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落与中国村落

聚落与中国村落_乡村人类学

第五章　聚落与中国村落

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

——费孝通：《中国绅士》

农村是农民的聚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社会范畴。它是在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原始农业产生需要定居之后，人类掌握了用树枝、泥土和石块修造房子之时才出现的。在古代，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人们都居住在农村，所以村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古老的形式。

一、人类学视野中的聚落

人类各种形式的聚居地的总称为“聚落”，地理学家们认为所谓聚落，就是人类各种居住地的总称，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聚落一般分为乡村聚落和城市聚落。由于对城市聚落的研究较多，且理论和方法相对比较成熟，在很多情况下，“聚落”一词往往是指乡村聚落，即狭义的聚落之意。在英文里面，“聚落”（settlement）也主要指规模较小或孤立的社区及村庄⁽¹⁾。从这个定义可见，“聚落”一词基本上指农村的村庄或村落。

对此，中国的历史文献也明确“聚落”一词指村落，如《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注释中称“聚，谓村落也”。《汉书·沟洫志》亦云：“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

人类学家眼中，聚落也称居民点，但不是纯地理意义上的词语。一般来说，聚落研究的内容包括聚落的形成、发展、所在地的地理条件及聚落的形态、组成要素、内部结构、分类、分布、各种自然因素及人文因素对聚落的影响等等。

有人将乡村聚落单位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个别建筑物，如一栋民居、一座庙宇；二是村落内的布局，如住房、学校、商店、道路、水井等的位置安排；三是村落间的结构。也有人把聚落之内的布局叫做“微观聚落形态”（microsettlement pattern），把聚落与聚落之间在较大区域内的彼此关系叫做“宏观聚落形态”（macrosettlement pattern）。⁽²⁾

除了乡村聚落的研究外，随着人类社会都市化倾向的增强，人类学的聚落研究也从乡村迈向了城镇，开始了对都市及都市文化的探讨。譬如，美国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就是以城市研究起家的，他们高举人类生态学的旗帜，以芝加哥等城市为对象，细致入微地讨论了人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城乡是聚落的两种形态，它们是二分的，但却不是隔绝的，其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联系通过了聚落网络中的一个个点，这些点具有独特的性质，它们亦城亦乡，又非城非乡，费孝通称它们为“小城镇”。小城镇在人员、物资、信息等各方面都起到了积聚和扩散的作用，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人类的聚落因此而呈现出一种多元的格局。

（一）聚落的产生

聚落是如何产生的？据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应该与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对此，历史学家们有许多论述，许倬云在他著名的《万古江河》一书中，专门写了“农业与聚落”一节论述说：

人类在茹毛饮血的时候，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不安定，也不能组织聚落。因此不能用“文化”两个字来形容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构成小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大步。

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生活相应的也有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最可注意的变化，当是人类开始定居于一地。采集食物时，人类必须四处寻觅可以食用的动物与植物，一个地区的资源用尽了，就必须到别处觅食。经常不断游走觅食，不遑寄居，壮年的人辛苦，而老弱幼小则难以存活。于是，共同生活的人群，人口数字不会多，也未必稳定。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遂有了定居的聚落，生于斯，聚族于斯，终老于斯。从事畜牧业的地区，人类的食物资源是会走动的牲口，牧人似乎不需如农夫一样的定居于农田附近。但是，所谓逐水草而居，其实也有一定的范围，因为牲口的食物来源是有范围的，再说经常迁移，也不利于牲口的繁殖。于是，即使是游牧生活，人群也有一定的稳定性。⁽³⁾

在此，许倬云没有以偏概全，在讲原始农业与聚落的关系时，也讲了原始畜牧业与聚落的关系。但是，相比而言，有的学者指出，采集经济比狩猎经济的历史更为古老，对于远古社会的意义也更为伟大。因为采集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经济部门，它在人类历史开端时发生，在漫长的整个原始社会中得到发展，并最终从它内部发生了原始农业，至此，它才逐渐被替代而降为辅助性的经济部门。可以说，采集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存在最悠久，发生最古老，它是几乎整个原始社会前期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在某种意义和情况下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历史愈是荒古，就愈是这样。事实上现代类人猿的生活习性，主要是吃植物性食物，也有一些昆虫雏鸟之类，古猿也应该属于“杂食”习性。最初的直接继承了古猿生活习性的人类也应该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最初的人类距其动物祖先不会太远。古猿类和最初人类的生态环境是热带森林，树居或在林间空地上活动，其生活和经济活动都靠森林来维系，当时的生态环境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前提，构成了采集经济的要素。森林和初期人类以植物为主的食性及采集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天然的联系⁽⁴⁾。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可以确定聚落的产生首先与原始采集经济有关。

那么，具体来说，原始农业与聚落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作为历史学家的许倬云列举了三个案例，来说明农业在聚落产生中的作用。

案例1：仰韶文化遗存中的农业

农业在中国初现，当以发现栽培的作物为据。在中国北方，至今最早的农业遗迹，应是黄河中、下游的前仰韶文化遗存。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磁山、裴李岗遗址，出土了确切的农业遗存。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地处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的交接处，遗址范围8万平方米，是一个古代村落。村中房屋都是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下穴，穴壁有柱洞，以插置柱干支撑芦苇涂泥的屋顶。房屋与窖穴大都是几座聚集一组，似乎反映村中的次级同居单元，也许即是家族。房屋内部，往往留有石磨盘、石磨棒、石斧、石铲，都是农业生产及粮食加工的用具。遗址中有数百处灰坑，其中有不少是贮存粮食的窖穴，腐朽的粮食堆积，厚度不等，有的窖穴深至5米，粮食堆积厚达2米，储粮总量可达10多万斤之多，其食物供应之规模，相当可观。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新密莪沟的两处遗址，也都在黄河冲积平原的扇形尖端，也都出土磨盘、磨棒、石镰、石铲，及储存于灰坑中的粮食。这三处的年代基本上相近，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磁山与裴李岗遗址都在高于邻近河床25米的高地上，可能反映当时黄河冲积平原仍有沼泽及湿地，遂在离水不远的台地上种植粟类（小米）。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其时代是距今9000～7800年，这里的农业生产与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的其他诸遗址却颇不相同，虽也种植小米，但主要的作物是水稻。

案例2：老官台的农业遗存

今日陕、甘渭水流域最早的农业遗存是在属于老官台文化（由陕西华县的老官台遗址得名）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这里出土的栽培作物是禾本科的稷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老官台遗址不见磨棒、磨盘，却有石杵，则食物加工的方法当系使用杵臼。也不见石镰，而有石刀，是以收割的方法也与磁山、裴李岗的农业不同。

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同时以磁山为例，从食用后遗弃的动物骨骸，除了家猪、家犬之外，还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及水产物来判断，显示他们仍有相当程度的渔猎活动。

案例3：南方的稻作遗存

秦岭、淮河以南，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先民发展了稻作农业。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在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加速器质谱碳-14测定的年代是距今1.4万多年。地质学工作者在东海大陆架上也找到了距今1.3万～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的硅酸体。中、美两国组成的中美农业考古队在江西万年县吊桶环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采集到数量可观的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其碳-14测定年代也在公元前1万年以前。其后，湖南澧县的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彭头山遗址的碳-14测定年代也在距今八九千年间。湖北宜都城背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有稻作遗存，其年代为公元前5700～公元前5400年。在更南边的广东省英德市牛澜河遗址，考古工作者也采集到了距今1.1万年至8000年前的粳稻和籼稻的植硅石。这些遗存的痕迹，或是于抹墙涂泥中，掺杂稻壳，或是陶土中掺和稻壳碎末。

正是在农业出现的大背景下，到新石器时代，从采集经济中脱胎而出的原始农业成了聚落产生的基础。在人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下，要求居住有定所，于是长居久安的聚落应运而生。在中国，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⁵⁾

