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怠政误大明的故事

第十三章　明神宗怠政误大明

半个多月没上朝了，神宗朱翊钧多少有些不踏实，他也怕大臣讽喻他“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皇帝不早朝”，因为，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有杨贵妃那样的妙人儿，背个名声倒也值得，有名有实，挨两句批评也不冤枉。

朱翊钧想看看奏章，张居正之后，这些事情别人就不敢代劳了。

书案上的奏折分了几堆，朱翊钧信手抽阅，里头的内容都是杂七杂八的事情，这里涝了，那里旱了，饥民跑了，流民多了；这里的地方缺官了，那里的边防缺饷了……乱七八糟都是事，看着就劳神，就头疼。

朱翊钧的手要扶额头，突然疼得一哆嗦。

这是他日前试骑一匹新马，被马撅下来撞在地下磕伤的，他这半个多月不上朝，就是不想让大臣们看见他额头上的伤。

朱翊钧翻开礼部主事卢洪春的奏章，看了几句就火了，这个卢洪春太不像话了，“勿以深宫燕闲有所恣纵”，这话什么意思？“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管老子管到床上，你不觉得管得宽了？

朱翊钧火透了，命司礼监下诏，卢洪春狂妄放肆，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召用。

清算张居正

神宗朱翊钧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

看看张居正担任首辅后的一系列政绩：从万历初到万历十年，他致力于整顿吏治，整治边防，节约开支，推行“一条鞭法”，给国家带来了百事转苏的新气象。北方的“虏患”基本上平息，南方的倭寇也逐渐被荡平，连年亏空的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府库充盈，社会安定。

这些是张居正应该做的。

朱翊钧要清算张居正做错了的。

继位十年，朱翊钧从不懂事的孩子长成了谙熟朝政的青年，常常在大臣的制约下简单地履行公事、批红下诏，这样的傀儡皇帝，他早不想当了，他一心想亲掌朝政，成为名副其实的明朝皇帝。

张居正在世时，他已产生了不满情绪。亲理朝政之后，他进一步感受到君权和相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张居正虽已不在人世，但他秉政期间提拔重用的一大批官员，还继续掌握着各级机构的实权；与张居正相为表里的大太监冯保，照常控制着厂、卫特务机构，继续耀武扬威、骄横跋扈，使朱翊钧难以忍受。张居正、冯保一直把他当小孩儿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也越来越让朱翊钧反感。

在清算张居正时，神宗朱翊钧大量使用张居正的仇人，这些人用法酷烈，公报私仇，让人毫不犹豫觉得朱翊钧是个无情种子。不过，想起读“勃”如“悖”那一声呵斥，我们就能明白朱翊钧这种态度，这种变态的叛逆和清算，实际是反抗和报复的大发泄。

张居正对朱翊钧一往情深，无愧臣节，但是，“情到深处情转薄”，他的政治悲剧，非但贻害了儿子们，也贻害了他忠于的明王朝。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朱翊钧，在位48年，不仅创下了明朝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纪录，还创下了三十多年不上朝的怠政记录。

这肯定不是张居正教的。

不过，朱翊钧亲操国柄的头几年，给人留下一个好皇帝的印象。

万历十一年（1583）至万历十四年（1586）是神宗朱翊钧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时期。为了向天下表明自己的才干，他勤于政事，虚心纳谏，裁定国家大事。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至万历十三年（1585）四月，北京地区一直未降雨雪，旱情严重。为了求雨，朱翊钧决定亲自步行至南郊，向上苍祈祷。五月十六，朱翊钧与百官一道，浩浩荡荡，步行十里前往天坛。祭祀完毕，宦官们将御轿抬到朱翊钧面前，但他坚决不坐，仍和百官一起步行回宫，这一趟往返几十里路。万历十三年五月十九，朱翊钧在视朝之后，又召见辅臣磋商政务，这次“辅臣召对之典”，乃是自弘治以来停废近百年后的第一次。朱翊钧在这一时期还注重选用有实际才能的人担任文官武将。

