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催生出兴盛的公所、会馆、帮会、商会。这一过程被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所中断。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重组，作为利益多元化和分殊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再次勃兴。与此相应，国家的社团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创新。
我国社团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_社会冲突与制度回应 转型期中国政治整合机制的调适研究
伴随现代化的发展，社会流动加剧，工作从家庭生活中分离并逐渐成为人们最为重要的社会身份，这些都将推动人类结合的基本形式由“共同体（communal）组织”转向“结社（association）组织”。典型的“共同体组织”如家庭、家族、地缘、宗教等初级组织，其缔结基础是人们的某种先赋特征。典型的“结社组织”如工会、行会、公民组织、利益集团、政党等次级组织，其基础是成员的后天属性（如职业、行业）。清末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已经在沿海工业发达地区催生出兴盛的公所、会馆、帮会、商会。这一过程被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建构所中断。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重组，作为利益多元化和分殊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再次勃兴。与此相应，国家的社团管理制度不断发展创新。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社团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均有所差异或反复，但总的趋势越来越明朗，那就是依据社团的属性及某一阶段政权所设定的任务重点来对社会组织实施分类管理。上节我们提及，作为政治整合与吸纳的一个重要载体，行业协会商会或者工商服务类组织的重要性得到强调，由此获得优先发展，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节我们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工人组织上，尤其关注工会组织既有的改革进展及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本节的部分内容来自笔者曾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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