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成熟

记住我的话：几年或者十年之内，更多的白人基督徒会醒悟过来，像对待那些他们曾经迫害过的其他群体——女人、犹太人、黑人——那样无差别地对待同性恋者。这些改变不会因为对圣经段落的某些新解释或者因为上帝的一个新启示而发生。这些改变会以改变自身一贯的逻辑而发生：受压迫的少数为了平等权利而斗争，压迫的多数中开明的成员支持他们的事业。然后基督教会会因为同性恋共同体的民权解放而受到赞誉，并去翻查历史记录，找出那些具备同时代的基督徒不具备的勇气和品质支持同性恋权利的牧师，进而引用他们为证据来证明，要不是因为基督教，同性恋人士还仍然在柜子里。

不论谁受到赞誉，同性恋权利革命终归接近胜利了。2013年9月20日，教皇方济各向超过十亿教信徒发布了一项警告：天主教会过度关注个人道德议题如同性婚姻、堕胎和避孕——牺牲了帮助全世界穷人、有困难的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牧师职责——需要注意错置的道德威胁着击垮教会。他告诉意大利耶稣会杂志《天主教文明月刊》：“我们不能仅仅执着于有关堕胎、同性婚姻和避孕方法使用的议题。”不同于他的两位前任教皇本笃十六世和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以及之前2000年的263位教皇，教皇方济各补充说，“教会在这个问题上的教导是明确的，而我是教会之子，但一直谈论这些议题没有必要。我们必须发现新的平衡；否则教会的道德大厦可能会像纸牌屋一样倒掉。”[51]

但正是教皇几个月前7月29日的谈话让他切实卷入了这场当代最大的民权议题。这位阿根廷出生的教皇（豪尔赫·马里奥·伯格里奥）从他自己在母国的经验发表了有关同性恋议题的看法：“谁可以去评判一个怀有寻求耶和华的善念的同性恋人士？你不能把这些人边缘化。”[52]方济各然后补充了一个规范性的而非描述性的观察：“以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常常收到来自同性恋人士的信件，他们受到了‘社会性伤害’，因为他们告诉我自己感觉教会好像一直在谴责他们。但教会不想这么做。”[53]

世界上最大宗教的领袖请求他的信徒更多地关心穷人和无家可归者的生存和繁荣，更多地接受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者，这是我所定义的道德进步的象征。甚至福音派信徒也在改变。在教皇方济各历史性的宽容呼吁震惊世界仅仅一个月之后，南方浸礼会大会——美国最大的福音派群体——的领导人罗素·摩尔给45000个教会辖区的负责人和1600万信徒发去了指示，要求他们“爱你的同性恋邻居。他们不是邪恶阴谋的一部分。”这个言论出现在2013年10月22日版的《华尔街日报》第一板块的头版的一个报道里，上面是折痕和这样一些头版报道如叙利亚内战和可负担医保计划网站的一些问题。这个排版位置使它成了新闻，但它之所以值得成为新闻是因为摩尔的更宽容的道德立场违抗了他的前任有关“激进的同性恋议程”的警告。文章强调了教会从政治和文化战争中的撤退，以前这些战争驱动了如此之多虔诚的信徒谴责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摩尔的指示部分是对美国最高法院2013年的一个否定性裁决的回应，被否决的是联邦的《捍卫婚姻法案》（Defense of Marriage Act），它把严格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的集合——亚当和夏娃，不是亚当和史蒂夫，但定义有多严格就会成为多强的公开抗议的信号。[54]摩尔也是在回应他所称的年轻的福音派信徒的“发自肺腑的反弹”——对于教会卷入如同性婚姻这样的政治文化战争的反弹。他说，为了使千禧一代（1979年后出生）参加教会，牧师和传教士需要“迷人、友善并有移情心”。[55]

这听起来很好，并且不论其源头何在，我们应该感谢任何道德进步，但有人可能会想牧师和传教士——更不用说一般的基督徒——不需要被教导去变得迷人、友善并有移情心。这个故事实际上佐证了我的观点，即宗教滞后于趋向正义的文化曲线；这一观点甚至因为摩尔的提醒而更加有说服力，南方浸礼会教派是在内战之前为了捍卫奴隶制从一个较大教派分裂而来：“我们教会建立起来的这个事实至少部分是为了使偷猎、绑架和私刑正当化——我们站在上帝的恩典和仁慈旁边袖手旁观。”只是在经历了一场死亡超过650000的内战和通过了禁止奴隶制的美国宪法修正案之后，这个教派才跟上了道德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