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潜艇竞赛方兴未艾

特约撰稿／刘怡

2015年4月6日，印度鲉鱼级潜艇首级艇在孟买的船坞下水，它按计划将在2016年9月服役。鲉鱼级潜艇由法国和西班牙公司联合推出，已进入智利、马来西亚海军服役，印度签订了6艘，全在孟买建造。

2015年7月15日，泰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巴威·翁素万在曼谷宣布：军方决定暂缓将从中国购买潜艇的提案送交国会审批，并已开始重新评估该项目的价值和成本。稍早之前，泰国海军采购委员会刚刚确认将以10.6亿美元的价格购入3艘中国制S-26T型柴电潜艇。

这一变故意味着自1951年4艘“玛恰奴”级小型潜艇退役以来，泰国海军缺少水下力量的历史将进一步延续，甚至维持到2020年之后。与席卷整个亚洲的水下军备竞赛相对照，泰国的决定可谓不合时宜。

自2005年以来，有10个以上的亚洲国家宣布将新建或外购常规潜艇，其中约1/3是第一次拥有水下兵力。而在尚取观望姿态的国家中，缅甸的潜艇采购项目也已进入谈判阶段。这场竞赛表现出参与主体众多、地理分布集中、技术来源多样化等鲜明的特征，在提升亚洲海上力量的平均实力之外，也令整个印度洋、亚洲、太平洋的海洋安全形势变得更为微妙。

潜艇只具备单纯的军事价值，无法像水面舰艇那样广泛地参与和平时期的海上活动，因此与这场水下军备竞赛直接相关的阿拉伯海、孟加拉湾和南海，正在演变为具有风险的海域，并深刻影响到亚洲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

为什么纷纷采购潜艇？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三个事件从根本上重构了亚洲的海洋安全态势：一是美国海军一线舰艇数量的缩水，二是恐怖主义、重大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三是解放军海军总体实力以及远海活动能力的增长。其中以第三个事件影响最为深远，中国虽是和平崛起，军备只为自卫，但戴有色眼镜的某些国家不这么想。

中国毗邻的黄海、东海和南海皆属于半封闭的边缘海，不能直接抵达开阔大洋，中国欲拓展第二岛链以内的海上防御纵深，并最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活动能力，就必须确保其舰队能无障碍地通过经马六甲海峡驶入印度洋的交通线。事实上，任何国家置于中国的位置上，都必将会努力突破对己充满敌意的“岛链”。

这条线路不仅与波斯湾石油输往东亚的航路大体重合，而且要穿越利益关系极其错综复杂的南海，远端更是深入到印度传统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令所有亚洲国家都不能等闲视之。

“过去五年中，中国海军已经在第一岛链内的某些水域建立了有效控制，使美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对这些区域行使制海权；可以预见，北京将努力把控制范围扩大到整个第一岛链之内。”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红星照耀太平洋》一书作者吉原恒淑告诉《凤凰周刊》记者。

这种“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在增加了美国干预中国近海事务的难度的同时，也令此地区国家大幅度提升本身能力。冷战时代，奉行“攻势制海”理念的美国海军在事实上为其亚洲盟国提供了保护伞。随着旧式舰艇的退役和军费缩水，美军一线兵力的数量与理想指标之间出现了较大缺口，这意味着前出部署在新加坡、日本等亚洲基地的舰艇很难有显著增加。

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则令美军航母战斗群在即时介入亚洲海域时，需要承担更大的受损风险，这对华盛顿履行其安保承诺的可信度构成了冲击。故其亚洲盟国现在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遂行防御任务。

海上防御的一般模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经典的马汉主义，二是海上拒止。

前者意味着要建设一支兼有大中型水面舰艇、水下兵力和航空兵的大海军，并与假想敌的海上力量进行交战，以最终夺取制海权。但对大部分中小国家来说，大海军所需的高昂财政支出是他们完全无法承担的。

海上拒止则不然：这一模式并不追求控制目标海域，而只是希望阻挠对手在某一海区自由行动或使用某一航路的便利。在兵力指标上，它不要求均衡发展，而只须对防守本方海岸和破坏对手交通线的能力加以最大化——换言之，这是一种非对称作战模式。

柴电潜艇，恰恰是一种适合执行非对称作战任务的平台。它不仅能充当“刺客”、对敌方的大中型水面舰艇实施突袭，更能广泛威胁防御能力低下的敌国商船。一旦敌方的战略性海上通道被潜艇扰乱甚至切断，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和心理压力势必相当惊人。敌方若想锁定并歼灭潜艇、或者对全部商船建立护航制度，付出的成本将极为惊人。

第三次印巴战争和马岛战争的经验已经证实：在整体实力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防御一方仅靠少数潜艇就足以牵制住对手相当一部分作战力量。而在AIP（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已经广泛安装于新一代柴电潜艇的背景下，航程较短的常规潜艇也能在不返港补给的情况下连续作战8到12周，战略价值有了进一步提升。

