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时期的始祖问题与北宋后期九庙制的出现

三、宋神宗时期的始祖问题与北宋后期九庙制的出现

北宋后期，神宗、哲宗和徽宗父子三人都致力于制度的变革，在礼仪制度上也有很多大的动作。虽然此前太祖尚未东向时，宋朝的太庙就已经供奉了七世祖先，但是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曾出现过。随着太祖正东向之位、高祖和太宗取得万世不祧的地位，晚唐的太庙包括太祖庙、两个不迁之主的庙和三昭三穆的亲庙，符合王肃模式的七庙制。然而，北宋后期的太庙并没有回到王肃倡导的七庙制上来，反而离王肃模式越来越远。始祖问题的引入和九庙制的出现，使北宋后期的庙数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并且影响到了南宋太庙制度的实行。下面我们先来讨论始祖问题。

唐宋时期，太祖与始祖的关系一直很有争议。唐人在讨论上古历史时，常将太祖与始祖互相替换，换言之，在这些人看来，太祖与始祖是同义的。例如，晚唐的礼官王彦威说：“据礼经，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汤，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东汉魏晋，渐违经意，沿革不一，子孙以推美为先，自始祖已下并有建祖之制。盖非典训，不可法也。”^[74]又如，韩愈说：“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为帝。又世数已远，不复祭之，故始祖得东向也。”^[75]在王彦威和韩愈的言论中，始祖与太祖是同义的。在太祖与始祖的关系上，中宗时期太常博士张齐贤的表述最明确：“伏寻礼经，始祖即是太祖，太祖之外，更无始祖。”^[76]

尽管如此，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人认为，太祖之外，另有始祖，特别是涉及唐代先祖的时候。所以，唐前期不时有人建议，在太祖之上另尊凉武昭王李暠为始祖。贞观年间，“时议者欲立七庙，以凉武昭王为始祖，房玄龄等皆以为然，志宁独建议以为武昭远祖，非王业所因，不可为始祖”。^[77]李唐王朝复兴后，又有人建议以凉武昭王为始祖，对此，太常博士尹知章指出：“武昭远世，非王业所因。”^[78]张齐贤除了“太祖之外，别无始祖”的观点外，还表示：“凉武昭王勋业未广，后主失国，土宇不传。景皇始封，实基明命。今乃舍封唐之盛烈，崇西凉之远构，考之前古，实乖典礼。”^[79]可以看到，这些反对意见主要是从功业的角度着眼的，他们认为，虽然凉武昭王是李唐皇室追认的先祖，但是他对唐朝的建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奠定基业的是始封君李虎。正是因为功业标准的坚持，凉武昭王始终无法成为唐朝的始祖，始祖在唐代也一直没有出现。

我们再来看五代的情况。马端临说：“按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者也。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塘、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于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者而祖之。”^[80]五代时期的始祖问题确实主要发生在这三个胡人建立的王朝，他们有攀附前朝帝王以自重的动机，但是实际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后唐。正如前文所述，后唐的太庙供奉了唐高祖、太宗、懿宗和昭宗的神主，却仍然有自己的太祖。李克用没有登过帝位，但他受封于唐昭宗，奠定了后唐的基业，所以被尊为太祖。应顺元年（934），“时议以懿祖赐姓于懿宗，以支庶系大宗例，宜以懿祖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尧而宗太宗”。^[81]懿祖是李克用的祖父李执宜。事实上，沙陀贵族朱耶氏得姓李氏，并不是始于李执宜，而是从其子李国昌开始的：“咸通中，讨庞勋有功，入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氏。”^[82]后唐臣僚误以为得姓李氏始自懿祖，因此欲在太祖之外立懿祖为始祖，这显然是一次事故。此次立始祖的提议主要是从宗族发展的角度考虑的，这与以始封君为太祖的标准有所不同。换言之，在这里，太祖与始祖之间有公与私的分别，这与宋神宗时期立始祖的倡议有相似之处。后来，此事不了了之。

