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中，神宗曾多次打算起用苏轼_

四年中，神宗曾多次打算起用苏轼_

到元丰六年，变法运动已经持续整整十六年了。十六年来，神宗皇帝殚精竭虑，事必躬亲，国富兵强的理想却始终难以成为现实，相反的，似乎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渺茫了。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多么希望有一批强有力的助手来帮助他应付这日见艰难的局面啊！可是环顾四周，曾几何时，朝廷要职都被一群无能之辈所占据，一想到这一点，神宗心中便涌起一阵悲哀。

熙宁初年，变法刚刚开始的时候，神宗也曾想将各种力量都集中到自己的变法大旗之下，然而，政见之争竟是如此激烈，变法的阻力又是如此巨大，他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黜退反变法的官员，专门任用拥护新法的人，这种推行新法的强硬态度又因他本人的个性而走向极端，从而导致专制独裁政治的出现，有才华有主见的大臣，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无论是主张变法还是反对变法，都难以与他长久共处，唯有王珪这样唯唯诺诺、见风使舵的“三旨相公”可以始终不倒。改革日益陷入困境，神宗心里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作为一位有为的君主，他不得不反思以往，开始考虑起用一些反对新法的官员，并曾公开表示“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司马光、范纯仁、苏轼、李常等都在神宗的考虑之中。可是起用这些人并非易事，王珪、蔡确等居于高位的既得利益者都坚决反对，他们唯恐反变法派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自己的位置便将不保，所以，千方百计从中作梗。为了不引出更多的矛盾，保持全局的稳定，神宗多次作出暂时的妥协。

神宗第一次试图起用苏轼是在元丰三年的九月。一天，神宗与几位宰执大臣商议人事，议论一开始，神宗便拿出一份预先拟订的名单，王珪点头哈腰地走上前去，接过来一看，不由暗自一惊，表上赫然写道：御史中丞司马光，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苏轼。此外还有其他反变法派大臣都各有任命。

御史中丞有任意弹劾百官的权力，中书舍人掌管起草皇帝诏令，如果事有不妥，或任免非人，可以直接奏请皇上重新考虑，实际上已参与核心决策。王珪心想：如此重要的职位，神宗都打算任命反变法人物，看来一不当心，政局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心不由突突地猛跳起来，外表上却依然强装镇定。这时，他听见神宗说：(www.guayunfan.com)“这几位大臣虽然在此之前立朝议论有所不同，但都是各行其所学，对于朝廷还是忠心不二的，怎可以长期弃而不用？”

王珪不愧为久戏风波的“三旨相公”，神宗话音刚落，他就高声说：“领圣旨。”真是字正腔圆，训练有素。

退朝后，王珪、蔡确等人又忙不迭地开起了小会。蔡确一个劲儿地说：

“这事如何使得，必须将死马当作活马医。”

几个人叽叽咕咕一阵商量，终于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西部边境接连不断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扩大为战争，吸引皇上的注意力，此事便可不了了之。

于是，他们一边采取拖延战术，每当神宗问及起用司马光等人的事情，总是毕恭毕敬地回答：“臣等正商量执行。”一边由蔡确授意庆州知州俞充，上了一道所谓“平西夏策”，夸大西夏的内乱，声称趁此大好时机，可以一举征服西夏，大振天威。

果然，神宗接到俞充的报告，龙颜大悦，几位宰执大臣对此心照不宣，在一旁煽风点火，极力主战，一场征讨西夏的战争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准备开了。神宗再也无心过问旧臣的起用，王珪等人的目的终于达到了。但是，战争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

不久，朝廷商议修撰国史，神宗又想到了苏轼。他对王珪说：

“修国史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可叫苏轼主持编撰。”

王珪等人个个面有难色，神宗不便违拗众意，只得说：

“如果苏轼不合适，那就用曾巩吧。”

王珪、蔡确积极主张的这场对西夏的战争，于元丰四年正式打响。与此同时，针对愈演愈烈的“冗官”之弊，从元丰三年八月开始进行的官制改革，经过一年的准备，也已基本就绪。一天，神宗主持御前会议，商量官员任免名单，总的宗旨仍是“新旧人两用之”。会上，神宗提出：

“著作郎（掌管修纂日历，为文臣清贵之选）非苏轼不可。”

大家都不说话，这次神宗不肯妥协，沉默一阵之后，便继续讨论其他官职的任命。会议结束时，神宗说：

“朕与高遵裕（攻打西夏的主将）有约，待他攻下灵武，捷报一到，即举行庆贺大典。今天议定的任命名单，也将在大典上宣布。所以，在此之前，诸位爱卿务必保守秘密，不可泄露。”

谁知，等到十月，消息传来，宋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高遵裕的捷报，神宗预备的庆赏，都成了泡影。新官制则推迟到元丰五年五月才正式颁行，但经过大半年的时间，最初议定的名单，已改动了十分之五六。苏轼的名字自然也早就被王珪等人设法除去了。

元丰六年六月，听说苏轼病逝，神宗十分悲伤；此后又很快证实，不过是个谣言，他的心中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喜悦。这一悲一喜，更激发了神宗对苏轼的珍惜。一天，他和身边近臣谈论古今人才，神宗说：

“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

近臣回答：“颇似李白。”

神宗说：“不然，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没有苏轼那么深厚广博的学识。”

这样一个旷代奇才生长在自己的时代，确实是人主的福气和骄傲。倘若不能为我所用，岂不是最大的遗憾？再也不能优柔寡断，拖延时日了！

元丰七年正月的一天，神宗忽然亲书手札：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

诏令将苏轼改授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一招非常巧妙，不撤消原有处分，只是量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州郡，算不得重新起用，因此王珪等人不便反对，但是，皇帝亲下手诏量移逐臣，意义非比寻常，等于神宗已将自己对苏轼的眷顾昭示众人，为将来的起用埋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