己的事情，是死时能带走的。你们看看，我平生治下万贯家财，今天死去，能带走什么呢？’子孙听了似有所悟。”

苏轼停了停，接着说：“现在韩大人既然自以为已是风烛残年，我想请两位郎君转告他：趁着闲暇，多做做自己的事情。与其在声乐酒色中劳心费力，不如想想死时可以带走的东西。”

苏轼认为，功名利禄，声乐酒色，都是外在的东西，只能带给人暂时的满足，过后仍是无边的空虚，执著于这些东西，即是“贪”。而从佛学的角度看来，贪、嗔、痴三种本能的烦恼，是造成众生一切痛苦的根本原因，也是众生沉浮于生死轮回的苦海，永远不得解脱的根本原因。满足贪欲，反而会刺激贪欲日趋强烈，所谓“欲壑难填”，只有断除贪念，才是根本的办法，才能在茫茫无边的生命苦海中获得自救。这种观点又与中国儒道两家所倡导的“无待于外”的自我修养理论相契合。苏轼所追求的正是一种去除了对外物的渴望与贪求、可以完全无所待于外的自我完成，有了这样一个完成，才是真正圆满快乐的人生。所以他特别推崇可敬的忘年之交范缜，他曾说：

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谨，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即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宋·李《师友谈记》引

其实学不学佛并非关键所在，只要明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本质，便能合于大道。可是世间多少芸芸众生，被滚滚的红尘蒙蔽了双眼，从而认虚无为实有，认无常为永恒，将痛苦之源视为最大的幸福和满足，却自鸣得意，炫耀于人，实在是可悲而又可叹！苏轼堂嫂的弟弟蒲宗孟便是这样一个人。

蒲宗孟字传正，熙宁年间曾官至翰林学士兼侍读，元丰五年拜尚书左丞，但是很快便因荒于酒色以及营造府第超过其应有的规格而遭到弹劾，罢知汝州，元祐初年移知杭州。他听说杭州有位异人，年逾九十，而面有婴儿之色，连忙请入府中，待为上宾，请教长生不老之术。老人说：

“我的长寿之道非常简单易行，其他无所顾忌，只需弃绝女色。”

蒲宗孟低头沉思良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活上千岁，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于他来说，既要贪求感官欲乐的种种享受，又要贪求生命的长期延续，二者皆不可舍。这是怎样的一种荒唐和痴迷！他曾给苏轼写信，自称晚年有所得。信中介绍了他那一整套的保养办法，所谓“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等等。也就是说，他一天洗两次脸、洗两次脚，隔天洗一次澡。“小洗面”只洗脸部，但需换一次水，由两个仆人侍候；“大洗面”洗脸部、颈部和肩部，需换三次水，由五个仆人侍候；“小濯足”洗脚掌、脚背，换一次水，由两个仆人侍候；“大濯足”洗膝盖以下部位，换三次水，由四个仆人侍候；“小澡浴”比较简单，由五六个仆人侍候；“大澡浴”则较为复杂，需要涂抹药膏，并由八九个仆人侍候；每次沐浴换洗的衣裳都放在网上，用名贵香料徐徐熏烤；此外，无论“洗面”、“濯足”、“澡浴”都需配以繁简不同的推拿按摩……苏轼耐着性子读完这一套繁琐而奢侈的经验，回信道：

闻所得甚高，固以为慰。然复有二，尚欲奉劝，一曰俭，二曰慈。

——宋·李《师友谈记》引

苏轼自己也依然注重于养生，但他的养生之道确实是简单而易行。每晚入睡之前，在床上舒展四肢，使其完全放松，如果身体哪处感到有些倦痛，则略微按摩一会儿，然后轻轻合上双眼，聆听自己的呼吸，在心中默默计数，呼吸渐渐均匀平缓，心也跟着静定下来，此时如果身上再有某处发痒、不适，也不应随意动弹，务必以定力克制自己，这样坚持一顿饭的工夫，“则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思既至，虽寐不昏”（李《师友谈记》）。每天无论上朝或是居家，必定五更之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之后，再和衣在一把躺椅上躺下，重复晚上入睡前的那一套程序，然后小睡一会儿，“数刻之味，其美无涯”（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