后晋天福二年（937），朝廷欲在四亲庙之外另立始祖庙，虽然史料中没有提到确切人选，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打算冒认某位石姓的前代名人为始祖。御史中丞张昭远表示反对：“臣读十四代史书，见二千年故事，观诸家宗庙，都无始祖之称。唯商、周二代，以稷、契为太祖。……自商、周以来，时更十代，皆于亲庙之中，以有功者为太祖，无追崇始祖之例。……请依隋、唐有国之初，创立四庙，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为太祖。”^[83]这一意见在决策过程中至关重要，后晋高祖最终决定不设始祖庙。

后汉还是坚持设立始祖。天福十三年（948），太常博士段颙上奏：“今参详历代故事，立高、曾、祖、祢四庙，更上追远祖光武皇帝为始祖百代不迁之庙，居东向之位，共为五庙。”^[84]朝廷决定，在四亲庙外，再立汉高帝庙和光武帝庙，总计六庙。在后唐、后晋和后汉中，只有后汉建立了始祖庙。

神宗登基前，始祖与太祖的含义在宋代基本相同，可以相互替换。如建隆元年（960），朝廷讨论宗庙制度时，兵部尚书张昭说：“谨按尧、舜及禹皆立五庙，盖二昭二穆与其始祖也。”^[85]乾兴元年（1022），在讨论感生帝的配侑帝时，太常丞、秘阁校理、同判礼仪院谢绛提到：“景帝厥初受封，为唐始祖。”^[86]这里的始祖即太祖。正因为这样，始祖观念仍然是与功业联系在一起。例如，治平元年（1064），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说：“臣谨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此称祖者，乃近亲之祖，非专谓有功之始祖也。”^[87]

治平四年（1067），英宗去世，朝廷决定祧迁僖祖，以便英宗升祔。僖祖是宋太祖的高祖父赵朓，没有建立什么功业，只是“仕唐历永清、文安、幽都令”。^[88]自从宋朝建立直到英宗统治时期，僖祖一直没有受到过特别的礼遇。建隆三年（963），朝廷讨论郊祀制度，有人提出以僖祖配天，吏部尚书张昭不同意此说：“隋、唐以前，虽追立四庙，或六、七庙，而无遍加帝号之文。梁、陈南郊祀天皇，配以皇考。北齐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于圜丘，以皇考配。唐贞观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积累勋伐，肇基王业，伏请奉以配飨。”他的奏请得到了批准，宣祖配侑昊天上帝。^[89]可以看到，僖祖因为没有建立勋业而无法配天。在此之后，僖祖也一直没有被重视。然而，神宗年间祧迁僖祖的决定，却在朝廷内引发了将僖祖尊为始祖的热议。

熙宁五年（1072），中书门下上奏：

臣等闻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庙祀之制，有疏而无绝，有远而无遗。商、周之王，断自契、稷；自稷以下者非绝喾以上而遗之，以其自有本统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后之序，则子孙虽齐圣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万世之通道也。窃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则僖祖有庙，与契、稷疑无以异。今毁其庙而藏其主夹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于子孙，殆非所以顺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义，求之前载虽或有，然考合于经乃无成宪，因情制礼，实在圣时。^[90]

中书门下要求两制讨论这一问题，并得到了神宗的同意。实际上，中书门下的奏议是由王安石起草的。^[91]

翰林学士韩维要求两制与待制、台谏、礼官共同探讨。在王安石的要求下，参与讨论的人只限于两制，他显然是希望讨论能够在自己的掌控下进行。翰林学士元绛，知制诰王益柔、陈绎、曾布，直舍人院许将、张琥认为，与商代的契、周代的后稷一样，僖祖是王朝的始祖。他们声称：“今太祖受命之初，立亲庙自僖祖始。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然则僖祖之为始祖无疑矣。倘以谓僖祖不当比契、稷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复知尊祖，而子孙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况于毁其庙，迁其主，而下祔于子孙之室，此岂所以称祖宗尊祖之意哉？”^[92]他们看问题的立足点在于尊祖，反对从功勋的角度来认定始祖。