（二）聚落的特征

聚落有什么特征？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分析一下聚落的状态。一般来说，农村聚落具有农舍、牲畜棚圈、仓库场院、道路、水渠、宅旁绿地，以及特定环境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附属设施。小村落一般无服务职能，中心村落则有小商店、小诊所、学校等生活服务和文化设施。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如，我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凶猛的剑齿虎和虎、豹、狼、熊等食肉动物经常出没于森林，特别是森林里还有成群的鹿和丽牛等，是蓝田人经常猎取的目标。在宽阔的平原地带有成群的肿骨鹿和到处奔驰的三门马，它们也是蓝田人追踪猎取的主要对象。蓝田人生活在秦岭北麓，山上有茂密的森林，山下有广阔的平原，草木丛生。在森林与草原的接壤地带，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中心地区。蓝田人在那里采集、狩猎，攫取动植物为食，同大自然进行着斗争⁽⁶⁾。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

聚落的民居建筑，是当地居民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便于从当地取得建筑材料而创造出来的，其不仅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有显著的地方色彩。例如：黄土高原有堆积很厚的黄土层，那里的气候相对比较干燥，当地居民便就地取材，利用黄土层挖凿成窑洞；新疆地区气候干燥，风沙大，建成平顶房，其屋顶可以用来晒庄稼；南方因炎热多雨，比较潮湿，一般都建成双层木楼或竹楼，通风较好，人居住在楼上不仅比较凉爽，而且也相对比较干爽；东北地区因气候寒冷，一般都建成墙体较厚且有火墙火炕的居室，那里风比较大，所以窗纸都贴在窗外；有的民居则是适应于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而创造的，如我国福建客家人因聚族而居，创造出大土楼的特色建筑。

由此可见，概括而宏观地看，聚落的主要特征：一是聚落由各种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绿地、水源地等物质要素组成，规模越大，物质要素构成越复杂；二是聚落的建筑外貌因居住方式不同而异；三是聚落具有不同的平面形态，它受经济、社会、历史、地理诸多条件的制约；四是聚落的主要经济活动方向决定着聚落的性质。

（三）聚落的类型

在地理学家眼中，聚落的类型与自然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一是地形。地形对乡村聚落的影响十分明显。二是降水。各个地区降水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房屋建筑的形态。三是气温。气温高的地区，聚落地区墙壁较薄，房间较大，窗户较小，从而达到防暑的效果；气温低的地区，聚落地区墙壁较厚，房间较小。四是水源。聚落一般尽量靠近水源，特别是有方便清洁的生活用水，故多沿河流两岸、湖泊四周分布，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观。在沙漠地区，聚落则分布在绿洲地区或取地下水方便的地区。

可见，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聚落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的聚落布局形式、规模大小、房屋的结构、民族习俗、经济文化水平及生产方式等方面。有的学者将中国乡村聚落划分成三大聚落系统，即北方聚落系统、南方聚落系统、西部聚落系统。它们之间的基本差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住宅形式不同。北方多平房，住宅有院落；南方房屋多斜顶，没有院落，房前屋后都是农田或菜地；西部则多帐幕式住宅。

第二，聚落规模及密度不同。北方多为大型聚落，密度较小；南方多以中小型聚落为主，密度最大；西部则多为小型聚落，密度最小。

第三，聚落形势不同。北方多团状聚落；南方团状聚落和带状聚落各占一定比例；西部则多散居、流动性村落。

第四，聚落的农业生产状况不同。北方以杂粮、棉、麦等旱作物为主；南方以水田为主；西部则是灌溉农业和草场牧业以及高寒农牧业。

这样，在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房屋，大致都是黄土层上挖掘半地下穴，上覆有支柱撑起的涂泥屋顶。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大溪文化的房屋则是以半地穴或平地为基址，房屋或圆形或方形，四壁立柱，编扎竹片竹竿，里外涂泥，成为编竹夹泥的建筑。屋内地面，以烧土垫实加厚，这种就地取材的竹木涂泥建筑，至今仍可在长江流域的乡间见到。此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大量木建筑构件，已知使用榫卯，是中国后世结构的祖源。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在内蒙古中南部岱海东岸，以及黄土高原的山西、甘肃。宁夏和陕西的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窑洞式的居室⁽⁷⁾。

但是，在人类学家眼中，传统农村聚落是在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客观反映，是人类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人类学眼中的聚落与地理学家相比，其区别在于更强调人和人的一切行为方式的表达——即文化。因此，在他们看来，传统农村聚落不仅受制于自然环境，也受到聚落内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影响。传统农村聚落的特征往往通过其起源、历史发展、地理条件、形态结构、规模以及经济活动和职能等方面反映出来。

所以，基于农村聚落在聚落形态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动态性和相对性，难以对农村聚落概念准确地定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农村聚落的概念界定一般采用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从社会生产方式出发，将农村聚落定义为“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居民聚居点”。这种定义可以看作是西方社会“城乡二分法”理论的延续。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城乡分裂的局面，“城乡二分法”的观念在西方社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古代地中国，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近代通商口岸制度建立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城市却还顽固地保持着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的基本属性，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生产很不发达，很多城市居民还是以农业生产作为基本的生活方式。唐代国都长安城南几排坊里“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叶陌相连”，这说明城市居民中从事农业活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而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聚落产业结构也逐渐多元，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制造业等多种业态复合发展的模式。如在海外贸易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许多村镇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已经相当发达，农业生产反而成为次要的生产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农村聚落的生产方式不尽相同，仅从生产方式角度定义农村聚落的概念似乎并不全面。

第二，从行政区划的层次出发，将农村聚落定义为“在行政区划层次中，县级以下不包括县级的人口聚居点”。这种定义是基于聚落空间层次与行政区划层次对应性的观点，与现代城市地理学中城乡地域的划分标准中“以市镇的行政界线作为城乡划分的基础”，有其类似之处。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次中，县级以上聚落空间层次频繁变更，县和县以下的基层组织相对稳定，是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地域空间层次演变的规律和特点之一。然而，与农村聚落发展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相比较，作为国家社会管理体系的行政区划层次显然具有设置的滞后性和划分的单一性。如宋代以后在经济发达地区增加了“镇”的行政区划层次，如瓷业中心景德镇，丝织业中心盛泽镇、震泽镇、南得镇、濮院镇等，其商品化的发达程度远远超出了农村聚落的范畴，已经具有城市的某些特征。

第三，从聚居的不同性质出发，道萨迪亚斯在“人类聚居学”中将人类聚居划分为乡村型聚居和城市型聚居，并认为“乡村型聚居”应具有以下特征：居民的生活依赖于自然界，通常从事种植、养殖或采伐业，聚居规模较小，并且是内向的一般都不经过规划，是自然生长发展的通常就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社区。

对于农村聚落，费孝通曾说过：

中国农民不是孤立地生活的，而是密集于村里。亲属组织和需要相互保护这两个重要因素，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兄弟们平均地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土地，他们都企图留在同一块土地上。如果附近有其他空地的话，这个家庭可能扩展出去，并且，在经过几代之后，一个家族的村庄可能会发展起来。大家是亲属的事实使人们在同一个地方一起生活着。虽然农田和生活区之间的距离很大，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不利的，但从安全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起是有极大好处的。农业社区是容易遭到袭击的，对农民来说，最安全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家庭集中在一起，并在一个地方生产，这样容易再用一道墙圈起来。

这种农业家庭的集中，我们称之为村庄。⁽⁸⁾

二、聚落与风水生态

自古以来，聚落的选址一直是大有讲究的，中国称之为风水，西方称之为生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生态学的影响，一些人类学家如美国的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借用其术语概念，倡导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也称生态人类学、生态民族学，考察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及人类如何适应、利用、改造环境。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聚落生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认识体系，即风水学，这是中国人对生态学的本土诠释。