不仅如此，与造价节节攀升的中型水面舰艇相比，采购潜艇的账面成本并不十分惊人。最近10年开工的导弹护卫舰往往被要求具备多种任务能力，同时在外观上融入隐形设计，这使得新舰的造价迅速攀升到过去的2至3倍。

以印度在俄罗斯技术援助下自建的3艘“什瓦里克”级（5300吨）为例，其最终支出达到了每艘5.77亿美元，后续的17A护卫舰项目更是在规划阶段就将单舰造价预估为11亿美元。巴基斯坦在2005年订购了4艘较小的中国制F-22P型护卫舰（2500吨），总支出同样达到7.5亿美元。

即使是看似价廉物美的二手舰，因需要大修和现代化改装，所费同样不赀。2014年12月美国批准向台湾地区转让2艘舰龄超过30年的“佩里”级护卫舰，系按剩余国防物资的优惠价出售，单价仅为2000万美元。但加上检修动力系统和增购拖曳线列阵声呐的费用，总支出依然超过2.4亿美元。

作为对比，马来西亚和印度引进的“鲉鱼”级潜艇单价在5亿美元左右，孟加拉国从中国购买的二手“明”级更是低至每艘1亿美元。换言之，以1～2艘多用途护卫舰的价格就能购得1艘生存能力更强、威慑效果更佳的潜艇，无怪乎诸多财政不甚宽裕的亚洲国家依然对其趋之若鹜。

德、俄、中、法四大卖家

柴电潜艇有四两拨千斤的优点，但长期以来国际市场上的潜艇出口来源却呈现高度集中的态势。究其原因，以全球性海上力量自居的美国海军自1959年起即已不再新建“短腿”的常规潜艇，苏联在1991年之前仅能向印度、华约卫星国以及少数友好国家出口潜艇，广阔的欧美市场遂被奉送给了德国霍瓦兹—德意志造船公司。

该德国公司在1970年代设计的209型是一款瞄准中小型海军的“经济适用型”潜艇，在性能、成本和操作性方面实现了极佳的平衡；同时根据客户的需求和预算差异，有5个排水量不同的子型号可供挑选。

从1971年到2011年，先后有61艘209型被出口到14个国家，包括印度（4艘）、印尼（2艘）和韩国（9艘）。韩国甚至在吸收德国技术完成9艘209型（命名为“张保皋”级）的建造之后，于2012年与印尼签署合同，以20.7亿美元的价格为其新建3艘改进型“张保皋”级。这是209型第一次实现“中转出口”。韩国自身则在2000年和2008年分两批续订了9艘209型的后继型号214型，均包含有燃料电池式AIP装置，仍以合作方式在本国建造。

1991年苏联解体后，陷入财政困境的俄罗斯以急不可耐的姿态奔向国际潜艇市场，主打其最成熟的柴电潜艇型号877型（北约代号“基洛”级）。与209型相比，“基洛”级吨位和主尺度稍大、火力基本相当、电子设备略逊一筹，但价格比后者低廉。这对囊中羞涩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传统上使用苏制武器的海军，极具吸引力。1995年后，俄罗斯还推出了换装新型声呐的版本636型。1983年至今，“基洛”级的外销成绩仅次于209型，除俄罗斯自用外，先后有37艘出口到6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分别以12艘和9艘的保有量成为俄制潜艇大户。

进入1990年代后期，圣彼得堡“红宝石”设计局开始研发“基洛”级的替代型号677型（北约代号“拉达”级）。它采用工艺更简单的单壳体结构，排水量比“基洛”级减少1/4，最大潜航速度提升到21节，可容纳AIP舱段。为弥补“基洛”级在电子设备方面的短板，“拉达”级在设计阶段就加入了“锂”自动化战斗控制系统，并搭载有RPK-6“瀑布”潜射反舰导弹。为模仿209型的外销模式，“红宝石”设计局还为“拉达”级开发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出口型号，称为“阿穆尔”级，企图与214型竞争21世纪初的国际潜艇市场。

然而在“拉达”级开工之际，俄罗斯造船业尚未摆脱苏联解体以来的窘迫处境，新潜艇不仅工期反复延宕，在系统整合、零件合格率以及电子设备的可靠性方面也一再出现问题。首艇“圣彼得堡”号于2005年进入海试阶段，随即暴露出一系列设计和工艺缺陷，俄海军最终于2011年宣布：不会将该艇纳入作战编制，仅作为试验艇使用，同时对已经开工的2号艇“喀琅施塔得”号实施大规模改造。

