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乡聚落”概念

水网、聚落、圩田、海塘是历史时期江南地理环境的核心要素，研究者将这些地理景观的变迁与江南区域的整体开发史结合起来进行考量，力求揭示人地关系的地域性规律，迄今已积累了丰富的成果^[1]。但以笔者陋识，对于任一自然地理单元来说，其地理环境首先具有地域一致性，并长期制约着其中人类活动的方式甚至地域文化的形态，而对于地域一致性的归纳，比较好的方法是建立在对其内部不同微地貌区的人地关系分别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这种“异中求同、同中存异”的研究方法，在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中已经得到很好的运用^[2]，而在区域性地理环境变迁中的运用尚有待拓展^[3]。

本书研究的地域是传统江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太湖以东平原。随着长江三角洲向东海的推进，历史上的太湖平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空间范围，但至迟在唐代，在太湖以东已经形成西部湖泖低地（文献中常称“低乡”）、东部冈身高地（文献中常称“高乡”）、前缘滨海平原这三个不同的亚地貌区。由于该区域在人类活动的长期作用下，整体上形成了网格状的水网地貌和圩田水利系统，农业种植以水稻为首位，交通以行船为主，河流直接关系聚落的营建和人们的日常生计，所以太湖以东平原在唐宋以后逐渐成为人们意识中典型的江南水乡地区^[4]。

太湖以东平原的地理环境与人居生态，虽然具有微地貌基础上的空间差异，但地域一致性也十分显著。无论在滨海还是腹地，聚落与河道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聚落形态具有“浜村相依”的显著特征，河浜与村互融互动，有村必有浜，有浜必有村；自远古至近世，以人工开凿为主的河流为人们提供饮用水、灌溉用水和交通的渠道；上游的水灾一般会影响到下游河道的排水与农业收益，上游低乡塘浦的淤塞，随即引起下游高乡水环境的一系列变化；人们不仅以河浜为中心来构村建宅、布置农田，村落的风水和人们的福祉也似乎由河浜的格局来决定，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虽然滨海聚落起步较晚，但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最终仍发育为与腹地相似的“浜村一体”化，自然形成的潮沟水系最终演变为“纵浦横塘、干支相通”的人工水网系统……

基于上述，本书提出“水乡聚落”概念，来概括漫长历史时期内太湖以东平原地区的人居生态特征。这一概念更倾向于将太湖平原水乡看作人们居住与生活的家园，便于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观察其家园生态的构建与演变规律。本书内容将围绕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缘起、发育、发展的时空进程，以最基本的地理环境要素——河流的演变为主要参照物，在长时间尺度上揭示该地域人居生态的内在本质。

“水乡聚落”作为学术术语，目前主要在建筑规划学领域内稍有使用^[5]，论述者侧重的是河道在现代人居生活中的景观与生态价值，并无意于其历史形态和发生、发展过程的考量，正因如此，该词的内涵实际变成了“与河道相伴的建筑景观”。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水乡”一词首先是一个有着特定地理空间范围的地域概念，其次还具有明确的地理环境指向，即水与河道是这一地区人们生存空间的主体部分，与聚落、生计、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均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并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因此本书所谓的“水乡聚落”类型，是以人地关系的历史过程为出发点，旨在揭示太湖以东平原人居生态的传统特征、形成机制及未来趋势。

任何一种聚落类型都有其自身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某种社会经济条件下甚至会出现明显的转型。当历史行进到19世纪中期，长期积淀形成的太湖平原水网由于上海城市的崛起而在中东部出现了快速退化的趋势，各种不同于传统的水环境问题相继出现，包括河道加速淤塞、地表水体快速减少、水质富营养化、太湖蓝藻泛滥等。这些环境问题表现出广空间的特征，波及面相当广大，从上海中心城区逐渐扩散到周边区域，如青浦、嘉定、松江、浦东滨海等，进而迫使人们对水的依存方式和利用方式不断做出调整，例如减少水稻种植、发展商品经济、减少对地表水的依赖、用新的方式养鱼和捕鱼、发展都市型农业等。总之，太湖以东平原的人居生态与人们的适应机制在最近一个世纪表现出与传统较大的区别，该过程有待深入的学术研究。

一般认为，工业化与各种化学污染是造成城市化时期水环境变化的根本因素，但是仅将近代以来太湖平原人居生态的变化归因于水体污染未免过于简单。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网是一种高度人工化的地理环境，其塘浦泾浜体系是在特殊的气候、地势、水土、潮汐等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人类改造自然和适应自然的产物，城市化时期尽管人工力量更可支配河道的存在状态，但区域地理环境作为人类活动的舞台依然起着基本的作用。在长时段尺度上，传统水网与乡村聚落的消失，只是太湖平原家园生态变迁过程中的一个段落，其中之得失只有放在历史的时空中来观察。有鉴于此，本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从聚落缘起时的新石器时期，一直延展到水乡聚落形态发生较大变化的20世纪中期，可以说是对水乡家园生态的宏观历史观察。当然由于明清以来资料较为丰富，本书对这一时段的状况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