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的科学文化文学化

由于科学文化的过于强势，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出现了科学文化对人文文化的传统领地——文学的扩展，本书称之为“科学文化的文学化”。许多中国现代作家深受科学文化的影响，对科学文化的崇拜甚至卷入到具体的文学创作或文学理念之中。而文学毕竟是人文文化的核心领地之一，科学文化与文学不可能相互融化，科学文化文学化不过是中国现代两种文化的一种变体。郭沫若对科学文化尤其是科学文明的想象与迷恋，则影响到了其诗歌等文学创作的理论与实践。

谈及30年代之前的郭沫若，很多人自然会想及创造社，进而认为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流派的先驱。例如，钱理群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就认为，“不加掩饰地赤裸裸地袒露自己，这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一大特色。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都是如此”^[31]。而事实上，创造社成员的一些文章，“如：1922年8月，郭沫若的《创造》季刊《编辑余谈》；1923年，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1923年，成仿吾的《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1926年，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1927年，郁达夫的《文学概说》；1928年，冯乃超的《冷静的头脑》……这些文章均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持摒弃、批判，以至否定的态度”^[32]。

郭沫若自己在1926年就开诚布公地写道：“在欧洲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一时的自然主义虽是反对浪漫主义而起的文学，但在精神上仍未脱尽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色彩”^[33]。所谓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学界一般从政治上解读郭沫若这一主张。而事实上，郭沫若在这里一方面透露出了对浪漫主义的不屑，另一方面在感叹自然主义染有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成分的同时，也显示出他对自然主义的好感胜于浪漫主义。而对自然主义的好感实际上并不仅仅根植于政治上的阶级对立，更主要的是基于他一直推崇的科学文化。

一、科学文化的文学化

如果说科学文化的取向，是郭沫若学术研究一以贯之的方法，那么，人文文化的自觉则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品质。在这方面，郭沫若与王国维有着相似之处。王国维对自己早期的词作颇为自信，而后期又在学术考古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人文主义的诗情抒发与科学文化的学术探索，在其两人的一生中完美地糅合在一起。

郭沫若一直崇尚着科学文化的灿烂光辉，一直禀持着科学文化的态度。甚至在其凸显个性的文学作品中，亦不例外。例如，他在《笔立山头展望》（1920）这首诗中称颂近代科学文明为“近代文明的严母”。“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34]。现代科学文明在郭沫若的诗境中是美丽的、庄严的，是滋养人类的乳汁。这里丝毫感觉不出对科学文明的反感与反思，更多的是对现代文明的诗意化。或许在这种诗意化的体验中，切实感受到了科学文明所彰显出的人的某种本质力量吧！

在1920年3月3日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写道：“今日天气甚好，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个勇猛忱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我’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Rhythm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35]在旁人听来的火车噪音，却在郭沫若的诗境中表现为优美的旋律；在他人乘车时的疲劳与眩晕，却在他的诗情中冲刷出兴奋与自由。这些作为诗人的郭沫若眼中的现代科学文明，无不是一幅幅优美的，与大自然和谐的图画。这与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称颂的“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略举两例显示出郭沫若对现代科学文明的诗人化体验。那么，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体验？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个人气质上的诗性天赋。郭沫若的诗性天赋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不为多见的。尤其是其极富驰骋的想象力，与庄子相契合的逍遥自适，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开阔是许多作家都难以比拟的。郭沫若自言，“自己是喜欢读《庄子》的人，曾经看过章太炎著的《齐物论释》，他用佛学来解释《庄子》，觉得比《庄子》的原文还莫名其妙”^[36]。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博大情怀，催生了少年郭沫若的诗性早早来临，并一发不可收拾。郭沫若说，“在这高小时代，我读到《西厢》、《花月痕》、《西湖佳话》之类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颇以风流自命，大做其诗”^[37]。可见，过于狂热的诗性生活将郭沫若的现实生活审美化了。

其次，职业选择上的错位与文学上的反观，致使郭沫若对科学有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距离感。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是学医学的，关于为什么学医，他自己这样写道：“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38]另外，他又写道，“因为我对于法政经济已起了一种厌恶的心理，不屑学；文史觉得无补于实际，不愿学；理工科是最切实的了，然而因为数学成了畏途，又不敢学；于是乎便选择了医学”^[39]。

