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文化

四、研究意义

欧洲科技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研究领域的角度，欧洲科技文化研究对于推动综合科学史和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史是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对科学的全面反思而产生的一系列新兴学科之一，是跨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科学史研究在发达国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史研究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学科史（分门别类）向综合史，以及从思想史向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同时出现了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但是，对于整个欧洲科技文化的综合研究还非常不足。在我国起步较晚的科学史研究近3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大多是在做引进的工作，而且主要是世界科学史方面的内容，至今尚无专门研究欧洲科技文化史的专著。实际上，综观欧洲科技文化自近代以来的发展，应当说，经历了由意大利向英国、法国、德国等的重心转移。在这个重心转移过程中，科技文化的发展在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民族的特点，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而20世纪世界科技发展的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后，这些具有不同程度民族特色的科技文化，逐渐淡化了其民族性的特点，而最终呈现出一种完全国际性的特点，尽管其中汲取了以上这些阶段中某些民族科学的部分特点。这恐怕是欧洲科技文化与当代世界科技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区别。那么，对于这个重心转移全过程中科技文化发展规律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它同一般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对于一般欧洲文化史的研究虽成果众多，但长期以来这些研究大多是对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及宗教方面的单独的、专门的研究，其中对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地位（在当代则无疑已经具有决定性地位）的科技文化的研究，则非常之薄弱。个别著作偶尔涉及科技文化，也是“蜻蜓点水”。这种状况和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局限固然有一定关系，但是缺乏必要的方法论恐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而综合科学史学科的产生，特别是其中方法论的成熟与发展（其重要标志是科学史学的出现）为欧洲文化史的研究，应当说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看来，横跨科学史和欧洲文化史两个领域的关于欧洲科技文化起源和发展及其世界影响的研究，是一个长期以来亟待开发的处女地。而这种研究的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代人的肩上。这种研究的起步和深化，对于上述两个领域研究的进展无疑都是幸事。

其次，从方法论的角度，欧洲科技文化研究不仅需要借助科学史研究的方法，以及欧洲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研究作为高度跨学科的领域，需要对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以借鉴和综合。这种方法论方面的创新对于一般历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

综观20世纪科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受到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我国，科学史至今仍然被列为自然科学门类中的一级学科，科学史学科的研究生学位仍然授自然科学学位。其实，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多数科学史专业是和科学哲学专业同属一系。尽管早期的分科史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各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但是，科学史学科的独立（以综合科学史为标志）最初则是一种哲学上的考虑。科学史后来的发展不仅是哲学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学、历史学发展的需要。

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早年曾经指出：“如果科学史仅仅是从属于进行实际工作的科学家，这种自主性就永远不会达到它自己的目标。作为一个策略，那些在这一学术分支中从事工作的人物应建立与历史学家的联系，而不是建立与科学家的联系。”⁽¹⁸⁾事实上，科学史的首要任务是构造一部特殊类型的人类文明史，一部以科学和技术作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解释要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同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¹⁹⁾

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G·Sarton, 1884—1956）说：“科学史是人类团结一致（联系起来）的历史，体现人类神圣、庄严目的的历史。”他认为“科学史是唯一能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不论科学变得多么抽象，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本质上都是同人道有关的。每一项科学成果都是博爱的成果，都是人类德性的证据。人类通过自身努力所揭示出来的宇宙的几乎无法想象的宏大性，除了在纯粹物质的意义上以外，并没有使人类变得藐小，反而使人类的生活在思想上具有更深刻的意义。每当我们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理解，我们也就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不存在着同人文学科截然对立的自然学科，科学和学术的每一门类都是既同自然有关又同人道有关的”⁽²⁰⁾。他把科学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联系起来，把科学看成人的社会活动。这个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同样适用。

事实上，科学史研究特别是综合科学史的研究，其基本方法早已经从自然科学式的单纯实证的、考证的方法，发展出哲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文化学的、宗教学的乃至人类学的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而欧洲科技文化的研究也早已突破过去欧洲文化史研究的单一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尽管这些研究至今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已经不是主流。因为，近代欧洲科学技术文化的兴起，和欧洲近代的哲学革命、文学艺术的进展、经济社会发展、宗教改革、文化传统甚至意识形态的变化等等，存在着日益明显和日益增强的互动关系，因此，对于欧洲科技文化的研究，不能不采取多学科并且是跨学科的方法，从而逐渐形成自身的一整套方法论体系。反过来，这种跨学科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将日益显示出重要的启迪作用。