风水学又称“风水术”或“堪舆学”，其中虽掺杂了许多玄学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但它的实质不外是在选址方面对地质、水文、日照、风向、气候、气象、景观等一系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作出或优或劣的评价和选择，以及所需要采取的相应的规划设计的措施，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纳福的目的，创造适于长期居住的良好环境。若剔除风水中玄虚迷信的糟粕，毕竟还可以发现其中合理的成分。此外，它还是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环境观、审美观的一种反映。所有这些，对传统住宅、村镇、城市的选址及规划设计都产生了影响并起到正面的作用。

（一）风水格局与生态环境

风水之说实际上是一种环境意象。所谓意象（image）本身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与物象相对应，是人们对它所经历的环境所建立的心理图像，或心理印象。环境意象即村落的选址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相适应的意象。《阳宅十书》是中国古代一部集阳宅理论与实践之大成的代表性著作，论述了人类追求自然的情怀，其居住之所应与大自然保持紧密联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居住观讲究适应自然，认为“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⁹⁾。因而，中国古村落的布局特点就是凭借自然、与环境相和谐，从而形成一种自由灵活的布局形式。

在江南水乡地区，许多村镇聚落临水而建，聚落形态基本上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从而表现出生动的景观效果和丰富的环境意象。沿河布局的聚落形态多数呈带状分布，如苏南水乡木渎镇，河道呈“Y”形，建筑物夹河而建，呈带状分布。由于河道弯曲比较自然，因而某些河网地区村落形态也表现出随弯就曲的景观特色。加之临水的街道和水巷，配以各种形式的桥梁和码头，颇富诗情画意。而四川石柱县沱江镇紧临长江，村镇街道依岸势呈“云梯状”布局，则颇有江岸特色。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社会，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居住环境是有山、有水，有田、有土、有村舍，可以不与外界往来而生存得很惬意，正如晋代名士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那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方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环境模式。中国村落的这种环境意象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¹⁰⁾

古代诗歌对村落环境的记载和描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对理想居住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同时，诗歌的意境也向人们展示了丰富多样的村落意象。如东晋名士谢灵运的《山居赋》云：

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

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

因丹霞以赤楣，附碧云以翠椽。

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

描述了一个足以使人入神入画的居住环境。唐代诗人李白《村居》诗，则是对现实村落环境的写真：“径曲萋萋草绿，谷深隐隐花红，凫雁翻飞烟火，鹧鸪啼向春风。”宋人杨万里《东园醉望暮山》：“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也对其居住环境作了富有意境的描述。⁽¹¹⁾

在这种风水文化的环境意象中，形成了中国村落负阴抱阳，背山面水，这是风水观念中宅、村、城镇基址选择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格局。所谓负阴抱阳，即基址后面有主峰来龙山，左右有次峰或岗阜的左辅右弼山，或称为青龙、白虎山，山上要保持丰茂植被；前面有月牙形的池塘（宅、村的情况下）或弯曲的水流（村镇、城市）；水的对面还有一个对景山案山；轴线方向最好是坐北朝南，但只要符合这套格局，轴线是其他方向有时也是可以的。基址正好处于这个山水环抱的中央，地势平坦而具有一定的坡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水基址的基本格局。具体来说，理想的风水格局应具备以下的形式，名称及相应位置如下。

祖山：基址背后山脉的起始山。

少祖山：祖山之前的山。

主山：少祖山之前、基址之后的主峰，又称来龙山。

青龙：基址之左的次峰或岗阜，亦称左辅、左肩或左臂。

白虎：基址之右的次峰或岗阜，亦称右弼、右肩或右臂。

护山：青龙及白虎外侧的山。

案山：基址之前隔水的近山。

朝山：基址之前隔水及案山的远山。

水口山：水流去处的左右两山，隔水成对峙状，往往处于村镇的入口，一般成对的称为狮山、象山或龟山、蛇山。

龙脉：连接祖山、少祖山及主山的山脉。

龙穴：即基址最佳选点，在主山之前，山水环抱之中央，被认为是万物精华的“气”的凝结点，故为最适于居住的福地。

不难想象，具备这样条件的一种自然环境和这种较为封闭的空间，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生态和良好的局部小气候。因为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寒流；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来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日照；近水可以取得方便的水运交通及生活、灌溉用水，且可适于水中养殖；缓坡可以避免淹涝之灾；植被可以保持水土，调整小气候，果林或经济林还可取得经济效益和部分燃料能源。总之，好的基址容易在农、林、牧、副、渔的多种经营中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自然也就变成一块吉祥福地了（见图1、图2、图3、图4）。

图1　最佳宅址选择

图2　最佳村址选择

图3　最佳城址选择

图4　村镇选址与生态关系

徐杰舜在台湾访问范仲淹第29代孙范教授的范氏大屋时，极为震撼范氏大屋的风水讲究。整个范氏大屋坐落在背山面水，负阴抱阳，金带环抱之中。大屋后面的起始山郁郁葱葱，前面的水池似“金带环抱”，右为中国式的庭园，左为日本式的花园，真可谓是中国风水的典型之作。

（二）风水格局的空间构成

中国人自古以来在选择及组织居住环境方面就有采用封闭空间的传统，为了加强封闭性，还往往采取多重封闭的办法。如四合院就是一个围合的封闭空间；多进庭院住宅又加强了封闭的层次，里坊又用围墙把许多庭院住宅封闭起来。作为城市也是一样，从城市中央的衙署院（或都城的宫城）到内城再到郭城，也是环环相套的多重封闭空间。可以说，风水格局是在封闭的人为建筑环境之外的又一层天然的封闭环境。它的空间构成的基本模式见图5、图6。

图5　多层次的空间封闭结构是中国传统的规划设计思想

图6　村镇风水格局的封闭式空间构成（A）及其基本模式图（B）

如浙江兰溪的诸葛村是一个典型。诸葛村整个村落以九宫八卦图精心构建，布局十分奇巧罕见，高低错落有致，气势雄伟壮观，结构精巧别致，空中轮廓优美。位于诸葛村九宫八卦图中心的钟池，一半水塘一半陆地，两面各设一口水井，形成极具象征意义的鱼形太极图。钟池周围构筑的八条弄堂向四周辐射，使村中的所有民居自然归入、坎、震、巽、离、坤、兑、乾八个部位。登上村外的小山丘，从高处往下看，诸葛村处在八座小山的“环抱”中。八座小山似连非连，形似八卦图中的八个方位，成为外八卦结构，形成一种封闭而神秘的视觉感。当人步入村中纵横交错的古巷时，大有似连非连、半通不通、曲折玄妙之感。置身其中，更加感悟到杜甫的“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内涵。

（三）风水与景观

风水学说虽然是按照“气”、“阴阳”、“四灵”、“五行”、“八卦”等风水学说来考虑的，但出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取得一种和谐的关系。所以，追求一种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为环境的思想始终包含在风水的观念之中。居住环境不仅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也要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按照上述理想的风水选址，常包含以下的景观因素：以主山、少祖山、祖山为基址背景和衬托，使山外有山，重峦叠嶂，形成多层次的立体轮廓线，增加了风景的深度感和距离感；以河流、水池为基址前景，形成开阔平远的视野。而隔水回望，生动的波光水影，构成绚丽的画面（见图7）。

图7　风水山与风水池的背影及前景效果

以案山、朝山为基址的对景、借景，形成基址前方远景的构图中心，使视线有所归宿。两重山峦，亦起到丰富风景层次感和深度感的作用（见图8）。

以水口山为障景、屏挡，使基址内外有所隔离，形成空间对比，使人入基址后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景观效果（见图9）。

作为风水地形之补充的人工风水建筑物如宝塔、楼阁、牌坊、桥梁等，常常以环境的标志物、控制点、视线焦点、构图中心、观赏对象或观赏点的姿态出现，均具有易识别性和观赏性。如南昌的滕王阁选点在“襟三江而带五湖”的临江要害之地，武汉的黄鹤楼，杭州的六和塔等，也都是选在“指点江山”的选景与赏景的最佳位置，均说明风水物的设置与景观设计是统一考虑的（见图10）。