可见，与那个时代许多选择了理工医专业，而后又转入文学的人（如王国维、鲁迅等）相似，起初选择学医，多半是考虑到实用的务实选择。“文史觉得无补于实际”，而学一点医，“来把国家强盛起来”。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最终迫使他放弃了行医的初衷，这直接导致了郭沫若走向了文学的道路。“两耳重听，没有可能把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学好，因此在大学中途的时候，又来了一次极端的苦闷，而终于逼着我走上了文学的路途”^[40]。正是这种职业选择上的错位与文学上的反观，导致郭沫若对科学的理解有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距离感。这为他后来将科学内在精神化为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能。

最后，身居异国他乡高度发达的切身体验，与祖国贫穷落后的现实处境，所构成的巨大的陌生化效果，为郭沫若对科学唱赞歌铺平了文学之路。无论是《笔立山头展望》（1920），还是“给宗白华的信”，均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创作。对轮船的礼赞与对火车的共鸣，均渗透了作者与现代科学文明接触时的惊异之感，这是建立在一种类似于“乡下人进城”的兴奋与陌生感之上的。如果说个人气质上的审美化是郭沫若得天独厚的文学品质，而后来职业选择上的错位与反观所形成的距离感是“科学体验”的诗人化之必备条件，那么，异国他乡发达的工业化所形成的切身体验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则为郭沫若“科学体验”的诗人化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既然郭沫若对现代科学文明的体验，完全是诗人化的。尤其是其中所渗透出了喜爱与礼赞之情，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科学的内在精神，即科学文化。那么，郭沫若是如何将科学内在精神化为科学文化的呢？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郭沫若在创作方面像一匹奔腾的野马，不受羁绊，充分的个性化，高扬自我表现。但是，当这种激情不再时，他又企图以缜密的科学客观性来约束自己。他认为，过于激情化是自己性格上的弱点。这集中体现在《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1922）一文中。他说：“我研究科学正想养成我一种缜密的客观性，使我的意志力渐渐坚强起去。我研究医学也更想对于人类社会直接尽我一点对于悲苦的人生之爱怜。”^[41]

很明显，在情感与意志、文学与科学之间，郭沫若似乎要撑起一个内心的支点，从而构成两者的平衡。从他对自己的创作上的态度来看，显然欲用科学之方法来纠正意志之薄弱，抑或压制不羁之情感。这是从个人的气质言之，郭沫若欲以科学的客观性来平衡，甚或压制个人的主观性。

从郭沫若对文学研究的取向来看，他禀持着科学的方法论，企图得到文学的本质内涵。在《文学的本质》（1925）一文中，开篇就写道：“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42]这似乎指的就是物理学中隔离的分析法。通俗一点讲，搞研究就应该将范围缩小，抓住问题的本质，不要泛泛而谈，面面俱到。这正是一种科学文化的方法，郭沫若并认为科学方法可以应用到文学研究中。也正是禀持着这种方法，郭沫若认为当时的文学本质之争并未达到纯净的层面，没有找到“文学的原始细胞”。事实上，郭沫若后来在考古学方面的巨大贡献，与他禀持科学的研究方法脱离不了干系。郭沫若这方面与王国维也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在“科玄论战”中是一个未发言的旁观者，但似乎又是一个坚定科学文化立场的自觉者。这从他对后期创造社与太平洋社的合伙的理解上，可见一斑。他说：“太平洋社和创造社的合伙在当时的情势上是有充分可能性的。”^[43]他认为，两社的合伙，一方面基于人脉关系上的同乡与同事及同学之谊。同乡指的是两社中湖南人多，如成仿吾等；同事指的是两社中有北大教授的背景者多，如郁达夫等；同学指的是两社中多为留日归来的学生。

另一方面，郭沫若认为，两社合并是“趋向政治”的要求，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后期创造社的政治理性与太平洋社的科学理性及政治评论存在一定的契合点。尤其是《太平洋》月刊“在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的时候，吴稚晖在那儿发表过一些突梯滑稽的论文，把读书界轰动过一下”^[44]。从郭沫若意识到“科学与玄学之战闹得昏天黑地”，可见他是一个旁观者；从他将《太平洋》月刊的科学企求与后期创造社的政治转向联系起来论述，可见郭沫若似乎感觉到了后期创造社存在科学文化方面的立场。这可能与创造社成员大多有留日专修理工学的背景有关。

事实上，创造社成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基于“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的考虑^[45]。然而创造社虽然有纯粹的文学杂志的理念与追求，却又是众多杂志中转向“不纯粹”最快的一个。其中原因之一，可以说，务实客观的科学思维和留日专修理工学的背景，造就了创造社科学文化的非自觉取向。这是隐藏在创造社底下的潜流，是后来与太平洋社合伙的重要价值取向上的共鸣。

