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劳动力市场分割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研究可溯源至约翰·穆勒和凯恩斯，他们反对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力市场具有竞争性质的学说，认为劳动力市场具有非竞争性质(大卫·桑普斯福特，1999)。穆勒认为，社会的、职业的以及空间的转移障碍，使工人们在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非常困难，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特别是技能低下的手工劳动者及其子女，由于缺乏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只能长期“蜷曲”在低收入的就业领域。凯·克拉克(Clark Kerr，1954)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认为现实中的工资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结果。

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P．Doeringer and M． Piore，1971)提出了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成为早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典型代表。二元结构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两部分，一级市场工资福利待遇高，就业稳定; 二级市场的工资福利低，就业不稳定。两个部分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工资决定机制明显不同。一级市场是一个完全存在于某一企业内部有高度组织的正式劳动力市场，它有指导雇佣的详细规则和程序，解决供求关系主要有招聘、培训、产量调整等，市场力量基本不发挥作用。二级市场与新古典学派描述的劳动力市场一致，雇主按照劳动的边际贡献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决定雇佣劳动量，按劳动的边际贡献或市场工资支付劳动报酬。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强调市场的需求方和制度因素的作用，尽管劳动力的供给方的确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就其影响程度而言，远不及劳动力的需求方，也不及社会制度因素在解释此类现象时更有说服力。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内生性，是劳动力市场运作的结果，因而，这种分割可视为一种市场性分割。该理论主张采用补贴、引入反歧视法、最低工资立法、鼓励工会发展和实行培训等措施。波斯克特和多林格尔(Bosanquet and Doeringer，1973)通过对比英国和美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分析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年龄收入曲线和工作稳定性，验证了美国和英国都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形成新的“中心—边缘”分割结构，这种新二元结构源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重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调整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化重组提供了物质条件。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心”雇员群体由具有全日工作时间的雇员组成。这个群体享有更大的工作保障，良好的晋级与技能再培训前景，相对丰厚的工资、养老金、保险和其他附加福利，同时也要求他们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必要时刻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调动。次要劳动力市场的“边缘”雇员群体包含两个不同的亚群体。第一个亚群体由具有一定技能的全日工作雇员组成，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易找到工作，如办事员、秘书、日常的和次要的熟练操作工等。但由于很难得到晋升机会，这个群体具有较高的流动率。第二个亚群体，包括非全日制工人、不定期合同工、临时工和转包合同的受雇工人等。这个群体比第一个亚群体的工作保障更少，具有更大的流动性。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引起了争议，受到正统理论的批判，认为它对新古典理论的批判能力远强于理论本身的完整性和逻辑性，并缺乏实证检验(Cain，1976)。Averitt(1968)用产业组织的二元结构特征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他认为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源头主要是核心产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源头主要是边缘产业。在某些行业，即使产品市场是竞争的，制度和工会的作用也能创造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Levinson，1967)。针对这种观点，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由多个区域组成的(Freedman，1976; Buchele，1976)。约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1970)认为城市的劳动力分为三种类型，较高等级的劳动力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稳定的就业前景和高薪的工作待遇，中间等级的劳动力可以通过组织争取到一点安全的保护，而最低等级的城市无产者，则无高薪和安全可言。每个等级都对劳动力跨级流动设置了障碍，对高等级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主要转化为该等级工资的提高，教育和培训成为设置障碍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成为处于较高等级的人借以将他们的种种特权转移给子女的一种手段。另一种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工作链，“链”上的工资差别很大，但并不存在界限明晰的区域(Thurow， 1975)。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并不仅限于产业之间，而且贯穿于企业的始终(Rubery and Wilkinson，1981)。劳动力市场分割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被分化为稳定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具有各自永久性的特征(Carnoy，1980)。一些文献(Beek、Horan and Tolbert，1978;Hodson，1978; Woodward and Menabb，1978; Baron ＆ Bielby， 1980)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了实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方向，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运用新的理论和实证工具对劳动力市场分割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麦当劳和索洛(Mcdonald and Solow，1981)提出了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的就业行为和工资决定模型。斯克洛浦路斯(Psacharopoulos，1981)利用英国入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表明无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都与劳动者的收入正相关，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和工作年限收益率高于次要劳动力市场。Piore和Berger(1982)实证研究了美国产品市场的演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Shapioro and Stiglitz，1984)提出效率工资劳动力市场怠工模型，成为效率工资理论模型的代表，该模型在信息经济学的基础上解释了劳动力市场上非自愿失业现象。效率工资理论用支付工资的成本和收益来解释劳动力市场分割(Bowles，1981; Eaton and White，1982; Carl and Stiglits，1982; Yellen，1984; Shapiro and Stiglits，1984)。Pampel和Williamson(1985)用交易成本研究分割的劳动力市场，Glimshaw和Rubery从治理结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类。狄更斯和朗(Dickensand Lang，1985)通过计算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教育收益率发现，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显著正相关，工作年限对收入具有积极作用; 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没有显著关系，工作年限对收入的作用几乎为零。冀得曼(Ziderman，1986)对以色列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Bulow and Summers(1986)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认为，均衡状态下劳动力市场会形成分割。林德贝尔和斯诺尔(Linderbeck and Snower，1988)提出了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将已经就业的劳动力称为内部人，把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者称为外部人。内部人在工资决定机制上有重要的讨价还价能力，替换已经就业的内部人和雇佣外部人要花费成本，工会不考虑外部人的利益而只代表内部人的要求。内部人通过对工资讨价还价和已经就业的优势，常常使外部人不能就业。内部人—外部人模型认为内部人具有已经就业的优势，与外部人不处于同等竞争地位。狄更斯和朗(Dickens and Lang，1988)通过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男性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存在两个独立的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着非经济壁垒阻碍劳动力从次级劳动力市场向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动，工会对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现在，国外学者主要是针对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和形成原因进行实证研究。金德玲(Gindling，1991)对哥斯达黎加在公共部门、私人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存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工资决定进行了研究。盖模布累塝和费特邦姆Gyimahbrempong and Fichtenbaum，1993)运用相关数据证明白人和黑人的人力资本回报有明显差异，白人和黑人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泰勒(Telles，1993)对巴西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收入状况进行了研究，托马斯和瓦利(Thomas and Vallee，1996)通过对喀麦隆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劳动力的实证分析检验了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分割性，认为直接的管制是造成分割的原因，对直接的劳动力管制改革会带来可观的短期效益。高特怀斯和麦考密克(Gottfires and Mccormick，1995)建立数学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分割市场中歧视和失业现象。斯密斯和泽檽(Smith and Zenou，1997)认为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内生的，与市场中大规模的失业密切相关。Aral(1997)认为，合作(信任)的形成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格力模杉和鲁帕累(Glimshaw and Rubery ， 1998)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分类，表明雇员谈判能力的高低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一个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界区及原因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Sapsford， 1999)。希伯特(Hiebert，1999)对加拿大三个最大的劳动力市场的种族、性别和移民分割进行了检验，里德和罗宾(Reid and Rubin，2003)对美国1974—2000年间种族和性别分割作了实证分析。这些研究都证实劳动力市场分割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