万历十一年九月，吏部按照迁升例推举官吏，朱翊钧在详细询问情况之后表示：今后凡各处要紧事情，不必论资排辈，以才能为推选原则。

不过，这段时期的励精图治只是昙花一现，代之而起的是数十年的长期怠政和聚敛钱财的劣迹。

垂衣而怠政

朱翊钧本身是一个贪恋酒色，安于享乐的君主，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十六以后，朱翊钧“连日免朝”，这为怠政之始。二十八日，朱翊钧谕旨：“由于早起，一时‘头晕眼黑，乏力不兴’，暂免朝讲数日，以便‘静摄服药’。”甚至亲享太庙的这样重要的活动他也不露面了，统统委托给太子太保徐文璧代劳。祭祀太庙是指皇帝在春、夏、秋、冬四季按时到祖庙行祭祀的一种制度，皇帝必须亲力亲为，因此，皇帝是否参加这个活动，就是他勤政与否的一项标志。自此时起，朱翊钧就不亲自祭祀太祖了，并且几十年不参加、不露面。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触怒神宗，下诏廷杖六十，革职为民。

万历十五年（1587）二月十一，朱翊钧派遣文书官李兴“传免经筵”。经筵日讲是皇帝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讲席之上，君臣除对经史进行研读外，还经常联系朝政的实践互相讨论，这也是考察皇帝勤政与否的一个标准。万历十六年（1588），朱翊钧再次礼谕大学士申时行等，自称入春以来，头晕眼花，并非是贪图安逸，废于讲习。

朱翊钧接见大臣的方式有元旦贺朝、常朝以及专门召见等。自万历十七年（1589）元旦，因发生日食免朝贺后，每年元旦“皆不视朝”。

万历十五年十月，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奏章。对臣下的奏疏进行批答，是皇帝处理政务的重要形式。

万历十四年，朱翊钧宠爱的郑妃生下皇三子常洵，于是晋升郑妃为皇贵妃，整个朝廷掀起国本之争的浪潮。朱翊钧大为光火，又自知理短，便故意不理睬有意见的大臣，凡是在上疏中涉及建储分封和进封恭妃（皇长子之生母王氏）等事的奏章，朱翊钧一概不作批复，扔到一边。他这样做，阁臣们就更加忧虑不安。申时行等人连续上疏，请将奏章尽快裁定，但是上报的奏章仍然是久久不见批复。

万历十七年底，大理寺雒予仁上“四疏”，以规谏朱翊钧“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种过失，说朱翊钧日食八珍，好酗酒，夜以继日，其病在嗜酒；宠信太监和郑贵妃，不听君臣进谏，摈斥忠良，迟迟不立太子，其病在恋色；传旨索取帑金，甚至拷打宦官索取财物，其病在财也；今日打宫女，明日打中官……其病在尚气。

朱翊钧看后气得火冒三丈，整宿不眠，只好坐等天亮。

万历十八年（1590）元旦一大早，文武百官身着崭新的冠袍齐集大殿，举行元旦贺朝。事后，朱翊钧在毓德宫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人时，朱翊钧满面阴沉，出示了“四疏”，声言要严厉惩罚雒予仁。申时行、王家屏看了雒予仁的“四疏”，心里也觉得措辞激烈，这话说得都对，但说谁都没法接受。不过他们不能这样说，他们只能再三解劝，让朱翊钧息怒，劝了半天，朱翊钧还是执意处理雒予仁，申时行见事情难以挽回，就提出这封奏折不要下发内阁，因为外人看到后会信以为真，申时行建议，通过大理寺卿责令雒予仁离职就算了。

这下可好，朱翊钧接受了这一建议，将雒予仁削职为民。

谁也没料到，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留中不发的偷懒模式，于是，官员奏疏留中不发，从此就几乎成为定例。

万历十八年夏，辅臣王家屏以久旱上言，提到自己所呈建议，竟和其他部门的奏章扔在一堆里，“并寝不行”。此后大臣又上疏批评留中现象，朱翊钧又想出新的应付办法，即除刚送来的奏章留中外，对催请急件一律批答“知道了”，发还内阁。这种模棱两可的批答，反而使内阁更加无措，不知如何处理。

这个“知道了”后来被他的孙子熹宗学会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上书言事，说数月以来，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顿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正常升迁，空缺的职位不能得到及时补充。当时六科之中只有掌科一人，十三道中更无一人主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朱翊钧迟迟不点用新人，致使十二月竟然因此废止了大选。科道的考选，自此变为“取不以时，考不以时，命下复不以时”。有时已经点用，谕旨又复留中，虽然内阁催请频频，朱翊钧却无动于衷，坚持如故。