所以说，郭沫若及创造社的价值取向是偏于科学文化的。这就必然引发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即创造社定格为浪漫主义思潮的真伪性问题。众所周知，作为肇始于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潮明显是反科学文化的。那么，既然创造社的价值取向是科学文化的，则必然会产生创造社隶属于浪漫主义思潮的质疑。

二、浪漫主义的真伪

关于创造社作为浪漫主义流派的真伪性的问题，可以参照俞兆平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历史反思》^[46]一文。此篇论文以具体的史料详细地论证了这一问题，在学术界曾引发了一场关于创造社作为浪漫主义定性的剧烈争论。由此，也可想而知，创造社作为浪漫主义流派似乎是深入人心的“定论”。本文不赘述，但仍然重审以下两点：

第一，应当切实区别开来浪漫主义思潮与浪漫主义创造方法。客观地讲，在今天中文书籍中，讲到浪漫主义，多指的是一种创造方法。我们常常津津乐道，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诗经》开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而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而事实上，这里所谓浪漫主义仅是一种创作方法，与作为一种思潮与流派的西方的浪漫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最早注意到这种区别的是朱光潜先生。他在《关于四个关键性问题的历史小结》中，写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分别开来”^[47]。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重在主观抒情，极力发挥个人想象，以艺术真实取代客观事实。现实主义则重在客观写实，要求从客观的社会生活出发，把握客观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相近点。而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流派的浪漫主义，则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定性。

根据朱光潜先生的阐述，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至少存在三种显著特点：主观性、民间性和反科学。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受到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巨大影响，表现为对“古典主义”的极力反抗。即浪漫主义文学就是要以主观的抒情来反抗理性，尤其是客观理性对个人自由的羁绊。从这方面讲，浪漫主义文学明显地是反科学文化的。当然，就创造社而言，主观性抒情正是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原因所在。而创造社成员却不是反科学文化的，所以，其中又导致了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定性存在些许疑点。

我们可以从浪漫主义文学的另外两个特点，更加深入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认识。一个是“回到中世纪”的口号。浪漫主义文学有其自身的传统，而不是空穴来潮。浪漫主义（romanticism）本身就是起源于中世纪的“传奇”（roman），即中世纪的民间文学。这种民间文学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想象丰富，情感真挚，表达自由，语言通俗。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不是《楚辞》而是《诗经》更适合划为浪漫文学。因为《楚辞》是文人单独创作的诗歌，并不存在民间性。而《诗经》正是来自民间。当然，这种民间文学并不构成“传奇”。就创造社而言，更加找不到其自身的传统。处在五四新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是打破传统。

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回到自然”的口号。这要归咎为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运动之父”（罗素）的卢梭。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诞生乃是出于我们的罪恶”^[48]，从而提出了“回到自然”的口号。很明显，这个口号是反科学文化的。而就创造社，尤其是就我们上述对郭沫若的分析来看，郭沫若显然是站在科学文化的立场，它提倡的不是“回到自然”，而是呼唤现代科学文明。科学不是“罪恶”，而是“严母”。这样看来，郭沫若是不可能和卢梭走在一起的，甚或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见出，与其说郭沫若的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代表，毋宁说他仅是采取浪漫主义的一些创作方法。因为就我们上述列举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三个特点来看，郭沫若的创作明显的只符合其中的一个主观性的方面，不能说创造社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文学流派。这其中的关键还是创造社成员，尤其郭沫若是一个科学文化者。

第二，就郭沫若的文学道路而言，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有一个由疏远到反感，再到谨慎，直至最后靠拢的过程。

30年代之前的郭沫若从未标榜过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充其量不过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郭沫若曾经公开承认自己的创作是“倾向浪漫主义的”，他将自己的创作和同是创造社的张资平进行对比，写道，“资平是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要观察。我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49]。这是郭沫若自认为是浪漫主义的主要佐证。但是，很明显，郭沫若此处所谓的浪漫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另外，郭沫若说：“小说侧重进步的现实主义，诗歌侧重进步的浪漫主义，是无妨事的。”^[50]这更加可以见出郭沫若讲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作为两种创作方法，这根本上有区别于两种文学思潮。

那么，是不是郭沫若对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一无所知而产生如此的混淆呢？

不，郭沫若对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十分了解的。他说：“浪漫主义的文学便是最尊重自由、尊重个性的文学，一方面要反抗宗教，而同时在另一方面又要反抗王权，意大利文艺复兴期中的诸大作家，英国的莎士比亚、弥尔顿，法国的佛尔特尔、卢梭，德国的歌德、许雷，都可以称为这一派文学的伟大的代表。”^[51]此处已经点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卢梭等，并把它作为是对宗教和王权的反抗，应该说是切中要害的。