韩维坚持了功业标准，他认为，上古“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后世有天下者，皆特起无所因，故遂为一代太祖，所从来久矣”。换言之，在韩维看来，后世只有太祖，没有始祖。他指出：“太祖皇帝孝友仁圣，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乱，子孙遵业，万世蒙泽，功德卓然，为宋太祖，无可议者。僖祖虽于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业，未见其有所因，上寻世系，又不知其所以始。”因此，不应尊僖祖为始祖。^[93]天章阁待制孙固的态度类似：“今僖祖之德不昭见于生民，不明被于后世，乃欲以齐后稷之庙，当始祖之礼，臣恐僖祖之神非所居而不受，上帝之灵非所配而不飨，非陛下所以尊祖事天之意也。陛下为太祖子孙，继太祖基业，据南面之尊而飨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皇帝之所授也。则今日之所尊事，宜莫加于太祖矣。”在太祖与始祖的关系上，孙固的看法与韩维有所不同，他认为后世是有始祖与太祖的：“夫开国者，其先尝有功而受封，则后之子孙有天下而推以为始祖，可矣，若夫膺受天命，特起而得天下者为太祖，亦宜矣。”^[94]他所说的始祖、太祖实际上就是始封君、受命君，他认为，兼具始封君与受命君两种身份的宋太祖应该也是宋朝的始祖。尽管韩维与孙固在太祖、始祖问题上的看法有些差异，但是反对立僖祖为始祖的立场完全一致。

两制讨论的结果，无法令王安石感到满意。“绛等初议，安石所主也”，^[95]但是元绛等人的看法没有占到上风。所以，他极力向神宗陈述尊祖的观念，试图确立僖祖的始祖地位。神宗希望能够倾听更多的声音，于是将这一问题下达太常礼院讨论。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张师颜、同知礼院张公裕、梁焘等人认为，太祖历来都是以功德为标准的，“不可谓为祖不因功德也”，元绛等人用契和后稷的例子来证明僖祖应当为始祖的做法是错误的：“使契、稷本无功德，初不受封，引以为据，庶其或可，若其不然，臣等不得判然无疑也。”他们指出，以僖祖曾经居亲庙之首作为定其为始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宋之为宋，由太祖皇帝应天受命，首创洪业，建大号于天下”，“僖祖虽为圣裔之先，而有庙直由太祖，亲尽则迁，古之正义。今欲以有庙之始为说，扳而进之，以为始祖，臣等固疑其与契、稷异矣”。更何况，如果宋初不是实行四亲庙而是采取六亲庙的话，僖祖只是位居第三。^[96]

同知太常礼院苏棁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于太庙之右，特立僖祖一庙，则祖考不附于子孙，此所谓有疏而无绝、有远而无遗，因情制礼而不践迹者，类于是矣”，二是仿效唐德宗贞元年间将献祖、懿祖的神主置于供奉皋陶和凉武昭王的兴圣德明庙的做法，将僖祖神主迁至供奉圣祖黄帝的景灵宫中，“如唐德明、兴圣之比，则不为下祔于子孙，虽不合经，而免于渎祖，亦因时制礼之道也”。^[97]

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周孟阳、同知太常礼院宋充国、礼院检详文字杨杰等人除了阐述始祖与功绩无关，还将始祖与感生帝联系起来：“古者天子必尊始祖，配祀感生，盖以追崇统系本始，非谓推有功也。”他们认为，从《仪礼》、《周礼》、《礼记》和《毛诗》的经传来看，太祖之外有始祖，始祖配感生帝。他们尊僖祖为始祖的理由是：“本朝艺祖平定区夏，追立亲庙，玉牒帝系自僖祖始。僖祖而上世次既不可得而知，则僖祖之为始祖宜矣。”他们还要求僖祖配侑感生帝。同判太常寺兼礼仪事章衡的观点与周孟阳等人类似。^[98]