图8　对景山——朝山或案山的常见图示形态

图9　水口山及附带建筑的景观

图10　人工风水建筑往往成为村镇标志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依照风水观念所构成的景观，常具有以下的特点。

围合封闭的景观：群山环绕，自有洞天，形成远离人寰的世外桃源。这与中国道家的回归自然，佛家的出世哲学，陶渊明式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和其美学观点，以及士大夫的隐逸思想都有密切的联系。

中轴对称的景观：以主山—基址—案山—朝山为纵轴；以左肩右臂的青龙、白虎山为两翼；以河流为横轴，形成左右对称的风景格局或对称的均衡格局。这又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及礼教观念有一定的联系。

富于层次感的景观：主山后的少祖山及祖山，案山外之朝山，左肩右臂的青龙白虎山之外的护山，均构成重峦叠嶂的风景层次，富有空间深度感，迟柙风水格局的追求，在景观上正符合中国传统绘画理论在山水画构图技法上所提的“平远、深远、高远”等风景意境和鸟瞰透视的画面效果。

富于曲线美、动态美的景观：笔架式起伏的山，金带式弯曲的水，均富有柔媚的曲折蜿蜒动态之美，打破了对称构图的严肃性，使风景画面更加流畅、生动、活泼。

综上所述，透过玄学迷信的帷幕，我们可以看到，实质上作为一种环境设计的风水生态学，在创造美好的居住环境方面，同时注意到生态环境问题和景观质量问题，景观、功能与审美成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的风水观念实际受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诸家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是综合了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人环境生态学本土化的一种诠释。

三、中国村落的形式

由于历史渊源的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巨大，以及文化的丰富多彩，中国乡村村落的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刘沛林将中国古代村落分为5个基本类型，即原始定居型、地区开发型、民族迁徙型、避世迁居型、历时嵌入型⁽¹²⁾。这种分类显然是从历史的层面确定的。而根据中国村落的文化形式表达的不同的情况，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形式。

（一）园林式的村落

园林式的村落其特点是讲究风水。住户周围竹林掩映，小溪环绕，整个村落像是一处园林。

浙江省武义县的郭洞村是一个案例。郭洞位于距县城1万米的群山幽岭之间，因山环如郭、幽邃如洞而得名。约5平方千米的村落内，层峦叠嶂，竹木苍翠，静雅宜人。“郭外风光凌北斗，洞中锦秀映南山”，这是古人对郭洞风景区的贴切描绘。

据武义县志记载，郭洞村的历史可追溯到宋朝。从何氏家谱查知，郭洞村的发达在元朝。元至正十年（1350年），武义后生何寿之进山看望居住在郭洞村的外婆，但见此地翠嶂千重，古木参天，碧溪双注，奇峰迭现，寿之流连忘返，顿生迁居之意。后征得任广东按察司副使的祖父、在朝做参军的外公及父母的同意，至郭洞筑宅置产。此后，640余年，何氏子孙绵延不断，至今已有后裔近2000人，成了郭洞香火鼎盛的望族名门。

郭洞的地形确实独特，三面山环如障，犹如福地。双溪汇注，天赋灵性。难得北面留一平地，远处又有左、右青山相拥，恰好应了“狮象把门”之说。双溪汇合后沿西山环村而流，于是一座回龙桥跨溪而建，把这块宝地的风水包裹得严严实实。始祖何寿之深谙风水之道、生态之要，依北京白云观藏《内经图》“相阴阳，观清泉，正方位”，构思布局，营造村舍。于是，有两侧青山相拥成“狮象把门”之势，有虹桥跨溪而建聚龙回之气，有城墙接山而筑利防御自守，有水井星罗棋布长年不竭，有道路网状铺设四通八达，有大树林立村口难窥其密。更为神奇的是，其后世在百丈岩下建宝泉寺，在鳌鱼山顶造鳌峰塔，回龙桥、宝泉寺、鳌峰塔三者虽各相距五里，然则连成一直线，穿过崇山峻岭，竟能遥遥相望！此等杰作，是天赋灵性于福地，抑或郭洞先人已领会建筑与山水融为一体的真谛！

让人饶有兴趣的是郭洞的整体布局。郭洞由相连的郭上村和郭下村两部分组成，道路纵横有序，均以卵石铺地，晴雨皆宜。6口水井，郭上、郭下各半。公用设施有一祠四厅，分布在村子的上、中、下三个部分，村民的祭祀、红白喜事等活动均可就近举行。建筑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数何氏宗祠，它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规模宏伟，气象肃穆，总面积达1060平方米，大梁下高4.64米，神堂悬挂匾额30块。要不是“文革”中遭受破坏，匾额多达94块。祠中还建有36平方米古朴典雅的古戏台，飞檐角，壁画辉煌。每逢重要节日，台上紧锣密鼓，台下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大凡古村落均有“水口”，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溪水会聚之处，其实是拒外敌于村口的关卡。郭洞水口尤具特色。回龙桥东为400米高的陡峭龙山，山上是云罩雾笼的百亩原始森林，一直和荆棘丛生、危岩密布的西山相连。桥水溪水湍急，桥外有一道5米高的坚厚城垣，一条大路由此穿过。旧时，村民均由城门出入。城门有副石刻楹联：“郭外风光古，洞中日月长。”横批为“双泉古里”。

安徽黟县西递村更是一个典型案例。西递位于黟县西南约8000米的地方，处于群山环抱之中，这里风景秀美与世隔绝，至今依然保存了几百年前明清时代的村落面貌。走近西递牌坊村口，你便会被眼前昂然高耸的牌坊所吸引，这座牌坊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为了表彰曾任胶州刺使和长沙王长使所建。整个牌坊都是选用黟县特有的黑色大理石建造，为三间四柱五楼结构，牌坊底部有4只高2.5米的石狮，狮子呈俯冲的姿势，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牌坊正中的额坊上刻有五狮戏绣球，两侧的额坊分别雕有凤凰、麒麟、仙鹤、梅花鹿等寓意吉祥的图案。

明清两代，随着徽商的崛起，西递村人和徽州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或求学为官，或外出经商，积累了大量财富，回乡后他们大兴土木，建起了一幢幢华美的住宅，自己营造出自己心目中的桃花源圣地。如果从高处俯瞰西递，整个村落的形状仿佛一条从东北驶向西南的大船，而刺史牌坊恰像是高耸的桅杆矗立在船头，船形村落的形成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古代村民依山形水势建造而成，西递村地处群山环抱之中，东北较高，西南较低，且有一缺口，村民们顺着山谷中水流的方向，从上游往下游方向建造房屋，终于形成今天村落的船形模样。

在黟县，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民居，共同构成了中国明清时代徽州村落的整体风貌，而庭院园林则是民居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庭院园林利用大门到正屋之间的过渡空间，展开精巧的构思进行构建。这里的庭院园林大多面积狭小、布置简单，充分体现了徽州民居园林之美，也正是蕴涵在这平淡朴实之中，西递村的西园是一座典型的徽州古村落庭院园林，这个狭长形的庭院，被主人隔成三个小的院落，中间用门洞和漏窗作为装饰，配合园中的盆景水池，营造出一种连绵幽深的意境，这种设计既可以保护庭院内部的隐私，也不阻挡院内向外观察的视线，用简练的手法将实用和美高度统一了起来。西园的第二进院里，大门两旁的石雕漏窗看似平淡无奇，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技巧，漏窗中的松石竹梅四君子石雕运用了多种中国古代民间技法精雕细刻，作品竟然多达八个层次，这也暗合了徽州庭院园林“平中见奇”的审美追求。西园的第三进院落名为“井花香处”，院中有一口普普通通的水井，所谓井水飘香，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学修辞手法，也蕴涵了西递人对故园无限的热爱与眷恋，正应了那句俗话“美不美，家乡水”，在漂泊的游子眼中，家乡的水井应该是有着独特寓意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徽州的水井才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地位。

