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商与浙商之比较

浙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颇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大区域商人群体，在改革开放后更是充满了活力，活跃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创造出了无数的辉煌。佛商作为我国商帮的新兴力量，和浙商有着相似和各具特色的商帮文化以及人文精神，接下来我将从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发展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这几个方面对浙商和佛商进行比较。

首先，商业文化的比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代浙江经济非常完美地继承了历史上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其主要内涵特征表现在：积极稳健的政治态度；机智敏锐的战略眼光；个人自主的文化观念；以小博大的务实精神；勤俭刻苦的人生态度；和气生财的处世态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以诚为本的商业道德；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责任意识等方面。浙江商人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创新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并且对浙江的人文精神有了新的提升。它的独特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讲求速度，常常是非禁即入，觉得一个差的结果也比没有结果好；二是善于创新，常常是无中生有。而这恰恰是在浙江几乎零资源的前提下对经济文化的创造性提炼；三是善于独创“创富模式”，最典型的是遍及各地的块状经济产业生态链，这正是对浙江人人文性格内涵进行整合的天才创造。

佛山位于岭南地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岭南文化较完整地吸纳了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佛商文化正是中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融合的结果。明清时期，佛山商人踊跃地参与了海外贸易活动，大量劳动力漂洋过海到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谋生。佛山市华侨众多，改革开放后众多华侨归国投资，创办近代工业的佛山人，很多都是华侨商人。他们爱国爱乡，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后建成富强国家的现实，自身又通过经商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于是便回到家乡办实业，以救国富民，如前面提到的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沅。因此，佛山文化不排斥海外异域文化，表现出开放与灵活的特点。

其次，商业精神的比较。浙商开拓创新而务实的“草根”精神。近代社会浙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和敬业的“浙商精神”。改革开放以后，浙商成为中国第一创富集团的原因则在于其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草根”精神。虽然只是“草根”，但浙商将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大胆敏锐的商业意识融会贯通，由于其自下而上的发展路径，如今已蓬勃发展成“参天大树”。

佛商变通而务实的“敢为天下先”精神。佛商成功的文化基因及商业精神源泉在于岭南文化商、新、实、活、变等特征其中，佛商“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使曾经的“蛮荒”之地发展成为如今的新时代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借助于优惠的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佛山人在观念、意识和行为等方面先知先觉，如最早从事第二职业、将跳槽和“炒鱿鱼”视为平常。在资金、技术和人才缺乏的情况下，佛山商人发挥“借鸡生蛋”的变通精神，充分利用外资、技术和人才，促进经济长足发展。灵活变通的同时，佛商重利不务虚而敏于行，使其摒弃了“耻言利”的传统意识，强烈的功利主义使其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办事节奏快、效率高。由此可见，佛商将传统的趋利务实精神与灵活开放且高效的商业意识相结合，推动了佛山经济的快速发展。

再次，由于浙商与佛商的历史、商业文化的不同，使得两地的发展模式不一样。浙商的发展模式是内源性的民间发展模式。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模式是内源性民间力量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了浙江的经济潜力和实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目前，浙商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但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缺乏规制和监管，凸现出如管理效率、接班人等问题，家族企业的相对封闭性使他们难以和国际资本对接，视野不够开阔，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做大做强。

而佛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发展模式是外源推动型的发展模式。与浙商不同的是，佛商更多地依靠港澳及海外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一步到位的外源型经济。改革开放后，广东率先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确定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形成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支柱产业，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而成为全球瞩目的制造业基地之一。佛山是中国历史上较早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中国较早的商品出口基地之一，产品远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2010年，全市合同利用外资21.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67亿美元；进出口总值516.6亿美元，其中出口330.4亿元；引进投资超千万美元项目69个，新增世界500强项目9个。目前，全市外资经济占GDP比重26.5%，有48家世界500强企业在佛山投资了90个项目。但以外资驱动的大规模产业转移为特征的外源型经济，发展易受制于人，抗风险能力较弱。而且由于劳动力、土地、能源成本等原因，很多外资撤离广东而选择了内陆和其他国家。可见，纯粹的外源型发展模式也不能长久，而须另辟蹊径。

最后，从关键成功因素的视角来看，浙商与佛商又有以下几个相似之处和不同点。佛商与浙商的关键成功因素的相似点体现在：敬业务实的工作价值观，浙商深受永嘉“实学”之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而佛山则坚持踏踏实实，既不虚张声势，也不急于求成，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大；对“商机”的敏锐嗅觉，改革开放以来，佛商得风气之先，善于捕捉新兴的高增长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的轻工业、服装业到90年代的家电业，再到21世纪初的金融业、房地产业，佛商往往凭借其敏锐的商业嗅觉和市场洞察力，总能先人一步，抢占商机。

同样，浙商也善于小中见大，抓住不为他人所察觉的市场机遇，占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领域；“模仿＋局部创新”的集中成长策略，许多佛商、浙商企业，最初以加工贸易起家，为其他企业提供代工服务，在累积了必要的资本、管理、技术和营销经验之后，往往选定某种产品进行仿制并局部创新，获得成本优势或服务优势，并集中资源在该领域与原有厂家展开竞争。如20世纪90年代曾被誉为“顺德一把扇”的裕华电风扇厂，最初只是一个生产风扇配件的小厂，偶然获悉日本在香港市场上新推出的“鸿运扇”，于是购买样机，拆解钻研，消化吸收加工工艺，并在仿制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使得产品成本更低廉、绝缘性能更可靠、送风质量更稳定，并对产品采用迅速推广的促销策略，使得竞争对手难以迅速做出反应，最终放弃该市场。

另一方面，佛商与浙商在资源运作方式以及同行企业关系策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佛商的资源运作的策略是巧用“借”术，善于借鸡生蛋、借钱发挥、借才发挥，而浙商在资源运作方面的典型特点是依靠商业网络，整合资源。在同行企业的关系策略方面，佛商的产业集群并不构成紧密的战略联盟关系，呈现出开放性与谨慎竞争的态势；而浙商同行企业则倾向于构成紧密的战略联盟，互相协同，一致对外，以获得对本行业及相关产业链的主导权，呈现出某种封闭性与内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