周孟阳等人的建议与王安石的看法接近，所以得到了他的支持。王安石的本意是以僖祖配侑昊天上帝，因为神宗反对，转而支持僖祖配侑感生帝的意见。中书门下在王安石的授意下上奏：“窃以圣王用礼，固有因循，至于逆顺之大伦，非敢违天而变古。今或以夹室在右，谓于宗祏为尊，或以本统所承，措之别宫为当。类皆离经背理，臣等所不敢知。伏请奉僖祖神主为太庙始祖，迁顺祖神主藏之夹室，依礼不讳，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神宗同意了这一方案。^[99]次年，神宗正式下诏，奉僖祖为始祖，神主奉还太庙，顺祖迁祔西夹室。^[100]

在这场争论中，一方以功绩为标准，维护太祖的地位，另一方看重僖祖对于赵宋皇室的意义，强调皇帝尊奉祖先的社会示范作用。究其实质，双方的分歧在于，在太庙应该供奉哪些神主的问题上，究竟以公意还是私情为先。太庙祭祀本来就兼具公意和私情两种因素，一方面象征了帝位传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皇室祭祀祖先的仪式。但是，在这场争论中，公意和私情无法达成妥协，从结果来看，私情最终占据了上风，僖祖被尊为始祖，地位跃居太祖之上，牢牢占据了东向之位，太祖只能屈居于昭穆序列中。这一事件给宋代的太庙制度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南宋太庙东向之位的争论埋下了伏笔，^[101]更重要的是，如同下文提到的那样，此前宋朝已经确定了太祖和另两个不迁之主太宗、真宗，始祖的出现打乱了回到王肃模式的七庙制的步点，再加上后来仁宗、神宗也成为不迁之主，太庙不得不向九庙制转化。虽然到了南宋中期，朝廷取消了僖祖的始祖地位，却已无力扭转越来越偏离七庙制的趋势。

朝廷内外对尊奉僖祖为始祖的举动褒贬不一。例如，光禄大夫范景仁对此相当不以为然，“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与汉高祖同，僖祖不当复还。乞下百官议。’不报”。哲宗即位后，“公又言乞迁僖祖，正太祖东向之位。时年几八十矣”。^[102]也有人深表赞许，程颐说：“太祖而上，有僖、顺、翼、宣。先尝以僖祧之矣，介甫议以为不当祧，顺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难以僖祖无功业，亦当祧。以是言之，则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为之，并不得与祖德。或谓：灵芝无根，醴泉无源，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于此人，安得为无功业？故朝廷复立僖祖庙为得礼。介甫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103]程颐在很多问题上与王安石有不同的见解，却极为赞赏王安石的这项举措。这符合二程兄弟重视礼之人情伦理功能的立场。^[104]朱熹评论道：“熹窃详颐之议论，素与王安石不同，至论此事，则深服之，以为高于世俗之儒，足以见礼义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约而合者。”^[105]有人说：“朱元晦平生议论，前无古人，独庙议以僖祖东向及社仓祖述青苗二事，与王介甫正同。”^[106]

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翼祖和简穆皇后的神主迁于西夹室，位居顺祖、惠明皇后之下。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在如何处置神主的升祔和祧迁的问题上，朝廷内又出现分歧。礼部、太常寺上奏：“哲宗升祔，宜如晋成帝故事，于太庙殿增一室，候祔庙日，神主祔第九室。”^[107]“晋成帝故事”见于《晋书·礼志》：“成帝崩而康帝承统，以兄弟一世，故不迁京兆，始十一室也。”^[108]礼部、太常寺的意思是哲宗不为一世，所以祔庙之时不祧宣祖，等将来徽宗祔庙，与哲宗共为一世，再迁宣祖。但是蔡京不赞成这一方案：“以哲宗嗣神宗大统，父子相承，自当为世。今若不祧远祖，不以哲宗为世，则三昭四穆与太祖之庙而八。宜深考载籍，迁祔如礼。”陆佃、曾肇也指出：“国朝自僖祖而下始备七庙，故英宗祔庙，则迁顺祖，神宗祔庙，则迁翼祖。今哲宗于神宗，父子也，如礼官议，则庙中当有八世。况唐文宗即位则迁肃宗，以敬宗为一世，故事不远。哲宗祔庙，当以神宗为昭，上迁宣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义。”^[109]结果，礼部、太常寺的意见得到了徽宗的支持，不迁宣祖。

