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效率的恶化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资源的流动没有任何扭曲，那么市场上所有企业用产值衡量的生产效率都应该相等，否则资源将继续从低生产效率的企业流向高生产效率的企业（Hsieh and Klenow，2009）。在中国，要素市场上的种种扭曲使得经济离理想的资源配置状态甚远。要素市场的扭曲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户籍制度使得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存在诸多的障碍（陈钊、陆铭，2015），金融市场上的管制实际上使得国有企业面临更低的资本成本（Garnaut et al.，2000；卢峰、姚洋，2004），而土地要素更是通过禁止跨地区交易的建设用地指标而受到管制。正是这种行政干预使得要素流动障碍重重，从而使得企业间生产效率趋于一致的力量被削弱了。

正如前文所述，近十多年来，生产要素市场在某些方面出现了更强的行政干预，建设用地指标在区域间的配置甚至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拐点。前文我们提到，2003年以后，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诸如建设用地指标和转移支付——更多地配置给了中西部地区。这种带有区域平衡倾向的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其他要素向内地的流动，的确在短期内起到了平衡地区发展的作用。然而，政府通过影响要素流动来实施偏向于中西部的政策，有可能从以下三个方面导致资源配置的恶化。首先，由于资源是稀缺的，对中西部的偏向则意味着对东部的限制，这会导致东部的要素价格上涨，挤出一部分企业的生产。其次，在受到政策保护的中西部地区，较低的要素价格使得较低效率的企业仍得以存活。第三，区域偏向的政策有可能导致投资在地区间的分散化，经济集聚的进程会减缓，这也会使得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进程终止甚至趋于恶化。

政策扭曲加强的后果，则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如果2003年前后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拐点特别明显，那么，资源配置效率的拐点也将出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本章采用TFP的标准差来度量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这个指标可以反映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差异，如果这个差异变大，则反映企业间的配置效率有所恶化。^[18]我们分析TFP离散程度时，首先看全部企业TFP离散程度在时间上的变化，然后按不同的标准将总体企业分组，看不同企业组TFP的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的变化。分组的标准为三个维度：东中西部企业差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差异，以及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差异。

首先，如图3.9所示，在2001年以前，TFP标准差总体上是下降的，但是在2003年以后，却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上升过程。虽然现实中由于行业间的差异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和专用性等因素的存在，我们很难去评价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的TFP分布是否具有整体效率，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TFP离散度随时间的变化却比较能够反映资源在企业间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2003年以后TFP标准差的上升，反映了中国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图3.9　企业TFP离散度的变化趋势

那么，从地区维度来看，总体TFP离散程度的增加是由于什么导致的呢？2003年后的政策变化使得资源配置更倾向于中西部了，而这种倾向性的政策有可能使得中西部地区的竞争程度下降，降低中西部内部资源在企业间配置的效率。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将全部企业按其所在地区分成东中西三组，并计算了组内的TFP标准差，如图3.10所示。我们发现，首先，空间维度上，在整个样本区间内，企业更密集、竞争程度更强的东部地区TFP的离散程度都要低于中西部地区；其次，时间维度上，政策偏向更强的2003年以后的时期，TFP标准差的上升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较为明显。这两点说明2003年后中西部的资源配置效率确实发生了恶化。有偏向性的保护政策在执行中往往是限制竞争的，这就会导致资源配置恶化。另外，从每一年企业数量的变化可以看出，东部企业的数量占比在2003年后并没有减少，这一比重从2003年的73.2%变为2007年的74.1%，这说明中西部偏向的政策并没有使得企业向东部集聚的趋势发生逆转。^[19]因此，东部地区集聚趋势减缓而导致东部内部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这一机制并未发生作用。再者，前文的分析发现从2004年开始，东中西企业效率呈现出一定的收敛趋势。综合这几点我们看出，全国层面TFP离散度的增加，从地区维度上来看，主要源自于中西内部的资源配置恶化。

图3.10　分地区看TFP离散程度

如果说我们推断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恶化，是由于那些弱化了地区内部竞争的地区偏向政策，那么，与此逻辑相一致，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其他维度上受到保护更多的部门资源配置效率更低。在时间趋势上，2003年之后配置效率的恶化应该更明显地出现在受到保护更多的部门。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检验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以及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一般而言，国有部门受到的政策扶持更多^[20]，如果保护确实是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应该更低。如图3.11所示，相对于非国有部门而言，国有部门的TFP离散程度确实更高，同时，2003年之后，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得更明显。^[21]我们也考察了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TFP离散程度随时间的变化。对于出口部门而言，由于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其配置效率应该更高。同时，我们发现，从2001年开始，出口企业收到的补贴收入平均而言低于非出口企业，换句话说，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平均而言受到的国内保护更少。因此，如图3.12所示，在所有年份，出口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都要高于非出口部门，同时其资源配置效率在2003年后并没有恶化。