徽州民居的庭院园林大多数占地狭小，但是构思精致，利用假山石和花木营造空间意境，来达到和建筑整体协调一致的效果，庭院园林因面积所限，缺乏铺排的空间，不能营造大型的山林水池，园主人只能在高墙之下养几盆花草，摆一座盆景，砌一方水池。高耸的山墙也被称作马头墙，其独特的外形已经成为了徽派民居的标志，民居内部以天井为中心，房檐内倾，雨水可以顺着四个檐角注入天井，这被当地居民称为四水归堂象征财富的会聚，寄托了徽州人的美好愿望。

西递村内有大小祠堂34座，位于村庄中央的敬爱堂，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建筑面积有1800平方米，祠堂中间是祭祀厅堂，庞大的厅堂由高达6米的整根石柱，和粗壮的银杏木支撑，堂内墙壁镶有“忠、孝、廉、节”四块书匾，后堂还单悬朱熹手书的孝字匾额，融书画与一体。

（二）土楼式的村落

土楼是用夯土墙承重的大型群体楼房住宅，供同一宗族的居民聚族而居。这种独特的民居建筑，是客家人独特的建筑样式，在福建称土楼，在江西称围楼、半围楼，在广东称围龙屋。它是用生土、沙石、石灰等为原料，用竹片木条做筋骨夯筑成墙的土木结构住房。根据地形不同，有圆形、半圆形和方形样式，内有住房、厅堂、学堂、轿舍、马廊、水井等。具有通风好、采光强，防地震、防盗贼、防外人侵扰等优点。住宅有一层、两层、三层甚至四层楼的。可住几十户、上百户，便于族人聚居。客家的宅屋，是宗族内部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部侵扰的象征。这种聚居形式，起到了增强宗亲内部亲和力的作用。从土楼与环境的配合，以及土楼内部的空间布置、功能设计等方面来看，其形式更是千姿百态。

永定县古竹乡高北村的承启楼，在客家土楼中名气最大，教科书《中国古代建筑史》正是以它作为客家土楼建筑的代表。这是一座典型的三环式大型圆土楼。楼的外径达62.6米，外墙高12.4米，宽大的屋檐出檐近4米。从楼外看去，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巨人般兀立在眼前，裸露着斑斑驳驳不加粉饰的胸膛，显得那么粗犷、雄伟，相形之下，人则显得那么渺小，使人油然生起敬畏之心。进入大门，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只见三个同圆心的环形土楼环环相套，圆心部位是一座祖堂，配上回廊和半圆形天井，又组成一圈单层圆屋。四个同心圆圈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回环往复，使人感到目眩神迷的美的律动。

圆楼内环只有一层，20个开间；中环有两层，34个开间；外环四层，72个开间。全楼共有370多个房间，平面布局为内通廊式，楼上各层设走马廊相通，内外环走廊长达千米，设四部楼梯上下。其规模之巨大，使人不敢相信这是僻处闭塞山区的民居建筑。底层作厨房，二层作谷仓。底层厨房的热气，正好烘干二层的粮食。三四层用作卧房，高爽宜人。每户各占一个开间，各开间没有明显的朝向好坏之分，房间分配没有辈分高低、贵贱等级之别，各户之间通过走廊相连，生活起居声气相通，有无相助，极利于集体精神的养成。这样一种舒适自然、和谐和睦的居住环境，使人感动而神往。

祖堂处在全楼的核心位置，是家族的公共空间，家族祭祀、商议族中大事都在祖堂。各环楼各开间都朝向祖堂，层层环拱着祖堂，突出了祖宗的崇高地位，体现了客家人慎终追远、重视血缘伦理的传统精神。

偌大一座土楼只设一个大门、两个边门。墙体都由夯土筑成，外墙，底层厚1.9米，向上逐层厚度略有收缩。一、二层不设窗户，三、四层的窗户也很小。这么高大厚实的夯土墙，这样封闭的结构，易守难攻，刀枪弓箭奈何它不得，寻常枪炮火器也很难对付它。如此完善的防卫功能，完全出于保证家族安全的需要。⁽¹³⁾

（三）碉楼式的村落

最古老而典型的代表，当推四川羌族的碉楼。羌语称碉楼为“邓笼”。早在2000年前《后汉书·西南夷传》就有羌族人“依山居止，垒石为屋，高者至十余丈”的记载。

羌族喜群居，往往是三五十家合成一个村寨。起初以氏族为群，一个村寨为一个氏族，后来逐渐破例，住进别的氏族，但仍以家族为单位。住房多半建筑在山顶或山腰一、二级台地上，就地取材，用石块和稀泥黏合，垒叠、架木而成。房屋呈方形平顶碉房状。最初，建造碉房是为了防御，后来碉房逐渐形成了羌族住房的普遍形式。一般分两层或三层。三层的底室为牲畜圈，中间层住人，最高一层储放粮食和杂物。两层的则是第一层住人，第二层放东西，房外修牲畜圈。无论二层或三层的房顶均为平台，可作晒场、游戏场之用。这种碉房坚固、实用，别具风格。碉房平顶上搭木板，以便各家往来。在建造过程中，不用绘图、吊线，信手垒石砌成。碉房的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结构严密，棱角整齐。不仅坚固耐久实用，而且外观雄伟。正如清代《理番厅志》卷四所载：羌民“皆依山冈为宫室，叠石架木，层级而上，形为箱柜，最后则修高碉，藏其珍宝兵甲。” ⁽¹⁴⁾

碉楼多建于村寨住房旁，高度在10～30米，用以御敌和贮存粮食柴草。碉楼有四角、六角、八角几种形式。有的高达十三四层。建筑材料是石片和黄泥土。墙基深数米，以石片砌成。石墙内侧与地面垂直，外侧由下而上向内稍倾斜。修建时不绘图、吊线、柱架支撑，全凭高超的技艺与经验。建筑稳固牢靠，经久不衰。

四川汶川县锦虒镇羌峰寨建设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有石、泥、木、麻等。他们将麦秸秆、青稞秆和麻秆用刀剁成寸长，按比例与黄泥搅拌成糊状，便可层层错缝粘砌选好的石料。它那金字塔式的造型结构决定了它稳如泰山般的坚固，加上精湛的工艺，坚固耐腐的材料，素有“百年碉不倒”之说。即使在冷兵器的年代里，用火炮轰也难以伤它筋骨。一般建一座军事碉楼至少耗时两到三年。

每座碉楼的门都设在离地面数米高的地方，门前放置一活独木梯，供人上下；一旦抽走独木梯，攻者想要进入碉楼，那可比登天还难。碉门十分矮小，成人也须躬身出入，门板坚实厚重，亦有多道带机关的门闩（木制门锁）。碉内分有若干层，每层都有碉窗（用作近距离作战时投掷巨石打击敌人）和枪眼。居高临下，远可射，近可砸，敌在明，我在暗，以守代攻，游刃有余。寨碉通常是一寨之主的指挥碉（也常祭拜祖先用）。阻击碉一般建在寨子的要隘处，起到“一碉当关，万人莫开”的作用。烽火碉多在高处，是寨与寨之间传递信号用的，同时也能用于作战。家碉在羌峰寨最为普遍，多修在住宅的房前屋后并与住房紧密相连。

更有文化意义的是四川汶川县锦虒镇羌峰寨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谁家若生了男孩就必须建一座家碉，同时要埋一块铁在碉的地基下，男孩每长一岁，就要增修一层碉楼，还要把埋藏的那块铁拿出来锻打一番。直到孩子长到18岁，碉楼才封顶。在为孩子举行成人礼仪式时，将那块锻打了18年的铁制成锋利的钢刀送给他。在当时，如果谁家没有家碉，那儿子连媳妇都娶不到。可见羌族的建碉风气早已深入人心。