可见，郭沫若对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了解是十分清楚的。但是，郭沫若仅认为自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这可能还与“浪漫”一词在汉语中的“吊尔郎当”之义有关。郭沫若不无聊侃地写道：“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变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52]所以说，30年代之前的郭沫若对浪漫主义文学采取了有意识的疏远态度。这与我们前述对郭沫若的科学文化立场的论断是一致的。

也正是在30年代前后，随着郭沫若向革命文学靠拢，尤其是其阶级思想的形成，他逐渐表现出了对浪漫主义的反感。如前文所引，他直言不讳地写道，“在欧洲今日已经达到第四阶级与第三阶级的斗争时代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早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一时的自然主义虽是反对浪漫主义而起的文学，但在精神上仍未脱尽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色彩”^[53]。这主要是基于社会学方面的阶级分析，认为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致，是落后于社会发展潮流的。因为现在已经是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文学为主流的时代了。不得不承认，郭沫若这种对浪漫主义的浓厚反感，打上深深的阶级分析的政治化烙印。

然而，由于这种反感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也自然会随着政治环境和主调的变化，而对郭沫若的反浪漫主义立场产生微妙的影响。具体说来，随着苏联文艺界，尤其是高尔基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肯定，郭沫若对浪漫主义文学也采取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来自蒋光赤的影响。郭沫若戏言道：“不过近几年似乎‘浪漫’也走起了运来。原因呢？大概是由于我们的高尔基，他很在替‘浪漫派’张目罢。猫儿眼照例是容易变的。”^[54]将浪漫主义比喻成“猫儿眼”，显示出了郭沫若对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与美学的浪漫主义之间的不经意切换，所产生的眩晕感之后的谨慎态度^[55]。

最后，随着对政治学浪漫主义的逐渐认同，郭沫若“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56]。实际上，这与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可以从郭沫若50年代的关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论述可见一斑。“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7]。

至此，可以明确两点：一、郭沫若30年代的文学创作采取了某些“倾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但并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运动。二、郭沫若30年代以后，所显示出对浪漫主义的谨慎，直至最后的靠拢，已非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而是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换言之，如果说郭沫若前期所反感的浪漫主义是源自于卢梭的美学的浪漫主义，那么后期所靠拢的则是源自于高尔基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三、表现主义的自觉

与其说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是属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毋宁说是一种表现主义的自觉。这无论是从其理论主张，还是文学创作方面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郭沫若强调文学的生命性，这与表现主义相合拍。

文学与科学是既区别，又联系着的，文学有其自身的不朽性价值。郭沫若认为，“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是由有限的经验所结成的‘假说’上所发出的空幻之花，经验一长进，假说即随之而动摇，科学遂全然改换一次新面目，所以我们读一部科学史，可以看出许多时辰的分捕品，可以看出许多假说的死骸，极端地说时，科学史便是这些死骸的坟墓。文学则不然。文学是精赤裸裸的人性的表现，是我们人性中一点灵明的情髓所吐放出的光辉，人类不灭，人性是永恒存在的，真正的文学是永有生命的”^[58]。

这是郭沫若早期的认识，后来他自己对此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但并不认为上述的认识有“怎样的大错”。同时，他主张科学方法是可以而且应该用于文学研究的，而这并不影响文学的生命性。这体现在前述郭沫若的科学文化的取向上，他曾经有段时间十分想转学文科，但在成仿吾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59]。

这很能代表创造社的一个普遍认识。例如郭沫若论及诗的研究，就说道：“我想，要研究诗的人恐怕当得从心理学方面，或者从人类学、考古学——不是我国的考据学方面着手，去研究它的发生史，然后才有光辉，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60]。很明显，他认为诗的研究可以成为科学的研究，是对“科学上的基础知识”的应用。

更为重要的是，郭沫若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61]换言之，文学目的是在表现情感，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中介。文学艺术是由情感直接引向人的生命，人的生存体验本身。人的一生缺少不了艺术，正是要把这一生命存在、情感体验表现出来。这正是文学表现主义的要义所在。

