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自我革命

2015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人民大会堂广西厅，与广西代表团代表共商国是，共话发展。“自治区去年取消下放调整168项行政审批事项。”听到陈武代表介绍简政放权的成效，总书记追问：取消多还是下放多？放到地市一级后还继续放吗？陈武回答：根据实际需要，该取消的取消、该下放的下放。总书记强调，既要放也要接，“自由落体”不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

在2013年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就庄严承诺：要把国务院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在未来5年内精简掉1/3，专家们算过账大概有560多项。

那么，总书记和总理为什么如此关注简政放权呢？

（一）为什么一定要“简政放权”

一个国家的发展依靠什么？靠资源、靠人力、靠政策、靠创新、靠投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发展，首先必须依靠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第一，简政放权，有利于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我们的改革，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简政放权，绝不是放弃或削弱政府作用，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简政放权，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有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高层次创新科技人才仅有1万多人，现有的世界一流科学家数量仅有100多人，仅占世界总数的4%。从国际影响力来看，国际权威机构评选了300多名对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我国入选的科学家只有3位。从国际性权威科学院外国会员人数的国别排序来看，我国处于第18位，不仅低于主要发达国家，还落后于印度。^[1]简政放权，就是要破除我们在人才管理和科技研发方面的一些旧的条条框框，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

第三，简政放权，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实现权力“瘦身”，才能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把该放的放出去，才能进一步增强政府治理能力，提高政府效能，促进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第四，简政放权，有利于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简政放权，向社会下放权力，还权于民，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不断激发出社会创造力。

（二）2014年，简政放权进入快车道

2014年，国务院各部门全年取消和下放246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评比达标表彰项目29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149项，再次修订投资项目核准目录，大幅缩减核准范围。

2014年，在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有21次提及简政放权。就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下放审批权限，将对生产企业退税工作全部下放到所在县(区)审批，有条件的地方经批准后可将外贸企业退税审批一并下放。

2014年12月1日，国家发改委政务服务大厅投入运行，2015年1月1日正式运行。全委13项行政许可事项全部进驻大厅受理，统一接收、统一答复。

2014年，一些省份的权力清单减掉了近七成。在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中，人民银行、外汇局和银证保三会积极落实中央简政放权和负面清单的管理理念，把该放的权放掉，把该管的事管好，取得了较好效果。2014年，广东省新取消和下放省级行政审批事项69项，制定并公布省市县三级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公开46个省直单位694项行政审批事项清单等。2014年，浙江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事项从1266项减少到322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取消。2014年，“瘦身”后的包头市本级行政审批事项从269项缩减到43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由85项减少到40项。

简政放权，成为撬动中国全面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支点。

（三）简政放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任何改革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在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中曲折前行的。简政放权也是一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专职副主席修福金就这样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在落实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改革措施过程中存在“三不沾”现象，即一部分顶层设计定的方案、部门制订的方案、基层实施的方案互相脱节，一些地方部门观望情绪重，改革推进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在执行过程中，还有部分地区和部门搞政策取舍，有利就执行，无利不落实，出现“上焦、中温、下凉”的现象。

有学者指出，“自国务院成立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至今，国务院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3528项，占原有总数的80%多，各地区也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八成以上。但目前国务院部门仍有900多项审批项目，地方政府层面的审批项目则多达近万项。众多的审批项目，把整个经济社会活动给预先框住了。上个企业项目，要跑十几个、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公章。甚至投资一个几十万元的小项目，也得从几千里外跑到北京来审批。这种时间浪费、成本增加，严重挫伤了主体创业的积极性。”^[2]还有人在某地级市和某县级市做了问卷调查，在“您认为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哪个主体”的六个选项中，选择“地方职能部门”的占49.0%，选择“地方各级政府”的占28.3%，二者相加占到了77.3%。^[3]另外，简政放权后，还有很多官员出现了懒政怠政、消极怠工的现象。老百姓说，过去给好处办事，甚至拿钱办事，现在不敢要好处了也不要钱了，但是也不办事了。这样一来，老百姓就感受不到简政放权带来的好处了。

（四）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不是出在简政放权本身上。这些问题，有的是思想认识问题，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体制机制问题，有的是利益冲突问题，有的是政策执行问题，等等。对此，我们必须对症下药，区别对待。

说到底，“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要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在市场管理方面，制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布省级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切实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真正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那些应当放给市场和社会的权力，要彻底放、不截留，对上级下放的审批事项，要接得住、管得好。坚决杜绝懒政怠政、消极怠工的现象。无论是哪一级政府，都要建立起推进简政放权、转变职能的有力机制，为市场发展营造氛围，为企业发展创造空间，为公平竞争创造环境。所有行政审批事项都要简化程序，明确时限，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