这一变故直接导致俄罗斯失去了印度“75号工程”的6艘订单，“红宝石”设计局也不得不对“基洛”级方案进行又一次微调，以留住国外订户。2009年越南订购的6艘“基洛”级即属于最新的636KMV型。而俄方虽然依旧一厢情愿地希望把“拉达”级推销到海外，并屡次单方面爆出已经和中国签约的消息，但在经过大改的2号艇完工之前，该项目的前景并不乐观。

中标印度“75号工程”的是法国海军造舰局研制的新一代AIP潜艇“鲉鱼”级，其设计和工艺理念参考了209型的经验，设备方面则沿用了“凯旋”级核潜艇的多项技术，同时对吨位和成本进行了较好的控制。除印度以30亿美元的价格订购了6艘（在本国建造）外，马来西亚也在2002年购入2艘，单价5.2亿美元。

另一个潜艇出口方面的后起之秀，则是本身经历了大规模海军现代化的中国。在039A型（北约代号“元”级）的消音技术和AIP装置逐步成熟之后，中国已经开发出多个型号的出口版本，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兜售。泰国原定采购的S-26T型便是“元”级的外贸版本之一，巴基斯坦则于2015年7月23日确认将以50亿美元的价格购入8艘S-20型。与214型和“基洛”级后期型相比，“元”级的总体性能以及外销口碑尚存在一定差距，但中国在降低报价和转让相关技术方面持开放态度，这对财力有限、同时迫切希望提升本国造舰水平的中小国家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此外，北京还乐于以低廉的价格，向孟加拉国等小型海上力量转让较老的035型（北约代号“明”级）潜艇，为进一步出口新艇和相关技术创造条件。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内，德国的214/216型家族、俄罗斯的“基洛”级后期型、法国的“鲉鱼”级和中国的“元”级外贸版，将成为世界潜艇市场上的四大拳头产品，相互竞争。

2009年，俄罗斯和越南签署了6艘基洛级潜艇的军售合同。2014年上半年，越南接受了头两艘，即“河内”号和“胡志明市”号。

“无人之地”：竞赛的涟漪效应

过去15年间，亚洲国家外购常规潜艇的数量已接近50艘，这还不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自行建造的部分。缅甸、泰国乃至斯里兰卡采购潜艇的进程，也已进入谈判阶段，短期内可见分晓。方兴未艾的水下军备竞赛，在提升了亚洲海上力量的平均实力之外，也造成了微妙的涟漪效应，可能影响更大范围内的国际安全。

首先，尽管潜艇在遂行破交战和封锁任务时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平台，但几乎无法用于和平时期的海上活动。这意味着各国在考察其他国家采购潜艇的动机、并部署本国的水下舰队时，带有极强的对抗性倾向。在出现冲突的风险时，为避免对手先发制人、动用潜艇攻击本方的水面舰艇或封锁主要港口，相关国家极有可能展开预防性攻击，以瘫痪对手的反制能力。这意味着各国爆发海上热战的几率比过去有了大幅上升，对缓解敌意、维持地区稳定显然有害无益。

其次，潜艇数量的增加不仅会引发对等式军备竞赛，而且将刺激各国竞相采购反潜装备、飞机和轻型护卫舰，进一步导致对立交替升级。2009年，印度海军与美国波音公司签署21亿美元的合同，购入8架P-8“海神”巡逻机，部署在阿拉科纳姆的拉贾利基地，显然是为了应对中国潜艇进入孟加拉湾的活动。而在巴基斯坦洽购S-20型潜艇的消息传出后，印度军方表示将追加购买16架P-8，以在阿拉伯海建立反潜监控网。

已经拥有73架P-3C反潜巡逻机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则准备将其悉数替换为单价1.4亿美元的川崎P-1。就连财力相对吃紧的台湾海军，也在2012年购买了12架二手P-3C，并计划利用此次采购“佩里”级旧舰的机会，获得8具多余的SQR-19拖曳线列阵声呐，用于“成功”级护卫舰的现代化改装。

争相寻求绝对安全的努力不仅抬高了总体安全成本，而且令大量财政资源被消耗在非生产性领域，造成严重的负担。一旦出现新的经济波动，各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将比过去更为弱化。

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国采购的潜艇密集部署在印度洋—亚洲—太平洋的战略性航路周边，任何两个国家爆发小规模冲突都有可能造成国际能源和商品贸易通道的中断，从而对亚洲和世界经济造成恶性冲击。

“如果每个亚洲国家或地区都在自己的近海建立起层层叠叠的反介入防御圈，部署潜艇和岸基反舰导弹，最终只能造成潜在的‘无人之地’。”吉原恒淑指出，“由于各国设置的反介入圈覆盖的范围是如此之大，任何船只在亚洲海域、尤其是靠近大陆架的海域航行都将变成极其危险的事，这对和平时期的经济活动势必构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  编辑  陈祥   □ 制图  美编  虎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