万历二十六年（1598）七月，御史毕三才上疏说：“朝中内外官吏，先是俸及三年即可迁升，今则历俸五六年者有之，七八年者有之。”可见当时官员的流动非常缓慢。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中央九卿要员虚悬过半。两京监察机构，所剩官员寥寥无几。到万历四十年（1612），缺官不补的现象更为严重，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剩赵焕一人，都察院已经八年无正官，半数以上的府缺少知府。当时的朝臣关于缺官误事的章奏几乎月月不断。

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大学士叶向高再次请求任命户部、礼部主管人员，他说，如今各边防军队请求军饷，无人给发；各地解递的税银，无人批收……

万历四十年，左都御史许弘纲上奏，说京师监狱关押的犯人积至八百余人，希望补用正卿及刑部司官以及时进行(www.guayunfan.com)审理发落。至万历四十五年（1617）五月，刑科给事中姜养性再次上疏催请，说有的犯人竟被禁锢长达五六年之久，不少人已死于狱中。监狱有进无出，已经爆满。

与此同时，新科文武进士及四方教职数千人，等待任命，但因吏、兵二科无人管事，不能办理手续，使他们久滞京城，有的守候六年之久还未被点用，因为盘费耗尽，有人以乞讨为生，有的病死市井。

问题反映到朱翊钧那儿，他置若罔闻，天下承平无事，要那么多官干什么？都来给他上疏？都来批评他的国政？特别是朝廷掀起国本之争和实行开矿征税以后，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上报奏章频繁而强烈，他们言辞尖锐锋利，使朱翊钧感到十分难堪。为减少干扰，报复言官，朱翊钧便有意经常借故罢免在职官吏，拖延补充新官。

政府层层缺官，军政大计无人料理，致使中外离心，怨声载道。同时朝臣之间由于皇帝怠政，缺少强有力的权力中心，则分成党派，争斗不已。一部分在任的朝廷大臣对朱翊钧曲意逢迎，以同乡、师生、旧友等关系，拉帮结派；那些以气节自负、敢言直谏的官吏便不时与之发生冲突，自成一派。朱翊钧对阿谀自己的一派是给予支持的，但为了不使大臣权力过大，也不时给予对立面一点儿帮助。几十年之中，两派势力在争立皇储等斗争中互有消长，斗争愈演愈烈。朝中两大派又因籍贯、地域的不同，内部又各自分为若干集团和党派，故又被称为“党争”。万历二十一年（1593），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寺御史孟麟等组成的东林党，就是议论朝政、抨击时弊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另一派势力则形成宣、昆、齐、楚、浙等党派。两派斗争空前激烈，万历四十五年，东林党人士受到沉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楚、齐、浙党牢固地掌握着朝中大权，直至朱翊钧去世。

朱翊钧是不是想学习尧舜无为而治？想以偷懒怠政不作为的方式，达到“天子垂衣方晏如，庙堂拱手无馀议”的管理水平？要是这样，我们只能说他动机是好的，而社会效果正相反。

与民争利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上面的句子是《南风歌》的歌词，词曲及原唱者，是伟大的虞舜皇帝。

尽管我们不能听到原唱的旋律，但是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一个起于田亩之间的皇帝，他亲民爱民体恤人民的心灵之声，他在祷告上天，却深深感动了人民。

张居正给朱翊钧当老师的时候，就把尧舜当做楷模，让小皇帝去学习模仿。那么，这首《南风歌》，张居正一定给朱翊钧讲过。

而且，应该不止一次地讲解过。

但是，他白讲了。

朱翊钧不仅没想过“阜吾民之财”，反而带头搜刮民财，供他和他的皇室铺张花费。

朱翊钧长期怠政，荒废国事，却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万历六年（1578），朱翊钧以筹备大婚需要购买珠宝为理由，不顾张居正等人的劝谏，将国库每年拨给宫廷使用的100万两金花银增加为120万两，并视为定额，令户部太仓库照例进上。这项金花银从此成为户部沉重的额外负担，只能依靠挪移其他钱财勉强维持。为了释去重负，户部经常上疏朱翊钧，要求将之取消。而朱翊钧却总是推三阻四不肯答应，有时碍于索取此项银两缺乏充足的理由，朱翊钧便在户部所呈的奏疏上批答“稍待积剩自然停止”以作应付。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强调宫中急需用钱。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大学士叶向高坚决请求撤销增加的金花银，朱翊钧才答应停免。至此，这项“传索帑金”已持续了20年。