再次，从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欧洲科技文化研究对于全面认识和评价科学的社会文化功能，对于超越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两种文化的对立，真正实现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对于认识并且在实践中逐步克服现代西方文化面临的种种困境，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20世纪是一个所有知识和技术都迅速膨胀、所有传统观念都急剧更新的时代。在这个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科学上的每一个重大理论突破都导致影响深远的技术发明和新产品的问世。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而且赋予人们在几个世纪前连做梦都无法想到的便利条件。在一个由人工自然组成的全新的世界面前，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是现代文明进步的强大因素。然而，正当人类纵情欢呼西方技术理性的巨大成功之时，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甚至任何伟大预言家也始料不及的新危机，伴随着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新机遇一同到来了!

人口的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的锐减、核战争威胁、生态平衡的破坏、环境的日趋恶化、基因重组技术和克隆技术的潜在生物危害，以及由各种因素导致的人类新疾病的出现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一下子摆到了人们的面前。现代科学技术虽然给现代人创造了更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期望已久的全面的自由与解放。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附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从而使人们失去了其应有的创造性, 成为机械系统的奴隶。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人们产生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现代技术把人引向高消费的享乐生活，特别是它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商业性的“文化工业”产品来满足人们感官上的需要，否定了以个性、独创性和批判性为特征的真正艺术……近代以来一直十分牢固的对技术理性的文化信念发生了危机。它不仅打破了对科学的迷信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神话，也暴露了现代西方文化的缺陷，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的所谓“欧洲文化中心论”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围绕索卡尔事件这场闹剧所引发的科学主义与反科学主义之争，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科学自身也发生了不大不小的问题。⁽²¹⁾

所有这些危机的出现，责任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现代人还没有学会把科学技术力量和道义责任以及人类生存的意义现实地结合起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技术批判理论的大师们在技术理性的鼎盛时期，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非人性化方面对人类进步的否定。他们认为，技术发展必须以价值理性作为其合理性的基础，技术进步的最终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必须摈弃那种技术至上的浅薄的乐观主义，必须在技术中植入一种新的价值观。根据这种价值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从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目的。

一切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应当通过各自角度的研究和思考，共同为人类指出一条未来世界的发展途径。这是时代发展到今天所赋予他们的重任。明天将会发生什么, 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我们今天正在做什么。如果我们“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以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都是毫无意义的”⁽²²⁾。

参考文献

1.Stephan Fuchs, 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a soci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M. J.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eorge Allen & Unwin（Publishers） Ltd..

3.Merton, R.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4. Barry Barnes, About Science, Basil Blackwell Ltd.,1988.

5.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

6.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8.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9.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

10.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2.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13.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

【注释】

(1)Stephan Fuchs，The Professional Quest for Truth，A Soci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

(2)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69页。

(3)江天骥：“文化的评价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3）。

(4)自19世纪以来对科学的传统看法认为,科学就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贝尔纳(J.D.Bernal)认为,科学“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来作为唯一的表述方法”。贝尔纳把科学描绘为一种人类活动、一种社会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积累的知识传统、一种维持或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科学史家C.辛格说,科学创造了知识,但科学并不是科学知识本身,“科学往往等同于研究”；伏尔科夫认为,“科学本身不是知识,而是产生知识的社会活动,是一种科学生产”。

(5)M. J.Mulkay,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George Allen & Unwin(Publishers) Ltd. p.145.

(6)何亚平：“科技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科学学研究》，1987年第4期。

(7)Merton, R.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p.270.

(8)Barry Barnes, About Science, Basil Blackwell Ltd., 1988, p.1.

(9)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0)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70页。

(11)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12)席泽宗：“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光明日报》，1996年5月11日，第5版。

(1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

(14)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63页。

(15)席泽宗：“古希腊文化与近代科学的诞生”，《光明日报》，1996年5月11日，第5版。

(16)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页。

(1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页。

(18)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转引自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史？”2003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19)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史？”2003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

(20)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陈恒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页。

(21)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后现代视野中的科学与人文的冲突》，蔡仲、邢冬梅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2)普里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