不久之后，礼部“用嘉祐故事，专置使修奉，请以夹室奉安神主”。^[110]所谓“嘉祐故事”，是指嘉祐八年（1063）仁宗去世后，朝廷决定不迁僖祖，在七室之外另建一室来供奉仁宗的神主。^[111]但是，仁宗的神主并没有因为庙室需要新建而暂置于夹室中，因此礼部的奏请遭到了太常少卿孙杰的反对：“先帝神主，错之夹室，即是不得祔于正庙，与前诏增建一室之议不同。……请如太常前议，增建一室。”^[112]尽管如此，徽宗还是同意了礼部的意见。然而，哲宗庙室的修建却遥遥无期，哲宗偏居东夹室的现象直到崇宁二年（1103）才改变。^[113]在臣僚的要求下，徽宗贬责了负责营建哲宗庙室的李南公。他先是推卸了一番责任，然后宣布收回原来的命令：“朕获继正统，祗绍泰陵，永惟托付之至恩，独致友恭之大义。始营寝邑，预筑庙宫，元徒而告以时，命使而董其事。庶先升祔，俾其缮修。而吏不奉承，心怀顾望，遂令愆素，辄请从权，安于殿隅，寓以夹室。……所有元修奉官已行点责，其元符三年六月二十二日权东夹室奉哲宗神主指挥宜改正，更不施行。”^[114]

徽宗不但改正了权奉哲宗神主于东夹室的做法，还要求礼官商议祧迁的事宜：“哲宗实继神考，传序正统，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于七世之外，遂成四穆于三昭之间。考礼与书，曾靡有合。比阅近疏，特诏从臣，并与礼官，博尽众见，列奏来上，援据甚明。谓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备七世，当英宗祔庙，神考圣学高明，以义断恩，上祧顺祖。暨神考祔庙，又祧翼祖，则哲宗祔庙，父子相承，当为一世，祧迁之序，典礼可稽。览之惕然，敢不恭听！”对此，礼官上言：“祧迁之序，当祧宣祖昭武睿圣皇帝、昭宪皇后杜氏，神主藏于西夹室，居翼祖简恭睿德皇帝、简穆皇后刘氏石室之次。”这一建议得到了批准。^[115]太庙仍然采取七世八室的格局。

然而，没过多久，九庙制的讨论随即开始，原因在于不迁之主过多。景祐二年（1035），仁宗下诏：“王者奉祖宗，尚功德。故禋天祀地，则侑神作主；审禘合食，则百世不迁。恭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业，可谓有功矣。太宗、真宗，二圣继统，重熙累洽，可谓有德矣。其令礼官考合典礼，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书门下详阅以闻。”^[116]于是，除了太祖，太宗和真宗也成为百世不迁之主。一般来说，朝廷在确定不祧之主时非常慎重，唐朝高祖和太宗的不迁地位直到大历十四年（779）才确定。相比之下，宋代就显得随意很多，第四个皇帝仁宗亲政后不久，在他之前的三朝皇帝都获得了不迁的地位。

唐代只有太祖、高祖和太宗是不迁之主，虽有其他人获得过提名，但是没有成为不祧之主。^[117]在北宋，除了太祖、太宗、真宗和僖祖，仁宗和神宗又在徽宗朝成为不迁之主。元符三年（1100），徽宗下诏：