其次，郭沫若推崇文学的表现主义，还体现在文学是表现人生、宇宙和自我的创作主张中。

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社团一般被界定为一者“为人生”，故而是现实主义创作；一者“为艺术而艺术”，所以是浪漫主义的。其实，郭沫若自己并不这样认为。在郭沫若看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62]。因为在郭沫若看来，文学创作离不开人生的体验，离开人生的创作是无源之水，远离人生的艺术不能成为艺术，“因为诗——不仅是诗——是人格的表现。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63]。郭沫若甚至认为，诗人和哲学家一样，“以宇宙全体为对象”，只不过诗人凭借的是“纯粹的直观”，而“哲学家底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64]。当然，这里的人格与宇宙就是人格化了的宇宙，实际上，即是所谓的自我。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虽然说他们的创作没有统一的理念与纲领，但是他们的作品又确实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用郭沫若的话讲，就是“创造社的人要表现自我，要本着内在的冲动从事创作”^[65]。这种表现自我，本着内心的冲动进行创作，这正是表现主义的核心内涵。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所谓的自我不是狭义的自我，而是广义上的自我。这种自我既有“为人生”的朴实，也有放眼整个宇宙的宏大。这与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等，深受康德美学的影响有很大关系^[66]。

最后，郭沫若受歌德的影响很深，曾亲手翻译过《浮士德》。郭沫若回忆自己的作诗过程，坦然承认自己后期诗剧的创作深受歌德的影响，并且受到了20世纪初流行的现代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巨大影响。“我的短短的做诗的经过，本有三四段的变化。第一段是太戈尔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浪漫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儿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作为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67]。

歌德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开辟者之一，他积极参与了18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应该说，歌德的“浪漫”气质与郭沫若的诗人品格是十分契合的。但歌德的影响是局部的，给郭沫若诗剧的影响更大的是后起的表现主义思潮。事实上，这种“浪漫”趋向，加上表现自我的强烈欲望，将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推向了表现主义。

其实，能引起郭沫若强烈共鸣的人不仅是泰戈尔、惠特曼或歌德等，还有中国已有的古代先贤。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我虽然不曾自比过歌德，但我委实自比过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实际上就是‘夫子自道’。那里面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自己的实感。”^[68]而诚如前文所述，在中国事实上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浪漫精神，屈原也不例外。郭沫若则可以说，是屈原文化品格的现代代表。虽不能说他继承了屈原，但郭沫若的忧国忧民之心、多愁善感之情及表现自我之欲等，确实可以“自比”作屈原。关于屈原抑或浪漫抑或表现，暂且不论。但屈原的豪迈与多情、高风与亮节，的确可以成就他的自我表现之自鸣与自信。郭沫若曾将自己比作杜鹃，宁呕血而死，不平淡而生。未尝不可视作和屈原一样的人格上的表现与升华。当然，这方面的比较，只能作为郭沫若表现主义文学倾向的另一方向的补充。

郭沫若经受过现代科学的洗礼，是禀持着科学文化立场的现代文人，他的科学文化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现代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之主要成员之一，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方面的巨大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其中所体现的浪漫精神，多被误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流派。

通过前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郭沫若对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一直是非常谨慎的，直到30年代初才逐渐地向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靠拢。所以，对郭沫若文学创作的浪漫主义定位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的。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的郭沫若，其文学创作倾向，在自觉认同的层面上，更接近表现主义的文学流派。

在这里，可以借鉴郭沫若对王国维与鲁迅的比较与评价，来反观郭沫若自己。他说：“王国维研究物理学只有一年，没有继续，而鲁迅研究医学也只有一年。两位都是受过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两位都喜欢文艺和哲学，而尤其有趣的是都曾醉心过尼采。”^[69]“他们两位都处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对于旧学都在幼年已经储备了相当的积蓄，而又同受了相当严格的科学训练。他们想要成为物理学家或医学家的志愿虽然没有达到，但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回治旧学或创作，却同样获得了辉煌的成就……大抵两位在研究国故上，除运用科学方法之外，都同样承继了清代乾嘉学派的遗烈”^[70]。“两位都曾经经历过一段浪漫主义时期。王国维喜欢德国浪漫派的哲学和文艺，鲁迅也喜欢尼采，尼采根本就是一位浪漫派”^[71]。

上述情况，对郭沫若来说大体上是适用的。他也学过医，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并应用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文学和史学的研究。也喜欢德国的浪漫派哲学，醉心过歌德及康德等，有过一段倾向浪漫主义的时期，后来对表现主义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所以说，郭沫若有科学文化的取向，对浪漫主义有一个由疏远到反感，再到谨慎，直至最后的靠拢的过程。当然，其中存在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之别。在文学创作上，实际上体现为表现主义方面的自觉。郭沫若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文学化的一个重要文化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