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城市网络

（三）全球化的城市网络——空间与城市等级

美国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社会联系至密，大事一出，影响迅即及于全球。越南一战改变了北京、莫斯科、华盛顿三地的离合关系，激发了斯德哥尔摩的抗议浪潮，影响了苏黎世的金融交易，引起阿尔及尔的秘密外交活动。”⁽⁷⁴⁾这意味着全球化的城市网络已经形成，一个城市的变动可能会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势，牵一发而动全身。

全球化对城市的再造是多角度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空间的距离，还包括城市差异化等级的再造，由此形成新的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体系。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体系，是指全球范围内各类城市的规模层次与分布的总体构成，研究不同的等级规模城市组合和发展规律对于制定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有重要价值，可以指导城市正确地融入世界城市体系中，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空间。

在全球化的模式下，城市融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场域，已经不仅仅是地方性的城市，而是国际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点。各个城市之间通过空间网络的连接和生产要素的流动，组成一个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体系。美国“新城市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乔·R．费金和迈克尔·史密斯认为，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模式已经出现，即不再是具有不同国家归属的中型公司相互进行国际贸易，而是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进行巨额投资，并相互进行商品和服务贸易，或由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与其他大公司在世界各地区和城市的组织系统进行贸易。⁽⁷⁵⁾

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的等级分化变得异常明显。凡是能跟上全球化潮流的城市都能得到飞速发展，并凭借自身的优势迅速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枢上的节点城市，他们往往是国际生产管理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金融机构总部，担负着重要的国际协调功能，被称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相反，凡是跟不上全球化潮流的城市，就可能被排挤到潮流的边缘，出现城市边缘化现象，并有可能沦为被遗忘的城市、荒芜的城市，由此组成一种城市网络体系。“每一个城市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两者之间的界限尤其如此。此外，这些分界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方面。”⁽⁷⁶⁾城市网络体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城市结构，城市之间的分野就代表了这种城市之间的关系结构。

当代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体系把城市分成若干等级，处于不同等级中的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和空间，掌握着不同的发展资源，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位于全球化城市体系顶端的是所谓“全球城市”——国际公认的主要有三个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这些全球城市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导地位，集聚着大量的财富，拥有最先进的高科技，拥有最强大的专家队伍。早在18世纪后叶，德国诗人歌德就把罗马和巴黎称为世界性城市或全球城市。在综合性的全球城市以下，是一批次级的全球城市，它们只在国际经济、金融、贸易、政治、文化上的某几个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全球的领导地位。例如，巴黎是世界文化中心，是世界时尚之都和浪漫之都；日内瓦是国际政治中心等。再下面，是一批区域性的国际城市，如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它们在某几个或某一个方面占有国际区域的领导地位。再往下，就是一个国家的大城市，如南京、深圳、青岛等城市。再往下，就是一些地方级大城市，如郑州。在城市网络的最末端，就是一些普通的、缺乏特色的城市。整个全球化的城市网络体系是由各城市在国际经济、政治、金融、贸易、文化等系统中的位置构成的，共同组成了一种全球化的城市空间结构。很多城市凭借自己的优势、品牌价值、独特定位，在全球化城市网络体系中占据了重要而清晰的位置。

弗里德曼也曾经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做过划分，主要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核心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洛杉矶、芝加哥；第二个层次是半边缘世界城市，如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新加坡；第三个层次是次级核心世界城市，如旧金山、休斯敦、迈阿密、多伦多、马德里、米兰、维也纳、悉尼、约翰内斯堡；第四个层次是次级核心城市，如墨西哥城、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汉城、台北、香港、曼谷、马尼拉。”⁽⁷⁷⁾

安东尼·奥罗姆还专门对全球城市做过研究，他认为:“位于全球化的城市体系顶端的是所谓‘全球城市’，很多学者都对全球城市做过研究。社会学家萨斯科·萨森于1991年出版了理论著作《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该书通过对全球城市概念的清晰界定和对上述三个城市的系统比较，展开了对全球城市的研究。根据萨森的定义，全球城市应具备以下功能:①世界经济组织里高度集中的发令点；②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关键区位，同时，专业化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③生产基地，包括领导产业的创新生产；④产品创新的市场。萨森认为，全球城市的标志之一是生产者服务业的增长和延伸。生产者服务包括:会计、银行、金融、法律、保险、房地产、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尽管萨森的著作中包含了许多深刻的观点和理论突破，但是，其著作的中心思想是很明确的: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终是共存的。例如，在高收入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的白领专业人员与在较低端商业服务领域就业的少数工人之间出现的日益扩大的工资差距，以及由闹市区的复兴和外围郊区的衰退构成的显著的空间差异。”⁽⁷⁸⁾

中国城市的全球化进程是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全球化进程无疑使中国城市的风险在不断地上升。在过去，国内城市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是一个静态的超稳定结构。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资源及要素流动性增强，这种流动性打破了原来的稳定性结构，因为流动性意味着城市资源的重新整合和市场化配置。从而使静态稳定的城市结构变得脆弱，导致出现城市风险的机会不断增加。尤其是在全球信息网络空间社会中，一旦遭到国际网络黑客的攻击，就有可能影响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

城市是全球经济活动、政治生活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在全球化激烈竞争的新时代，城市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处于前所未有的激烈的竞争环境之中，国际空间领域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在吸引资金、人才等稀缺资源方面会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全球化的城市体系是一种开放性的、自由的、无边界的、范围广阔的体系结构，在这一开放性体系结构中，城市必须要放在全球性的视野中来重新审视。同时，城市需要更多地挖掘和创造本地的资源优势，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城市要发展就必须主动参与国际城市间的竞争，主动迎接国际性挑战，必须打破封闭走向开放，必须抛弃那种封闭的“城堡意识”，必须在全球化的城市体系中进行明确的城市定位，在开放的全球化城市体系中完成国际性定位。汉城、曼谷、吉隆坡、上海、北京、深圳都在实施国际性的定位，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争夺产业、技术、资金、贸易和游客。

安东尼·奥罗姆曾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范围日渐广阔，跨国资本流动也呈现出日益增长的势头。于是，更多的地点成为资本实际或潜在的目的地，它们或者成为公司新的总部（从其他地方迁入），或者成为工厂、新购物中心、新住宅区的所在地。当更多地点向资本敞开怀抱且常常相互竞争时，寻找最优投资地的资本流动就有了更多的选择。这直接导致在区域和国家城市等级体系中重新确立地方的位置，而且将地方推向新兴的全球等级体系中的新位置。”⁽⁷⁹⁾

全球化背景下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每个城市在这一分工体系中承担着相应的功能。这种国际分工的格局促进了全球性的资本流动、资源流动、人才流动、服务贸易和国际商品交换，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的城市为寻求理想的市场和投资场所而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则为获得资本而竞争。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载体，为实现竞争的成功，必须扬长补短，对城市进行准确定位，制定竞争和发展战略。城市定位即是在新国际分工和产业布局演化过程中争取较有利地位、获取更大城市收益的战略路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定位不仅可以明确城市竞争力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可以指明城市发展的方向，明确城市发展的未来空间，帮助城市获得国际性的城市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