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道与游湖_司徒雷登的故事

传道与游湖_司徒雷登的故事

基督教传入杭州以后，传教士和信徒们建了很多教堂。与司徒雷登有关的，除了天水堂外，还有湖山堂和思澄堂。

1946年10月20日是礼拜日，也是司徒雷登来杭的第三日上午。他在下榻的招待所接待了一对信仰基督教的青年情侣，男的是之江大学学生钱润寰，女的是圣玛利亚中学学生薛沛莹，这次慕司徒雷登大名而来，是请司徒雷登作他们的证婚人。平时接触燕京大学众多年轻人的司徒，面对这对恋爱中青年男女的请求，当即允诺，并与两人一同驱车前往湖山堂。

湖山堂位于法院路1号，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贝恩德为纪念其友司徒尔牧师捐款所造，于1920年建成开放，由属于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中华基督教浙江大会管理。在此举行的堂会活动甚多，影响也日趋扩大，成为当时杭州基督教徒活动的中心。抗战爆发后，湖山堂被日军占作健身房，堂会活动被迫中止。抗战胜利后才恢复活动。

在湖山堂，司徒雷登登上圣坛讲道，他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所讲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www.guayunfan.com)在与众信徒共进圣餐后，他为两位新人证婚，祝他们白头偕老，幸福美满。13时30分，他又由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陪同，来到了迎紫路（今解放路）丰乐桥畔的思澄堂。

思澄堂是1924年为纪念基督教牧师张澄斋而修建的，张澄斋之子张宝庆率先捐款一万银圆，又募捐五万银圆，1927年建成。这是一座三层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建筑外观具有中国特色的屋檐翘角和门窗，而内部却呈西洋风格，从二楼、三楼任何角度都可看见一楼的布道台，从高处俯看思澄堂，整体建筑平面呈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形状，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思澄堂一度成为人们躲避日军迫害的避难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思澄堂为日军所占，改作所谓的“中日文化馆”。直至抗战胜利，才回归教会。

司徒雷登在思澄堂与教友们进行了餐聚活动。

今天，湖山堂已不存在，而思澄堂则成了浙江省基督教中心。

10月20日下午，司徒雷登在稍事休息后，与他的随员们从下榻的外宾招待所步行到西湖昭庆寺码头，他要在这里上船游西湖。

昭庆寺的堤边停着三只游船，中间的那只船舱额上书有“逸庐”二字，司徒雷登即乘坐这只船。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东道主的身份兼作导游，陪同司徒雷登一行泛舟湖上。同在舱内陪同的还有经他证婚的那位薛沛莹小姐等女宾。

有了年轻人在旁，船舱内顿时欢笑声不断，有人唱起了燕京大学的校歌：“雄哉，壮哉，燕京大学，轮奂美且崇。人文荟萃中外交孚，声誉满寰中……”

船离岸了，向着湖中的湖心亭与三潭印月（小瀛洲）驶去。在“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司徒雷登信步来到“曲径通幽”门洞前，指着这四个字用中国话对周象贤说道：“康有为写的。”1898年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潘托普斯学校任教。维新变法的消息很快传到美国，康有为与他的弟子梁启超立即成了公众人物。晚年，康有为曾隐居西湖丁家山，并筑人天庐为居所。

游船在西湖的湖面上荡漾，此时已是夕阳西下，而司徒雷登少年时“耍子儿”过的雷峰塔塔影横空之景，已不复存现。面对雷峰塔遗址，他说了一句:“缺了这塔，西湖也变了样！”

燕京大学毕业生凌叔华1919年游西湖时，曾画过一幅雨后雷峰塔画作，胡适在塔倒次年（1925年）作有《题凌叔华雨后雷峰塔画作》的白话诗：“九百五十年的塔也坍了，八万四千卷的经也烂了。然而那苍凉的塔影，引起来的许多诗意和画意，却永远在人间了。”胡适自注：“塔倒时，砖中发现钱造的《陀罗尼经》，每卷首有题记，经数为八万四千，年代为乙亥。乙亥年为西历975年，距塔倒之年（1924）凡950年。”

近60年后，西湖南线的雷峰塔得以重建，司徒雷登地下有知，不知又作何感想？

天时渐渐暗了，华灯初上。游船停靠在西湖楼外楼菜馆的码头。楼外楼取自宋人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地处孤山之阳，白堤之尾，与俞楼及西泠印社比邻而居。楼外楼又是周象贤最喜欢光临的地方，设宴招待宾客，他大多选在这里。楼外楼的名菜诸如西湖醋鱼、莼菜汤、东坡肉等都驰名中外。

司徒雷登三日行程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就是在这里赏美景、品肴馔中度过的。

回到外宾招待所，司徒雷登接到蒋介石的急电，说要见他。

10月21日清晨，杭州市参议会议长张衡来招待所话别，并邀请司徒雷登于次年元旦或农历春节再来杭。张衡（1889—1970），字佑时，杭州人。毕业于私立浙江法政学校，是阮毅成嗣父阮性存的学生。曾任公职，后在杭州执律师业。1946年4月，由浙江省民政厅厅长阮毅成推荐为杭州市临时参议会议员；9月，当选为市参议会议长。西湖孤山之万菊亭，即为张氏及其兄倡导并参与建设。

见过张衡后，司徒雷登即驱车赴笕桥机场。沈鸿烈等在机场欢送。利用登机前的时间，司徒雷登应邀参观了空军军官学校，并即席对师生作了关于空军的重要性及和平仍需努力两个问题的演讲。

10月22日，杭州的《东南日报》《大同日报》等报纸于头版刊登了“司徒雷登启事”：

鄙人此次来杭扫墓，承各位机关法团首长暨教友、士绅、民众竭诚欢迎招待，隆情高谊，靡深心感。兹已匆匆离杭，未克遍辞，特登报以申谢忱。

对于这短短的三日而行程却丰富多彩的“盘桓杭州”，司徒雷登满怀感情地写道：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司徒雷登是热爱杭州这座城市的。他在这次访问杭州以后，曾经计划在1949年春天中国的清明节之际再访杭州。但是，最终却未能成为现实。为此，他在1949年4月8日这天的手记中说：

原本计划好上午离南京赴杭州，可是终于因为中共的最后通牒而打消原意，显然通牒上的言词不克到达市长方面（按：陈礼颂的案语谓市长指周象贤有误，据记载，周已于1948年11月辞市长职，时继任市长为俞济民）。因为他刚摇来电话告知傅泾波说，他们全体官员都已齐集机场候机待发了。

这是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