图3.11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TFP标准差

图3.12　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的TFP标准差

图3.13　分地区分所有制TFP离散度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和非国有、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差异以及其变化趋势本身，也是2003年以后资源配置效率变化的重要方面。然而部门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和区域之间配置效率差异同时存在，并且其趋势发生变化的时间节点比较接近，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部门和区域两个维度同时对样本进行分组，来观察导致总体配置效率恶化的力量主要是来自部门的还是区域的因素。图3.13分别给出了东、中、西地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东部非国有部门的TFP离散度最低，同时其2003年之后上升的趋势也最弱，而东部的国有部门和中部国有部门呈现出几乎相同的效率恶化趋势；相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中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东部的差距以及2003年后的恶化主要体现在其非国有部门上，而西部地区无论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和东部的差距以及恶化的趋势都非常明显；从部门角度看，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配置效率差异很大，以至于国有部门TFP离散度最低的东部地区，其TFP离散度也要高于所有地区的非国有部门。这三个现象表明，从配置效率的差异角度来说，国有和非国有的部门差异要大于部门内部地区间的差异，而从配置效率的变化趋势角度来说，2001年后整个国有部门配置效率的恶化，以及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非国有部门的配置效率恶化，是驱动整体配置效率恶化的因素。图3.14给出了东、中、西地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TFP离散程度的变化趋势。不同于国有和非国有部门的结果，出口和非出口部门之间的TFP离散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内部出口部门的配置效率要低于非出口部门。虽然东部地区出口部门TFP离散度远低于中西部出口部门以及所有地区非出口部门，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出口部门的TFP离散度和东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比较接近。从趋势上来看，2003年后的配置效率恶化主要发生在中西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东部地区的非出口部门和整个出口部门都没有明显的恶化趋势，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出口部门的配置效率甚至是改善的。

图3.14　分地区出口和非出口部门的TFP离散度变化趋势

至此，我们刻画了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在1998—2007年间变化的一个整体态势。总体而言，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在1998—2001年间是优化的，之后经历了小幅度的恶化，而在2003年之后，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得比较严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会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我们也从数据中发现，出口部门在这十年期间资源配置效率一直是在优化的，这成为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力量，但是这一优化力量由于出口企业数量占比在2004年后的下降^[22]有所变弱。与此同时，也存在两股重要的力量使得资源配置效率往恶化的方向走。一方面，导致整体资源配置恶化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恶化，其拐点大致在2003年前后。另一方面，从2002年开始，国有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开始恶化。由于国有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23]，因而这两股使得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因素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前者，即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恶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恶化的同时，其政府债务状况却不令人乐观。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用于与经济建设有关的支出，如果这一支出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增长将使债务—GDP的比率有所下降。反之，如果经济建设的投入缺乏效率，并未带来足够快的经济增长，那么，债务—GDP比率就可能逐步上升，并且居高不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的各个省实际上结成了统一的货币区，欠发达地区不能因为债务负担加重而单独地采取货币贬值政策。同时，因为劳动力没有充分地流动起来，欠发达地区必须为本地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大量支出只能依靠借债来融资。于是，由于存在统一货币区之内劳动力未能充分自由流动，而欠发达地区又不能单独对货币进行贬值的矛盾，中国的欠发达地区反而成为负债率更高的地区。对这一现象，我们称之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钟辉勇、陆铭，2015；陆铭，2016）。

图3.15（a）给出了2012年各省人均GDP和2013年6月债务存量占GDP比重的散点图。可以看出，债务存量占GDP的比重最高的省份，其人均GDP都相对较低，其中以贵州最为明显，债务—GDP比率高于70%。这种债务在省际分布的格局也是通过“动钱”来实现区域平衡的政策导向的结果，经济总量区域平衡的目标加强了欠发达地区扩张本地投资规模的动力，然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劣势往往只能通过更低廉的要素（最主要是土地）和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招商引资。而国家在土地和金融政策上的中西部偏向实际上给了欠发达地区实施这些政策的条件，例如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使得中西部省份有着非常充足的土地供给，而金融和转移支付的政策偏向也使得这些地方更容易筹措资金。这些因素使得欠发达地区通过大量举债来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然而，陆路运输成本高于海运，在全球化背景下，离港口较远的地区不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同时，大量中西部城市同时发展工业，必然导致工业发展是分散而非集聚的，违背了工业发展需要集聚的经济规律。如果地理位置的劣势加上离散发展的模式限制了内陆省份工业化的潜力，并制约了未来的偿债能力，而其债务却快速增长，那么，在那些负债较高的内陆省份，债务违约风险将会越来越大。图3.15（b）显示出，在2015年的数据中，欠发达地区债务率更高的现象仍然存在。

图3.15（a）　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和GDP负债率

注：（1）数据来源于2014年初各省（不包括西藏）债务审核公告；总体负债率的计算为2013年6月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加上折算后的或有负债除以2012年各省的GDP总量；（2）根据《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和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是政府的或有负债，其中只有一部分由政府资金实际偿还。2007年以来，这两个部分或有负债当年偿还本金中，由政府资金实际偿还的比例最高分别为19.13%和14.64%。此处，我们采用这两个比例对省级层面的或有负债进行折算。

图3.15（b）　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和GDP负债率

资料来源：政府债务数据引自徐寒飞、高国华（2016）。人均GDP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图中没有包括东部三大直辖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