盖闻有天下者事七世，则迭毁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则不迁之庙非一。历睹商周，下逮两汉，虽礼不相袭，而率由兹义。末予小子，获奉七鬯，常惧德不足以对越在天，增光前烈。伏以艺祖应天顺人，肇造区夏；太宗受命继代，底定寰宇；真宗以圣继圣，抚全盛之运，奉太平之业，登岱告成，文物典章，于斯大备。昔在仁祖，并尊为百世不祧之庙。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治天下，在位四十二年，利泽之施，丕冒四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之重，措宗社于泰山之安，功隆德厚，孰可拟议？英宗皇帝飨祚日浅，未究施设，奄弃万国。神宗皇帝以圣神不世出之资，慨然大有为于天下，兴学校，崇经术，劝农桑，宽徭役，禁暴以武，理财以义。凡改令法度有未当于理、不便于时者，莫不革而新之。功业盛大，何可胜纪？群臣援旧典，数上徽号，然深自谦挹，终抑而不居，规模宏远，凛凛乎三代之风矣。而庙祏之制，殊未议所以尊崇之典，阙孰甚焉，此朕夙兴夜寐之所不敢忘也。宜令礼官稽参商周两汉故事，考定仁宗、神考庙制，详议以闻。庶成一代之典，以章本朝累圣功德之盛，以副朕为人子孙显扬尊奉之意。^[118]

徽宗在诏书中逐一对哲宗以外其他几位北宋皇帝进行了评价：功勋卓著的太祖、太宗和真宗已经在仁宗朝成为不祧之主，在剩下的三位皇帝中，仁宗和神宗也是功德盛大、治国有方的君主。虽然徽宗下令礼官详议仁宗、神宗的庙制，其实他的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就是欲以仁宗和神宗为不祧之主，以显示赵宋王朝的厚德盛业，他要的只不过是百官的附和而已。臣下自然是心领神会，太常少卿盛次仲等人上奏：“如我仁宗、神考之圣君，若此之盛者也，是宜亿万斯年，奉承不怠，请如圣诏，尊崇庙祏，永祀不祧，与天无极。”这一奏请合乎徽宗的心愿，因此得到了准许。^[119]这样一来，在徽宗之前登基过的七个皇帝中，除了英宗和哲宗外，其他都成为不迁之主，加上僖祖，太庙中不迁的神主达到了六个。

如此多的不迁之主，给宗庙的迁祔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崇宁三年（1104），徽宗在诏书中指出：

郑氏谓，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庙与亲庙四，并而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内。王氏谓，非太祖而不毁，不为常数，是不祧之宗在七庙之外。历选列辟，时措之宜，因革各异。惟我祖考功隆德大，万世不祧者，今已五宗，则七庙当祧者二宗而已。迁毁之礼，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奉先之意。礼以意起，称情为本。可令所司集官议定，详具典礼以闻。^[120]

若采取郑玄模式的七庙制，每逢新主祔庙，当祧迁其四世祖；在王肃模式的七庙制下，新主祔庙，则当祧迁其六世祖。此时太庙中供奉着始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共有七世八室，始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已是不祧之主，神宗的百世不迁地位等到英宗亲尽而毁后即可生效，整个太庙中只有英宗和哲宗的神主可以祧迁。无论是郑玄模式的七庙制，还是王肃模式的七庙制，都已无法适应此种情形。对此，礼部提议实行九庙制度：“窃详先王之礼，庙止于七，后王以义起礼，乃有增至九庙者，详酌典故，当自朝廷。”于是，徽宗下诏：

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圣贤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轶于古先。尊为不祧者至于五宗，迁毁之礼近及祖考。永惟景祐钦崇之诏已行而不敢逾，暨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杀，虽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诸儒之说，详求列辟之宜。顾守经无以见其全，而适时当必通其变。爰援众议，肇作彝伦。推恩以称情而为宜，则礼以义起而无愧。是用酌郑氏四亲之论，取王肃九庙之规，参合二家之言，著为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垂之将来。^[121]