羌族除石碉村落外，也有土碉村。布瓦黄土碉群位于汶川县威州镇克枯乡布瓦山上，是川西高原藏羌传统军事防御碉的主要形式，被誉为“中国最后的黄泥土碉群”。这种是用黏土夯筑而成的黄泥土碉，主要分布在阿坝藏族自治州的汶川县，甘孜州的乡城县、新龙等县和凉山州的木里县，其中尤以乡城县的四角黄土碉最雄伟，通高达30米以上。历史上散布在两州的黄泥土碉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或被石碉所替代。不过，布瓦黄土碉群在经历种种劫难之后，仍然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不得不叫人啧啧称奇。因碉群为黄泥黏土夯筑而呈淡紫红色，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铜碉群。

布瓦黄土碉群高高耸立在布瓦山顶上。布瓦黄土碉群由5座黄泥土碉组成，分布在布瓦村羌寨中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的范围内。碉为四角形的黄泥土碉，碉体平面呈长方形，底边长4.5米、宽1.64米，墙厚0.74米，整体下大上小略带收分，内置木质楼架分层，各层四面墙正中开“T”字形小窗作瞭望或射击孔，顶有木质斗拱建筑以蔽风雨，底部开有一门，门高2.1米，宽1.64米。碉外貌无任何装饰，每面都笔直如削，5座黄泥土碉通高不一，从18米到20米不等。布瓦黄土碉群互为犄角，构成完整防御体系，战时主要用于防御侵袭与抢劫，一旦有事，附近各户老幼妇孺均可入内躲避。平时则多用土碉贮藏粮草。

布瓦黄土碉群共计遗存49座碉，时代上下连绵2000多年。整个群碉依山势和村落布局呈南北分布，东西长4000米，南北宽3000米。⁽¹⁵⁾

（四）干栏式的村落

“干栏”又或称“麻栏”、“阁栏”建筑。干栏式的村落古之早有。《魏书·僚传》：“僚者……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旧唐书》卷一九七云：“南平僚者……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宋《岭外代答》卷十曰：“蛮夷……民编竹苫茅为两重，上以自处，下居鸡豚，谓之麻栏。”明邝露《赤雅》说：“壮丁……辑茅索绚，伐木架楹，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谓之麻栏子。”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载：“大抵屋居者民，栏居者壮。栏架木为之，上以栖人，下以栖群畜，名曰栏房，亦曰高栏，曰麻栏子。”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六二亦载：壮人“居屋无论贫富，最喜架楼，名之曰栏。”1977年，广东高要茅岗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干栏建筑遗存⁽¹⁶⁾。另外，广西合浦、贵县、钟山、贺县、梧州、兴安、全州及广东的广州、佛山、韶关、增城等地的汉墓，都发现有干栏建筑模型。

从干栏建筑的历史演变来看，由于新石器时代，渔猎和采集经济还占有一定的比重，因而茅岗的干栏建筑与余姚河姆渡的干栏建筑一样，是建于水滨低洼地带。以后，随着农业的发展，才逐渐移往山坡或丘陵。在结构上，早期干栏建筑比较简陋。如广西合浦、梧州汉墓中出土的铜仓，下部立柱敞空。而后，这种建筑逐渐改进，上部住人，下部立柱，并加围墙。东汉墓出土的陶屋，可以看到狗洞，显然下层是圈畜的。这种上层住人、下层圈畜的干栏日后在壮族山区和丘陵地区广泛推广，并且在长期的改进和发展过程中，因各地环境和经济文化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全楼居、半楼居和地居等不同形式的多开间多层次的干栏建筑。全楼居建筑多见于广西龙胜、德保、靖西、龙州等桂北、桂西、桂南的偏远山区。其特点是房屋依次建造在山坡平台上，以优质杉木为立柱，柱下垫以石柱，立柱有5～7排，每排4～5柱，柱间穿斗架梁，连枋铺桁条，铺板为楼，拼板为墙，流行悬山式或半歇山式顶。房屋分上下两层：底层敞空，用于围养家畜和放置农具；上层住人，架宽木梯供人上下，内部用木板沿木柱围隔成间，有望楼、厅堂、火塘、卧室、储藏室等；楼上还设有半边阁楼，用以储存粮食和堆放杂物。半楼居建筑主要分布于广西宜山、都安、武鸣等丘陵地区，其特点是居住层的后半部利用坡地台面作为居住用，前半部仍为底部架空，以木板铺设楼面。地居式建筑则常见于桂东、桂东南和桂中一带的平原地区，其特点是房屋构架仍保持传统的干栏式全木结构或内部保持木柱穿斗构架的特点，仍分上下两层，但人们移居到屋内的地面上，阁楼上仅为储藏室。虽然形式有异，但它们都具有如下共同点：居住层设在第二层的位置；底层豢养牲畜；以木结构为主⁽¹⁷⁾。

现在，最典型的干栏式村落为贵州雷山县的西江千户苗寨。据2005年的最新统计，西江千户苗寨现共有住户1288户，人口近6000人。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形为典型河流谷地，清澈见底的白水河穿寨而过，苗寨的主体位于河流东北侧的河谷坡地上。西江苗寨的干栏称为吊脚楼，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为穿斗式歇山顶结构。分平地吊脚楼和斜坡吊脚楼两大类，一般为三层的四榀三间或五榀四间结构。底层用于存放生产工具、关养家禽与牲畜、储存肥料或用作厕所。第二层用作客厅、堂屋、卧室和厨房。堂屋外侧建有独特的“美人靠”，苗语称“阶息”，主要用于乘凉、观景和休息，是苗族建筑的一大特色。第三层主要用于存放谷物、饲料等生产、生活资料。在半山建造独具特色的吊脚楼，上千户吊脚楼随着地形的起伏变化，层峦叠嶂，鳞次栉比，蔚为壮观。

（五）水乡式的村落

水乡是一种地方习惯用语，多指河多、湖多的地方，水乡泽国。晋代陆机《答张士然》诗云：“余固水乡士，总辔临清渊。”《新唐书·车服志》亦云：“夫芒出于水乡，非京华所有。”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草河录上》又云：“山地种蔬，水乡捕鱼，采莲踏藕，生计不穷。”号称“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昆山的西南处，古称贞丰里。周庄为泽国，因河成街，呈现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虽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宛如一颗镶嵌在淀山湖畔的明珠。

周庄最为著名的有富安桥、双桥、沈厅。富安桥是江南仅存的立体形桥楼合璧建筑。双桥则由两桥相连为一体，造型独特。石桥牢固而又质朴，建于明代，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横跨于南北市河和银子浜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沈厅为清式院宅，整体结构严整，局部风格各异。此外还有澄虚道观、全福讲寺等宗教场所。全镇桥街相连，依河筑屋，小船轻摇，绿影婆娑，返璞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诵：“吴树依依吴水流，吴中舟楫好夷游。”

古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依河筑屋，依水成街，河道上横跨14座建于元、明、清代的古桥梁，吴冠中撰文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

浙江桐乡市乌镇也独具典型江南水乡特征，完整地保存着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水乡古镇的风貌和格局。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组织起水阁、桥梁、石板巷等独具江南韵味的建筑因素，河网在乌镇内和主干道重合，连桥成路，流水行船，作成亦路亦水的形式。这个水网体系连接京杭运河、太湖和乌镇的池塘、水井，理想地解决了农作、饮用、排水、观赏、运输等问题。桥是江南水乡古镇不可或缺的因素。据说乌镇历史上桥梁最多时有120多座，真正是“百步一桥”，现存30多座。这些桥最早建于南宋，大多始建或重建于明清，有些桥还题有桥联，如通济桥：“寒树烟中，尽乌戌六朝旧地；夕阳帆外，是吴兴几点远山。”（朝南）“通云门开数万家西环浙水；题桥人至三千里北望燕京。”（朝北）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乌镇和许多江南水乡小镇一样，街道、民居皆沿溪、河而造，正所谓“人家尽枕河”。与众不同的是沿河的民居有一部分延伸至河面，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这是乌镇所特有的风貌。水阁是真正的“枕河”，三面有窗，凭窗可观市河风光。茅盾曾在《大地山河》中这样描述故乡的水阁：“……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

