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处于我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流域的发源地，其文明兴起甚早，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往来。早在旧石器时期，西藏就开始有人类的活动。卡若遗址是西藏早期文明的代表，遗址位于昌都以南12公里，在澜沧江与卡若水相会的三角形二级台地上，海拔高度3100米。遗址原始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2]。两次发掘工作共发掘房屋遗址28座，石制工具7968件，骨制工具366件，陶片2万余片，装饰品50件，以及粟米、动物骨骼若干，由此可见在新石器时期西藏地区的城址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卡若遗址出土了不少磨制石斧、石铸，其形制与华北出土的同类器物相近，房屋建筑形式则类似中原原始文化，从陶器上的刻符来看，卡若文化亦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童恩正就认为“卡若文化与黄河上游的原始文化，特别是与其时代相近的马家窑、半山、马厂系统的文化，也有较密切的关系”[3]。虽然西藏的文明兴起很早，但有一定规模的聚落出现却较晚。随着社会分工的初步形成，阶级分化和国家的初步建立，西藏进入堡寨制部落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征伐不断，为了军事防御和政治统治的功能，堡寨应运而生，成为西藏早期城市的雏形。但堡寨的修筑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的需要出发，经济功能较弱，还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城市。由于堡寨修筑了城墙等防御工事，不仅保卫了部落首领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而且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集聚到堡寨中或堡寨附近。据《隋书》记载：苏毗以“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4]。可见作为政治中心，堡寨的聚集效应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堡寨的居民，不论是部落联盟的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都必须与城外从事物质生产的农牧民进行商品交换，用以换取生产、生活资料，这就是使堡寨由单纯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向兼为工商业中心转变的最初动力。一旦这种动力得以持续和加强，堡寨具备了一定的综合功能，便有可能发展成为古典的城市。
西藏文明兴起较早，仅比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略晚，但聚落和早期城市却形成较晚。制约西藏城市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西藏文明发展的制约。由于自然条件的相对恶劣，西藏的生产力发展相对迟缓，原始社会的分化解体也较迟缓，阶级和国家长期不能形成，而社会的三大分工也久久不能完成；同时，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人口的再生产也产生了很大的制约作用，早期西藏人口数量较少，且非常分散。由于早期西藏居民以游牧为主，因而居无定所，极大地制约了人口的聚集和定居，由于定居是城市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因而分散的流动人口状态也就制约了城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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