朱翊钧即位的最初两三年，主管皇帝膳食开支的光禄寺每年的支出为十三四万银两，没过几年，就增至二十六七万，费用翻了一番。

朱翊钧喜金银珠宝。云南贡金自嘉靖时期定为年贡2000两，万历二十年（1592）增至5000两。地方官屡次请求减少贡额，都被朱翊钧借口各种需求，加以拒绝。另外，宫中的日常消费，开支巨大，仅胭脂费一项，一年用银即达40万两，每年供宫廷制作龙袍的衣料费用也需十万两。

万历年间，宫中只要举行婚、丧、嫁、娶及册封等各种典礼就要耗费大量钱财。万历十年（1582），朱翊钧同母弟潞王朱翊镠举行婚礼，费银将近9000两，其中包括各式青红宝石、珊瑚珍珠等。万历十三年（1585），朱翊钧同母妹瑞安公主成婚，比嘉靖年间公主下嫁索用“不过300两”超出七八倍。万历三十二年（1604），福王朱常洵结婚，是朱翊钧自己大婚费用的五倍，创造了当时结婚费用的最高纪录。

万历十二年（1584）十月，朱翊钧的陵寝破土兴建。礼部依照朱翊钧意图上疏，请定陵依永陵规模营制，“规制尽美，福祚无疆”。定陵修造了整六年，每天役使的工匠、民工不下三万人。修建定陵共耗去白银八百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期全国田赋两年的总收入。

万历二十四年（1596），朱翊钧以“连年征讨，库藏匮竭”为由，不顾众多大臣的反对，刚愎自用地派出心腹太监，分赴各地充当矿监税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为了保证他们完成特殊使命，他授给矿监税使许多特权，让其有权节制当地有司，专章密奏。对于他们的劾奏，朝入夕传，不问是非曲直，即命锦衣卫前去将人逮捕入狱。从万历二十四年（1586）至万历四十八年（1620），矿监税使毒害全国，结果是肥了皇室和担任矿监税使的宦官，亏损了国库收入，害苦了城乡广大百姓。从一开始，众多官吏便接连上疏朱翊钧，再三陈词劝阻其事，地方民众更是一次次掀起反抗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朱翊钧自知理亏，但又不甘心放弃到嘴的肥肉。

万历三十年（1602），朱翊钧忽然得病，叫大学士沈一贯进宫谈事，也许是怕死的原因，朱翊钧的情绪比较悲观，他带着忏悔的语调对沈一贯说，病势来得突然，也很沉重，有些事情得提前安排一下。然后就谈到矿税的事情，朱翊钧不无内疚地说：“原来是打算修建宫内大殿，才想出这个办法来自己筹措工程款项，本来就是一个权宜之计，现在可以与江南织造、江西瓷器等一同废止，派出的矿监税使全部召回京城。”沈一贯听了还很感动，还竭力安慰皇帝将息身体。然后，他回头按照皇帝的吩咐起草文件，下发各地。

这叫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第二天，又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朱翊钧病情好转了，他马上又反悔了，头天说的“善言”不算数了，也不在乎什么皇帝的金口玉言了，急急风地派出太监，分头去各地追回成命。

沈一贯听说哭笑不得，而朱翊钧也不好意思给沈一贯解释什么，干脆免谈。对大臣们提出的撤销矿监税使的呼吁一概不予理睬。直至万历三十三年（1605），朱翊钧才迫不得已下诏罢除矿税，同时宣布了将税务移交地主官府办理等调整措施。但是直到万历末年，税使之弊也未得到根本的改变。

从万历二十年开始，国家不安定，战事很多。除大大小小的民众起义外，宁夏叛乱、援朝抗倭战争和播州杨应龙反叛构成了“万历三大征”，成为明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万历四十六年（1618），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的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直指明朝。次年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破前来围剿的明朝军队，明军损失惨重。辽东战事告急，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生存。朱翊钧似乎又恢复了三十年前的朝气，开始留心朝事，“加意用人”，对任用武将、发放粮饷等军国大事，都能接受廷臣建议，“多见施行”，但此时的朱翊钧已是病魔缠身，就算强打精神，奈何力不从心，而这个时期的大明江山，也和他的身体一样，气息奄奄了。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十一，朱翊钧驾崩。临终前，他嘱咐太子常洛替他办理两件后事：一是晋封郑贵妃为皇后，二是废除矿税制度。

两件后事，正好一立一废。“立”者，表明了他对郑氏的眷恋，“废”者，是他对自己错误派出矿监税使的反思。

这次临终忏悔，朱翊钧没有反悔，因为，他没时间再反复了。

《明史》对于明神宗朱翊钧的盖棺论定如是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