（六）窑洞式的村落

中国人向来把新郎、新娘结婚后第一晚的同居叫“入洞房”，并且将人生最幸福的事也概括为“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佳话。可见窑洞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久远而深刻的文化意义。陕北是人文初祖的发祥地，陕北窑洞的历史与人类文明是与生俱来的，《易·系辞传》云：“上古穴居而野处”；《博物志》云：“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说明窑洞从原始穴居发展而来，有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浓厚的文化积淀。

窑洞是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居民的古老居住形式，这一“穴居式”民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在中国陕甘宁地区，黄土层非常厚，有的厚达几十千米，中国人民创造性地利用高原有利的地形，凿洞而居，创造了被称为绿色建筑的窑洞建筑。窑洞一般有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洞、独立式窑洞等形式，其中靠崖窑应用较多，它是建筑在山坡，塬边缘处，常依山向上呈现数级台阶式分布，下层窑顶为上层前庭，视野开阔。下沉式窑洞则是就地挖一个方形地坑，再在内壁挖窑洞，形成一个地下四合院。

陕北地区以丘陵为主，常年干旱少雨。丘陵的土质多是黏性大、硬度高的黄土，非常适于开挖窑洞。经考古证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当地的氏族部落就在以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并逐渐形成聚落。可以说，自从有了人，便有了窑洞。陕北窑洞历史悠久。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陕北的吴堡县相继发现了两座原始社会龙山文化时期（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头城，其中就有窑洞式房址近70座。古人在黄土层为壁体的土穴上，用木架和草泥建造简单的穴居和浅穴居，并逐渐形成聚落。这种窑洞的雏形的产生距今已有4500年的时间了。陕北窑洞发展到周代还是半地穴式，至秦汉后发展为全地穴式，就是现在的土窑。明朝中叶，开始用石块做窑面墙。清末民初，当地人仿土窑模式建起了石砌窑洞。现在有用彩色瓷砖添窑面和分割厅室及上下两层楼房式新窑洞，住着更加舒适宜人。

陕北窑洞分土窑洞、石窑洞、砖窑洞等多种，其中以土窑洞最为普遍，修建起来也最为经济。土窑洞是在天然土壁内开凿横洞，通常数洞相连，或上下两层，有的在洞内加砌砖券或石券，以防止泥土崩溃，或在洞外砌砖墙，以保护崖面。规模较大的在崖外建房屋，组成院落，成为靠崖窑院。

窑洞从外观看起来十分简单，但修建时有不少讲究。首先是要选择地形，挖窑洞地方的土质十分重要，必须是黏土。窑洞要向阳，背靠山，面朝开阔地带。因此，窑洞一般修在山腰或山脚下的向阳之处，窑洞顶上多栽树木和花草，或者修成晒场，以供秋天晒粮食之用。一院窑洞一般修3孔或5孔，中窑为正窑，有的分前后窑。从外面看，每孔都要各开门户，走到里面可以发现它们有隧道式小门互通，成为一个整体，联系着这个家族的所有成员。每孔窑洞宽约4米，纵深约5米，高约3米，两壁的黄土面被刮切得十分平整光滑。窑洞的顶呈半圆形，这使本来就比较宽敞的窑洞显得很高，空间很大。从中间一孔窑的里壁向内开有隧道式的小门，通向一个完全黑暗的小窑洞，那里是储藏粮食等物品的库房。新建窑洞内的炕、灶等生活设施也都就地取材，用土石砌成。窑洞的壁上还开挖了一些方形的可以摆放物品的凹洞，其功能相当于城市公寓里的各种柜子。窑洞的自然采光主要靠洞口的窗户，因而窗户是整个窑洞中最讲究、最美观的部分。拱形的洞口由木格拼成各种美丽的图案。窗户分天窗、斜窗、炕窗、门窗四大部分。

窑洞是陕北的一张响亮的名片。陕北，通常是指长城以南、黄河以西、子午岭以东、桥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总面积约80744平方千米。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区，26个县市，这一带的农民的主要居住形式是窑洞。早在明代，就有无名氏的《过河曲》描写过处于陕晋内蒙古三角地带的河曲县的窑洞风情：

山路崎岖沟涧多，

此心兢业畏蹉跎；

玉蹄铁勒高低步，

白雪黄沙上下坡；

土屋不闻鸡犬叫，

人家犹恐寇戎过。

这首诗非常生动形象地摹写了深卧于山涧的“土屋”（土窑洞）的环境。直至20世纪，民国《灵宝县志》还说灵宝县“山陬之内，某靠崖股者纯以土窑为居，至有数百年不知房屋为何境者。”亦即民谚所云：“穷汉家盖不起房，财东家打不成窑。”可见土窑普遍为贫寒之家赖以栖居的“寒窑”。直到1989年，志丹县农村窑洞居然有56640孔，其中砖窑10200孔，而土窑竟达46440孔之多，土窑是砖窑的4.5倍。而延长县截至1985年共有土窑38399孔，石拱窑4066孔，房厦2398间。其中房厦仅占民居的5.8%，石拱窑占8.6%，而土窑竟占到85.6%，仅1978年这一年，就新建土窑8123孔。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延长县，土窑仍是农民的主要居住形式。所以，窑洞，这个来自远古时期人类居住的建筑形式，被国际建筑学家们誉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建筑的形式之一。

现在，延安市万花山乡花园屯村和佛道坪村，上百户农民绝大部分都居住在窑洞中。53岁的张志俊是花园屯村的普通农民，上有7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也都已经成家，并且给张志俊添了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他们家已经世代在这里生活了上百年，也使他和窑洞结下了不解之缘：“窑洞好嘛，暖嘛，暖和！土窑洞从爷爷手里就住在这个地方，住了几代人了！我就是在底下这个窑洞生的，我的儿子也是在这个地方生的，孙子还是在隔壁生的，就这样！还是舍不了这个土窑洞，冬暖夏凉，挺好的！这一回忆起来，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舍不得丢弃！”

张家的窑洞一共有8孔，背靠瓦窑山向阳的地方，从山腰到山脚依山势而建，窑洞上面种着一些花花草草。最上层的两孔土窑洞，是张志俊的父亲在1962年修建的，至今还保持着原样；中间的三孔修建于1964年，原来也是土窑洞，张志俊在前几年把它改建成接口窑洞，现在张志俊夫妇和小儿子一家就住在这三孔窑洞里；最下面靠近山脚的三孔是石窑洞，是张志俊在20世纪80年代修建的，现在大儿子张喜平一家子就住在里面，并开办了“农家乐”餐馆。

顺着山道，我们走进张志俊住的这孔接口窑洞，窑洞内大概有20平方米左右，阳光从拱形洞口由木格拼成各种美丽图案的窗口直射进来，显得窑洞里很亮堂。在窑洞纵深靠墙处有一个大炕，叫“掌炕”。有的窑洞还在靠窗的地方盘一个炕，称为前炕。在炕的一头都连着一个三孔灶台，平时便在这里烧火做饭。由于灶火的烟道通过炕底，所以冬天炕上十分暖和。灶台上方的墙上有个凹进去的洞，里面放着油盐酱醋等日用品，灶台旁边立着一排高低不一的粗瓷缸，有的装水、有的储存粮食，还有的腌着酸白菜。而在灶台对面的墙边放着一个红柜子和两把老式沙发，柜子里面放着一些衣物。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炕周围的三面墙上，贴着一些绘有图案的纸和各种画，十分好看，俗称炕围子，是一种实用性的装饰，它们可以避免炕上的被褥与墙壁直接接触摩擦，还可以保持清洁。综上正如陕北民歌所唱：“山丹丹红来山丹丹艳，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

