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革命”

二、人类困境的出路：“人的革命”

全球问题的出现，确实使人类陷入了困境。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西方一些学者对此曾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就其所持的态度来看，主要分为这么两种思路：

一种是扼制增长的思路。以梅多斯为首的罗马俱乐部用大量的数据和简单明了的逻辑，阐发了地球有限论的必然结果：由于星球的有限资源和容积，资源的利用和人口的扩张都是有限度的，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用倍增的速度去谋取经济增长，那是得不偿失的；这样的增长注定要使社会从自然界和人类两个方面都遇到极限，从而引起灾难性的冲击。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实现“零增长”。这种“零增长”战略，在人口方面，要求人口的简单再生产；在经济方面，要求新建的工业企业及其生产能力必须相当于退出生产的旧企业；在环境污染方面，要求必须把全部工业企业改为与外界隔绝的生产企业，并内部处理废料和包装材料，同时提高“清洁资源”在燃料动力平衡中的比例。这种战略实际上对消费社会的各项原则提出了尖锐挑战。

另一种思路是以追求绝对增长和创新为出发点的思路。按照这种思路，尽管现在全球问题使人类陷入困境，但这是相对于现有的科学技术而言的。只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大力开拓新产品、开发新资源，就会帮助人类从困境中走出来。那种“零增长”、“限制”之类的措施只是对病症所采取的“保守疗法”。所以，它要求的是实现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可以看出，无论是“零增长”战略，还是“绝对增长”战略，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离开人的问题而完全从技术角度来考虑。它们所着眼的主要是人周围世界的变化，而恰恰忘记了人本身。其实，人周围世界的恶化并不是自然界本身形成的，也不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人这一主体行为造成的。无论是抑制技术的发展，还是推进技术的发展，都不是摆脱“人类困境”的根本出路，根本的出路应当从人自身去寻找，这就是“人的革命”。实际上，西方一些有识之士也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锐里欧·贝恰和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等人就主张要从自然转向人自身，通过“人的革命”来解决全球问题。

何谓“人的革命”？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切的定义。有人称之为“人性革命”，有的称之为“文化革命”，还有的称之为“行为革命”，不管如何称谓、理解，但其基本的意思是明确的，这就是要使人的观念、行为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变革。要实现这样的变革，关键是实现人的素质的革命。

所谓人的素质的革命，主要是指人的理性、精神上的革命，贝恰就是从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的，他把“人的精神的复兴称为‘人的革命’”。^[2]这种理性、精神上的革命主要体现人在对待自然关系上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转变以及相应的社会关系的调整。

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而人类困境的消除必须首先需要改变人类的文化观念。由于迄今为止的文明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所以现代人引以自豪的这种文明使得人自己过分自我崇拜，认为自己对自然占有绝对统治地位。正是以这样的文化观念为基础，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往往忘记了各种基于理性、伦理的准则。其结果，人愈是统治自然，自然反而愈是反弹于人。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危机，实际上是以自然的不平衡反映了自我内在的不平衡。而要恢复这种平衡，就要使“自我”得到重新反省。长期以来，人类养成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使得自己一向不愿作严格的自我剖析，现在，面对毁灭性的困境，人们不得不自我反省。

全球问题的解决，又有赖于价值观念的转变。人们的行为总是带有一定的目的，而一定的目的又体现的是一定的价值追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自然需要的满足，而是更大的利润。正是在这种价值追求的驱使下，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以致使自然界在盲目开发下失去了正常的平衡。现在，经过自然界的严厉惩罚之后，人们才渐渐清醒过来，懂得了“生态伦理”。这种“生态伦理”就是基于下述认识的伦理：人类对地球生命施加的任何损害，都会像“澳洲飞镖”那样返回到人类自身。人对生态的破坏和生物的灭绝，完全可以导致人类的巨大灾难。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确立新的价值标准，以和善、友好的态度来对待自然。

与价值观念的转变相联系，人的行为方式也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在这样的变革中，关键是要解决好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问题。现在的人类困境主要是由人们的短期行为造成的：只图一时的利益和便利，最后损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短期行为确实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诚如约翰·奈斯比特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城市和公司、工会和政党，它们像恐龙那样等待气候发生变化。气候不会再变回从前那样了。我们脚下的大地在移动。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作用，其他一切都无助于事。”^[3]

“人的革命”不仅需要通过人类素质的提高来进行，而且需要通过人的资源的开发来完成。现在所说的“人类困境”，与资源问题直接相关。不管是人口压力、粮食短缺，还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都涉及资源。正因如此，“世纪末”的观点对于资源和人类前景持悲观的态度。这种观点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但所持的立场和主张则是不可取的，其局限就在于只看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而没有看到人的资源是无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资源是比自然资源更为宝贵的资源，这种资源如果能够得到合理的开发，就会释放出巨大而持久的能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有识之士对人的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像罗马俱乐部博特金等人于1979年提出的题为《学无止境》的报告，就是典型的一例。同《增长的极限》相反，报告的注意力不在于外部物质生产，而是转向社会和人类自身；不是强调增长的极限，而是诉诸学习潜力之无限。报告认为，在自然资源不断衰竭的过程中，人们应当看到“人类依然拥有没有束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道德能力等资源，这些资源可以被动员来帮助人类摆脱它的困境”。^[4]据此，新的事业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人类自身，也就是说，“必须把目标放在开发人们潜在的、处在心灵最深处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上面，以便使事态的发展最终能得到控制”。^[5]这就提出了一个“自由的内部界限”问题，“同外部极限理论相反的是，内部界限在我们自身中存在并孕育着无可比拟的发展潜力”。^[6]而要利用和开发这种潜力，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人类必须学习，全世界必须面向未来“创造性学习”。

“人的开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人本身资源的开发，而且在于对社会各方面潜力的开发。事实表明，如果人自身始终处于未开发的状态，那么经济、技术和社会各方面的开发都不可能，而且也无意义。为了充分释放社会各种潜力并实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以提高人自身资质为基础的全面的“人的革命”，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的开发和革命，才能对人的生活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才有利于社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