因此，翼祖和宣祖的神主奉还太庙，形成了九世十室的格局。虽然此次改制号称“酌郑氏四亲之论，取王肃九庙之规”，但是实际上与郑玄和王肃的理论均相差甚远。在郑玄的理论中，四亲庙是当朝天子的父、祖、曾祖和高祖，此时太庙中的“四亲”却是不迁之主以外的翼祖、宣祖、英宗和哲宗，明显不符合郑玄的原意。根据王肃的学说，天子七庙是指太祖庙加上六亲庙，在周代的太庙中，除此之外还有文王和武王的不迁之庙，供奉的祖先实际上达到了九世。此时的赵宋太庙供奉了始祖、四世不迁之主（实际上有五个，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和其上昭穆未尽的神宗）和四世不连续的亲尽即迁之主，这里的“九庙”亦非王肃的本义。崇宁三年形成的九庙制度，在南宋被称为“崇宁九庙”。^[122]

南宋建立后，尽管中间经历过东向之位的争论，僖祖因此而被祧迁出太庙，并且在庆元二年（1196）后与顺祖、翼祖和宣祖一同迁入四祖庙，但是崇宁九庙制长期得到了实行，为期近一个世纪。^[123]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去世后，有人主张上祧英宗，以维持崇宁九庙，太常博士戴栩上奏表示反对：“自一祖四宗功德巍巍百世不迁之外，英宗为一世，哲宗、徽宗为一世，钦宗、高宗为一世，孝宗、光宗各为一世，其与大行皇帝才六世耳。况高宗又为不祧之宗，其实为五世，于七庙之制未为溢数。”因此，他认为不必祧迁英宗。^[124]御史台的看法与此类似：“国朝太祖皇帝为帝者太祖之庙，太宗皇帝祔于太祖，为一世之庙，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书不祧，此与商周不毁庙、鲁公武公之世室名异实同，世室之祧，既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则固不在九庙之数。自太祖以至光宗实为五庙，今大行皇帝始为六庙，合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125]他们声称，不祧迁英宗的目的是恢复王肃倡导的七庙制，除了万世不毁的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神宗和高宗外，还有五世亲庙，英宗为一世，哲宗和徽宗共为一世，孝宗为一世，光宗为一世，宁宗为一世，另外钦宗因为与不迁之主高宗是兄弟而不算作完整的一世亲庙。这显然跟王肃模式的七庙制不同，根据王肃的理解，太祖以外的不迁之主都是脱离昭穆序列后才不计世数，实际上此时神宗、高宗仍在昭穆之中。很显然，南宋是延续了崇宁三年（1104）以来的成例，不管其上是否昭穆已尽，只要被定为不迁之主，就不计世数。最终，朝廷没有祧迁英宗。按照戴栩等人的说法，包括宁宗，太庙才供奉了五世亲庙，那么再往前引申一步，理宗祔庙时，自然也就不用祧迁其他神主了。景定五年（1264），理宗去世，太庙中的庙室已经不够用了，“咸淳添置一室，奉理庙神主，通为一十四室”。^[126]此时的太庙呈现十一世十四室的格局。

然而，所谓的七庙恢复后，迁毁制度依然没有实施。咸淳十年（1274）度宗去世后，“太庙自宣、僖、翼、顺四祖为祧，别于太庙西上为祧殿以奉之，与太庙诸室并同列，而各门以隔之。自太祖以下至理宗为十四室，度宗之祔，在理宗东，已无所容，乃外辟东庑以处之”。^[127]按说此时已经没有不祧迁其他神主的理由或借口了，但还是没有实行毁庙，太庙已无空间可以容纳度宗的神主，添置新的庙室也已不可能，只好另辟东庑以安放之。

太庙庙数在唐宋时期经历了异常复杂的变化，尤其是熙宁五年（1072）后有过很多波折，结果是离天子七庙越来越远，完全不受礼制传统的束缚。作为转折性事件的熙宁五年僖祖地位之争，使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太庙祭祀中公、私两种属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结果是血缘私情主导了此后太庙庙数的变化。这促使我们去探讨太庙祭祀中的公、私问题，尤其是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