还有一种被称为“地坑院”的窑洞村落，那就是“见树不见村，见村不见房，闻声不见人”的地坑院，人们也称它“天井院”。地坑院与原始先民的穴居传统渊源极深。地坑院距今已有约4000年的历史，一度是我国黄土丘陵地区较普遍的一种民居形式，特别在豫西、晋南、渭北、陇东尤为集中。现在，在三门峡境内，地坑院仍散落在黄土丘陵地区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陕县东凡塬、张村塬、张汴塬这三道塬（黄土地区呈台状的特殊地貌）上，还散落着大大小小几十个地下村落，仍然存留着几十户以地坑院生活的人家。

地坑院，顾名思义，就是在平整的黄土地上，挖一个边长为10～12米的正方形或长方形的深坑，深6～7米，然后在四壁凿挖8孔至12孔窑洞，窑院一角的一孔窑洞挖出一个斜向弯道通向地面，作为居民出入院子的门洞。门洞正对的窑洞是长辈居住的正窑即主窑，左右为侧窑，按功用分为储窑、牲口窑、茅厕窑、门洞窑等，依主窑所处东西南北位置朝向不同，地坑宅院分别被称为“东震宅”、“西兑宅”、“南离宅”、“北坎宅”四种。窑洞里大都用土坯垒成火炕，冬天烧火做饭取暖用。家家户户的地坑院里都栽有桐树、梨树，很多院里还种有花，春夏秋季都有鲜花盛开，置身其中有一种娴静的农家情调，院子里还有一个6米左右的渗井，主要用来积蓄雨水。有一些地坑院的四周砌有30厘米至40厘米高的拦马墙（又名女儿墙），一方面防止下雨时雨水灌入院里，一方面考虑儿童和夜里出行人的安全，还可以起到一定的美化作用。农忙时，窑顶还是他们打晒粮食的场地，储窑的顶部开有直径约15厘米的小孔，直接将晒好的粮食灌入窑内，很节省劳力。

地坑院被国内外建筑师称为“建筑奇迹”，是中国北方的“地下四合院”。20世纪前期，德国人鲁道夫斯基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一书最早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窑洞。称这种窑洞建筑为“大胆的创作、洗练的手法、抽象的语言、严密的造型”。

（七）四合院式的村落

四合院是我国古老、传统的文化象征。“四”指东西南北四面，“合”是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口字形，这就是四合院的基本特征。四合院是以正房、倒座房、东西厢房围绕中间庭院形成平面布局的北方传统住宅的统称。其历史已有3000多年，西周时，形式就已初具规模，是中国农村中历史最悠久，分布最广泛的汉族民居形式的典型。山西、陕西、北京、河北的四合院最具代表性。四合院的院门，大都采用木板大门。厚厚的木板制成的大门一端，上下都放在轴心里，左右旋转，可以关开闭合，安全、可靠。四合院中，有正房，即北房。这是院中的主房，而且，一般四合院的走向也是坐北向南的。东西两侧，为东西厢房。东西厢房，一般都比较对称，建筑格式也大体相似或相同。南面建有南房，与北房相对应。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而成。当然，在南北、东西房形成的角落中，也有耳房。这种耳房，有的用来储存粮食，成为粮库及其他库房，也有的做厨房，还有一个角落，一般是西南角为厕所，而东南角，则大都是院子的大门，这种四合院的程式，在山西的农村是较为普遍的。也有一些地方的院落，大门是开在南向中央的。

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的党家村是四合院村落的典型案例。党家村位于韩城市东北方向，西南距新城区9000米，西距108国道1500米，东距黄河3500千米，坐落在东西走向的泌水河谷北侧，所处地段呈葫芦形状，俗称“党圪”。党家村主要有党、贾两族，320户人家，1400余人，约670年历史。

韩城市境内民居四合院遍布城乡，故韩城在乾隆年间曾经被称为陕西的“小北京”，而党家村因农商并重经济发达则又被称为“小韩城”。

走进党家村，那古老的石砌巷道，那形式多样千姿百态的高大门楼，那考究的上马石，庄严的祠堂，挺拔的文星阁、神秘的避尘珠、华美的节孝碑与布局合理的四合院无不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音容笑貌。

党家村全村多数为党、贾二姓。因党姓居住在早，故称党家（贾）村。党家村位于城东北9000米西庄镇境内，占地16.5公顷。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地处东西走向的葫芦状沟谷之中。明成化年间，党、贾两姓联姻，合伙经商，生意兴隆，成为地方巨商富族，因而明清两代有较大规模兴建。清咸丰元年（1851年）在村东北高地建寨堡，使村寨相通，连为一体。现存四合院有123院。党家村民居历史悠久，选址恰当，建筑精良，内涵丰富，有村有寨，群体保护完整，公用设施齐全，避难防御安全。村中有宝塔、祠堂、私塾、节孝碑、看家楼、暗道、哨门城楼、神庙、老池、古井、火药库等公共建筑和独特建筑。村中20多条巷道纵横贯通，主次分明，全部条石或卵石墁地，古色古香，别具一格。

四合院每院一般占地260平方米左右，呈长方形，个别的是正方形，俗称“一颗印”。四合院由厅房，左右厢房、门房围成。厅房为头，厢房为双臂，门房为足，似人形，有寓意。厅房高大宽敞，前檐多为歇檐，为供祖和设宴之所，逢婚丧嫁娶，卸掉活动屏门，设席摆宴，显然发挥了厅房设施功能。门房和厢房为起居之室，长辈兄弟居住有序。走进党家村，高大气派的“走马门楼”列于巷道两侧，建筑装饰十分讲究，朴实精美，三雕俱全，雕刻艺术荟萃。

家门外有上马石、拴马桩、拴马环。门枕为方形或鼓式，均为石雕。有狮子门墩、鼓儿门墩、狮子鼓儿相结合的门墩，还有形体单纯的竖立双体线雕门墩。特别是狮子门墩，无论是粗犷简略或精雕细刻，都能将这一猛兽处理得形体生动，神态逼真。门楼两侧有美观的砖雕峙头，内容非常丰富，有琴棋书画、梅兰竹菊、鹿兔象马、虎牛麒麟以及几何图案、万字拐、八卦图等等，更为夺目的是门额题字，几乎家家都有，或木雕或砖刻，名家书写，相当讲究，成为书法艺术的展示。

党家村是中国北方典型的传统民居村落。国内外专家称赞为“民居瑰宝”“东方人类居住村寨的活化石”。英国皇家建筑学会查理教授说道：“东方建筑文化在中国，中国民居建筑文化在韩城”。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工学博士青木正夫撰文：“我曾到过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多个国家，从来没有见过布局如此紧凑，做工如此精细，风貌如此古朴典雅，文化气息如此浓厚，历史悠久且保存完好的古代传统民居村寨。党家村是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现党家村被陕西省定为“历史文化保护村”，列入“国际传统民居研究项目”。

中国村落的形式是多样的，在此所列的园林式、干栏式、土楼式、碉楼式、水乡式、窑洞式、四合院式7类，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但仅此已足以说明中国村落文化的多样性了。

【注释】

(1)陈勇、陈国阶：《对乡村聚落生态研究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认识》，《农村生态环境学报》，2002年第18卷第1期。

(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83-90页。

(3)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2-13页。

(4)周星：《史前史与考古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8-40页。

(5)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3-18页。

(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25页。

(7)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8)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

(9)《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汇考二十五。

(10)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4、111-113页。

(11)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84-85页。

(12)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57-81页。

(13)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57-81页。

(14)范玉梅、吴碧云等：《中国少数民族风情录》，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85页。

(15)董勇：《布瓦羌寨的黄土群碉》，《中国民族报》，2009年5月12日。

(16)杨耀林：《广东高要茅岗新石器时代干栏建筑遗存》，《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

(17)李富强：《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