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来源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世俗是与宗教相对应的，世俗化指的是“从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排除宗教信仰、礼仪和共同感的过程”。在世俗化的社会里，日常生活与世俗社会制度都与宗教或准宗教的神圣价值与神圣礼仪相脱钩，其合法性来自世俗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规范，而不是宗教伦理。即所谓的政教分离。在世俗社会中，“尽管宗教信仰继续赋予基本的社会价值以一种精神意义，但社会道德问题都是公开地在世俗意识形态内详加讨论的。”^[6]可见，在西方，世俗化的核心是消解神圣化，宗教与世俗政治及人的日常生活脱钩。其中，作为宗教偶像崇拜之对立物的科学理性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由于世俗化为世俗生活提供了新的合法化的依据，因此，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不再与一种神圣的精神价值相关联，人们不再到生活之外去寻找生活的合法化依据。社会活动的规范也脱离了宗教的源头，由法律取而代之；世俗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由大众参与讨论的而不是由教会垄断的。这样一来，宗教就不再是公共生活的普遍性的规范，而变成了个体的精神信仰。这是西方文化现代性的核心之一。

中国的世俗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背景下的世俗化意义。这是因为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所以，世俗化在中国必然有中国自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所消解的不是制度性宗教神权，而是准宗教性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专制王权以及教条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尽管如此，中国社会的世俗化依然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是相似的。比如：健全世俗化的法律制度，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使世俗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从准宗教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中解脱出来等等。这样一来，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凸显出大众对于日常生活幸福本身的强烈欲求，凸显出文化活动消解神圣化以后的多元化、商品化和消费化的趋势，以及相应的文化的消遣娱乐功能的强化，文化与艺术成为对人的世俗欲望的肯定。

中国的世俗化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到90年代，特别是1992年以后迅速加快，成为社会转型的伴生物，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不限于技术或物质的领域，也不是计划到市场的单一经济层面的改革，而是涉及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它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专制的王权统治、解放后30年的教条意识形态和个人迷信都是与现代化的文化诉求格格不入的。金耀基先生在他的《从传统到现代》一书中解释“世俗化”时认为：“传统的社会在基本上是一‘圣化’的社会，所谓圣化的社会，是指社会的行为是受宗教的启示、传统的教条、习俗的成规以及先知、真人的‘典则’所控制的。”“这里所谓的‘圣化’其实已经不是限于严格的宗教含义，比较适合于分析中国的问题。在一个‘圣化’的社会中，社会制度的合法化机制与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都带上了准宗教的特点，缺乏这种神圣资源（如‘天道’、‘圣人之道’）的生活被认为是邪恶的、大逆不道的或至少是无意义的；而世俗化则使得人的存在，人的日常生活与这种‘圣化’的精神资源之间的关系被解构或者被极大地削弱，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神圣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包括与物质生活相关的各种欲望、享受、消遣、娱乐等等）进行‘辩护’。”^[7]从这个意义上看，世俗化的过程是人的解放的过程。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问题的阐述，正是基于以上的意义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世俗化是从摆脱准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的，他们以往的生存方式和价值实现是依附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此，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阶层，从未有过独立的身份和人格，价值的体现也是以政治为依据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全面转轨，社会生活的中心不再是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而代之以经济建设和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求。这样一来，依赖于政治而生存的知识分子不仅失去了原有的非独立的、但却是中心的地位，而且面临新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在新的社会框架内，知识分子以与经济和市场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方式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他们失去了准宗教的“神圣”的中心位置，却获得了世俗的独立的社会地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全部意义。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世俗化的过程却相当复杂，对世俗化的评价亦存在多种歧义，包括知识分子自身也是在与市场化、世俗化的对抗与结合中自觉与不自觉地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