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宗神宗统治时期的神宗

四、神宗时期

神宗时期以制度改革著称，礼制变革是其中的一部分。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化集中发生了两次。熙宁四年（1071），神宗下诏：“以诸寺监祠事隶太常，以肃奉神之礼。”^[165]太常主簿杨杰编修了《熙宁太常祠祭总要》，他在序言中如是说：

国朝岁祫天地、五方帝、神州、宗庙、大明、夜明、大社、大稷、太一、九宫、腊蜡为大祀，文宣、武成、风师、雨师、先农、先蚕、五龙为中祀，寿星、灵星、中霤、马祭、司寒、司中、司命、司民、司禄为小祀。^[166]

我们再来看《宋史·礼志》：

凡祀典皆领于太常。岁之大祀三十：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冬至圜丘祭昊天上帝，正月上辛又祀感生帝，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东西太一，腊日大蜡祭百神，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四孟、季冬荐享太庙、后庙，春秋二仲及腊日祭太社、太稷，二仲九宫贵神。中祀九：仲春祭五龙，立春后丑日祀风师、亥日享先农，季春巳日享先蚕，立夏后申日祀雨师，春秋二仲上丁释奠文宣王、上戊释奠武成王。小祀九：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季夏土王日祀中霤，立秋后辰日祀灵星，秋分享寿星，立冬后亥日祠司中、司命、司人、司禄，孟冬祭司寒。^[167]

这段史料没有明确的时间，但是若将其与杨杰的序文对比的话，可以发现两者完全吻合。“凡祀典皆领于太常”也体现了《熙宁太常祠祭总要》的精神。因此，《宋史·礼志》这一记载源自《熙宁太常祠祭总要》。接在这段引文之后的是：“其诸州奉祀，则五郊迎气日祭岳、镇、海、渎，春秋二仲享先代帝王及周六庙，并如中祀。州县祭社稷，奠文宣王，祀风雨，并如小祀。”^[168]这一举措与以往有所不同，朝廷以祭祀的执行机构为界，将太常举行的常祀列入三祀制的范围，地方政府举行的常祀只是参照中祀和小祀的标准进行。

不久后，高禖回到了大祀的行列，酺神也成为大祀。^[169]酺神被认为可以使人畜免受螟蝗之害，“历代书史，悉无祭酺仪式”，其常祀建立于庆历年间。^[170]在《政和五礼新仪》中，酺神不在三祀制中，也不见祭祀内容。

神宗统治后期又一次出现了三祀制下祭祀对象的变化。《宋史·礼志》：

神宗诏改定大祀：太一，东以春，西以秋，中以夏冬；增大蜡为四，东西蜡主日配月；太庙月祭朔。而中祀：四望，南北蜡。小祀：以四立祭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以藏冰、出冰祭司寒，及月荐新太庙。^[171]

蜡祭一分为四是在元丰六年（1083）出现的。这年正月，详定礼文所上奏：“祭之有蜡，所以报万物之成功，然岁之丰荒有异，四方之顺成不等，则报功之礼亦不得一。故记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顺成，八蜡不通。’历代蜡祭，独在南郊为一坛。伏请蜡祭四郊各为一坛，以祀其方之神，前期，司农关有不顺成之方，不报。其息民祭仍在蜡祭之后。”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172]据此可以推断，神宗是元丰六年下诏更改三祀制祭祀对象的。

元丰年间三祀制祭祀对象的变化，主要是原有祭祀的回归和扩大。蜡祭分为东、西、南、北四蜡，就是如此。朔日祭太庙和月荐新太庙，是太庙祭祀范围的延伸。岳镇海渎的中祀地位恢复。神宗统治时期，除了既有的东太一宫和西太一宫外，还新建了中太一宫，故而后者的常祀也是大祀。^[173]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孟冬的司寒正祭取消，季冬藏冰和仲春出冰重新成为正祭，并取得了小祀地位。元丰四年（1081），详定礼文所上言：“古者享司寒，惟以藏冰、启冰之日。《熙宁祀仪》孟冬选吉日祭司寒，宜寝罢。其季冬藏冰，则享司寒于冰井务，牲用黑羊，谷用秬黍；仲春开冰，则但用羔而已。”^[174]正如前文所述，《开元礼》制定以前，司寒常祀是季冬藏冰和仲春开冰时举行的祭祀礼仪，孟冬司寒祭祀的正祭地位始于《开元礼》，在此之后长期实行。直到熙宁十年（1077）《熙宁祀仪》颁布时，司寒常祀仍在孟冬举行，详定礼文所主张恢复古制，故而恢复了藏冰和开冰时的司寒正祭地位。

继中霤后，七祀中的其他六神也进入了三祀制。在唐代，此六神的祭祀分别随太庙时享而举行。太庙腊享和禘祫大享时，七祀同时举行。^[175]北宋后期，七祀出现了独立化倾向。元丰四年（1081），详定礼文所上言：“伏请立春祭户于庙室户外之西，祭司命于庙门之西，制脾于俎；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季夏土王日祭中霤于庙廷之中，制心于俎；立秋祭门及厉于庙门外之西，制肝于俎；立冬祭行于庙门外之西，制肾于俎。皆用特牲，更不随时享分祭。有司摄事，以太庙令摄礼官，服必玄冕，献必荐熟。其亲祠及腊享，即依旧礼遍祭。”神宗批准了这一奏请。^[176]太庙时享只规定了祭祀的月份，具体时间须通过卜日来确定。从元丰四年开始，七祀有了确定的祭祀时间，不再分别与太庙时享挂钩。在腊享和皇帝亲祀太庙时，七祀还是一起举行。七祀具备了很大的独立性，这是其进入三祀制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