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赐额“宝陀观世音寺”

经过了梵僧、慧锷们的努力，普陀山就这样成了佛教文化的一个炫目的符号，变成了中国的观音道场了。

梅岑山，这个道仙文化色彩浓厚的普陀山本来的称谓，也因此要改变了。

这一步工作是由朝廷来完成的。

大唐西域记

乾道《四明图经•昌国县•山》记载：“按释典所载，观音住宝陀山，在海岸孤绝处，即其所也。皇朝元丰三年（1080），改赐宝陀观世音寺。”山下有善财岩、狮子岩、潮音洞，皆观音化身之所。绍兴初，给事中黄龟年尝诣瞻礼，俄睹观音全身出现，有赞具述其异。”

所谓“释典”，即是“佛家的经典”，这里指的是《大唐西域记》。根据此书记载，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时候，是曾经特地去印度的补怛洛迦山瞻仰过观世音圣地的。现在中国东海里的这座小岛，成了观音道场，它的名字也必须与观音在印度时候道场的名字一样，因此根据这个记载，朝廷就将梅岑山改称为“宝陀洛迦山”。后来“宝陀”转音为“普陀”，“宝陀洛迦山”也就成了“普陀洛迦山”。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这次改名，宋神宗还特赐了一块“宝陀观音寺”（即现在的普济寺）的匾额。这表明了朝廷对观音崇信和普陀山观音道场的鲜明支持立场。在皇权思想占据绝对主宰地位的古代，朝廷的这种支持具有极大的引导作用。

从乾道《四明图经·昌国县·山》的记载来看，宋神宗赐额“宝陀观音寺”是为了推动确立普陀山的观音道场地位，宋神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举动，志书里没有说明。而民间的一个传说，却提供了这方面的答案。

传说故事说，在宋元丰三年（1080），朝廷派遣使臣王舜封出使高丽。当时前往高丽、日本的航船，都要经过今普陀山洋面。王舜封的船在进入今普陀山外莲花洋的时候，不料遇上了大风暴，又受到了巨鳖的围攻，王舜封身受重伤，危在旦夕。正在这危急时刻，王舜封得到了观音的救援。她从潮音洞显现出庄严宝相，飓风和巨鳖顿时无影无踪。王舜封后来顺利完成出使高丽的任务回到朝廷后，向宋神宗报告了这一切，宋神宗大为惊奇，遂赐额“宝陀观音寺”，隆重弘扬观音崇信。

这个传说故事的核心元素，是王舜封见到了观音现身。显然它是对唐朝梵僧在潮音洞前“亲见大士示现”故事的传承。为了强化观音真身的确在普陀山，进入南宋后，史浩父子先后见到了观音的故事，就广泛快速地传播了开来。

史浩是明州鄞县（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还曾经做过昌国尉，所以与舟山的关系更为密切，对于普陀山也更为了解。故事说，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十五这一天，史浩和朋友一起拜游普陀山。当时的史浩在政治上有点失意，开始转向山水和禅林，所以上了普陀山后，他有点流连忘返了。他在宝陀寺撰写了《留题宝陀禅寺碑碣》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绍兴戊辰三月望……由沈家门泛舟，遇风挂席，俄顷至此。翌早，恭诣潮音洞，顶礼观音大士，至则寂无所睹。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而已……有比丘指曰：“岩顶有窦，可以下瞰。攀援而上，瞻顾之际，瑞相忽现。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二人所见不异，惟浩更睹双齿洁白如玉。”

这就是史浩在潮音洞里看见了观世音的传说故事。

由于史浩身份显赫，更由于这段记载是以史浩亲身经历的角度写的，所以信者甚多，影响极大。

有意思的是，这次观音的现身，不是以往同类传说中通过水雾光线的折射变幻而成，而首先是通过“茶”来体现的，而“茶”就放在眼前，所以“亲见”观音现身的可信度就更高了。“炷香烹茶，但碗面浮花”，意思是说，史浩在潮音洞炷香供茶礼佛，只见茶杯中出现了花瑞一样的图案，这花瑞图案应该是莲花图形了，因为这里分明是在暗示观世音在茶中显示了自己的灵性。这也是第一次把普陀山茶与佛联系在一起。

奇妙的是，史浩的儿子史弥远，也亲眼看见过观音现身。

元盛熙明《补陀洛迦山传》记载，南宋宁宗时期，“史弥远，前游普陀，见大士于茶树上”。

史弥远说，他与其父一样幸运，也看见了观音。不同的是，父亲史浩在茶杯里看见了瑞相，而史弥远则是直接从茶树上看到观音现身了。

史弥远也明白可以借助佛的影响，所以他就常为普陀山观音道场捐资修缮殿宇廊房。还曾经赋诗一首礼赞观世音：“南海观世音，庄严手挥尘。悠忽妙色相，救苦渡众生。”

到南宋庆元年间（1195　1200），他又向宁宗奏请，将普陀山宝陀寺列为江南“教院五山十刹”之一。“教院五山十刹”在禅林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普陀山宝陀寺能够位列其中，可见当时已经是声名远扬了。

上面所述的史浩父子，都是正史有记载的历史人物，正因为他们地位高贵，身份显赫，所以关于他们“看见观世音”的传说，会到处流传，并且被写入方志。

一张由普陀山隐士用指血画的观音像（庄士敦：《佛教徒的中国》，伦敦，1913）

总之，经过宋代主流社会的大力推动，普陀山很快成为专供观音的佛教名山。

元代的统治者虽然来自草原大漠，但是朝廷从维护统治、稳定人心的考量出发，仍然明确表示了对于普陀山观音道场的尊敬和支持。其具体的证据是，在元大德二年（1298），元朝刚刚建立才不过20来年，朝廷就派遣太监李公公，从北京出发，万里迢迢来到普陀山进香，以此表达朝廷对观音道场的尊敬；第二年，朝廷又命宿卫臣孛罗前来进香，并赐黄金百两。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朝廷派来的大臣来山进香，除了拨币修寺以外，还赐予山、田4000亩作为普陀山的寺产。这一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普陀山僧侣的后顾之忧，对于推进普陀山道场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