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整理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8章　整理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

——《明文案》、《行朝录》

黄宗羲致力于保存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在这段时期的早期，主要整理和编写了《明文案》、《行朝录》、《黄忠端公文集》和《明儒学案》。

黄宗羲选辑《明文案》，是他长期来大量收购和抄写前明文献五六千本后的必然结果。他说：某自戊申以来，即为明文之选，中间作辍不一，然于诸家文集蒐择亦已过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全集》第十册。黄百家在《明文授读序》说：“先夫子自戊申岁取家藏有明文集约五六千本，撷其精华，至乙卯岁成《明文案》二百一十七卷。”卷数多了十卷。今藏天一阁《明文案》原抄本为二百七卷。国家图书馆抄本也称二百十七卷，当为康熙十四年后所增补。宁波冯贞群《伏跗室》藏有旧抄本《黄梨洲先生明文案目录》，比朱酂卿所藏多，共二百九十三篇，或许即为多出十卷的书目。戊申为康熙七年，乙卯为康熙十四年，正是在三藩之乱高潮时，《明文案》整理完毕，大概是在前一年避地余姚海滨第四门，在诸九徵书室内基本完成，至次年五月还故居最后定稿。

他在《明文案序》上，说明他选明文的标准：(www.guayunfan.com)

一、“其人不能及于前代，而其文反能过于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辙，唯视其一往情深，从而捃摭之。”与前代相比，不以人取文，人虽不如前代，而其文“情深”，则取之，以“情深”为选取标准。

二、“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稀名短句，以幽远见收”，同时代的文人，不顾是否属“钜家鸿笔”，或“稀名短句”，都以其写作水平为收黜的标准。

三、“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则天地间街谈巷语、邪许呻吟，无一非文。而游女田夫，波臣戍客，无一非文也。”其收文的对象不限于士大夫或文人，普通市民、农民、商人、流亡者、充军边疆的罪徒等不分男女，只要其文“情之至”，即可收入。

黄宗羲对前明五六千本文集，多是从文学角度选择而编成《明文案》，因此，以“至情”、“情深”作为入选标准，是完全正确的。他选择作者的范围也扩大了，从文人学士的狭窄圈子，扩大到普通人民；街谈巷语的“邪许呻吟”口语也可入文，这的确超出历史上的《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的选文标准，一新耳目。他这种选文标准，后来为有些文人所不满，清李慈铭说：“其论文主于随地流出，而谓方言语录皆可入文，故往往不脱明末习气。……故所选颇泛滥驳杂，多非雅音。”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集部《明文授读》。晚明的确出现了一股新的文学思潮，黄宗羲能在康熙年间继承这一思潮作为择文的标准，应是难能可贵的。

《明文案》二百零七卷，无目录。民国三十三年，北京大学马廉教授曾为之编目，有《黄梨洲先生明文案目录》二本，按文体分目，有赋、奏疏、碑、颂、议、论、书、传、墓文、哀文、记、序、古文十三目。而古文又分铭、赞、箴、戒、原、辨、解说、说考、问对、文、志、募疏、杂著十三类。收自明初宋濂、王袆起，至明末于慎行、叶向高止。这里仅举第一卷和现存的最后一卷第二百三卷（二百四至二百七卷已佚）的目录为例：

第一卷赋

奏制撰幡桃核赋有序宋濂

崆峒雪樵赋王祎

归亭赋王祎

述志赋刘基

吊贾生赋朱右

震泽赋朱右

闻早蛩赋有序高启

底柱赋唐肃

日观赋唐肃

蒙山赋梁寅

第二百三卷古文考

周正考赵坊

诗考程敏政

圣裔考程敏政

太庙祧迁考于慎行

屯政考叶向高

京营兵制考叶向高此二百三卷《明文案》，分四十八册装订。每册首页有三颗印章，其中一颗为收藏者赤堇山人印，其他两颗为黄宗羲甬上弟子万言印。万言两印，一颗为白文长方印，有“吾存宁可食吾肉，吾亡宁可发吾椁，子子孙孙永无鬻，熟此直可供粥”，这颗印章也发现在万斯同著《天下志地》的万言抄本中。另一颗为白文方形印，刻“万言贞一”四字，可知《明文案》为万言所抄，黄宗羲卒后，由万言保管，后又转手为赤堇山人所有。当然也不能排斥有甬上其他弟子代抄，不过大部分应为万言所抄。此书第三十三卷上首，有“姚江黄德冰先生选”八字。“德冰”为黄宗羲字。有吕留良《同德冰即太冲、晦木、孟举、自牧官邨看菊》诗可证《吕晚村诗·伥伥集》，《同德冰（自注：即太沖）、晦木、孟举、自牧官邨看菊》。抄本有涂抹原本及有题目无文处，极可能由于雍正、乾隆间大兴文字狱，为避讳而灭迹。有些地方，如归熙甫、王尊岩、罗圭峰之文，则以原书拆页装入。《明归有光墓志铭》，则从刻本《归有光先生文集》的附录里直接订入，在订入的下右方有万言的私印二：一为白文“世统”，万言原名万世统；一方形朱文“管邨”，管邨为万言号。马廉说：“盖选辑时为节省钞录及校对之手续，即以原书装订之。”马廉《黄梨洲先生明文案目录》卷首《明文案稿本跋》。马氏平山堂稿本，现藏天一阁。

《明文案》上有眉批，当为黄宗羲批语。《明文案》藏主朱酂卿在马廉《黄梨洲先生明文案目录》一稿《跋语》说，他曾将第三十卷崇祯十一年七月初五日黄道周召对一段的红笔批文，与他购得之黄宗羲致郑禹梅一函原件细致校对，认为两者“如出一手”。黄百家在《明文授读》卷首《发凡》中说：“先遗献遍阅有明文集，间有数行或数语，偶记其爵里、姓氏及评其功力手笔者。今遇兹首所及，仅敢搜掇并载于篇，以为读者知人之助。”《全集》第十一册《明文授读评语汇辑》附录二黄百家《明文授读发凡》。可知《明文案》上这些批语，为黄宗羲亲笔。

从上可知黄宗羲搜罗有明文集的苦心。

除《明文案》外，黄宗羲在康熙十四年基本上完成了《行朝录》的编写。对《行朝录》写作年代有考证。本书基本上采纳其说，仅个别处有所不同。

《行朝录》是一本南明抗清的编年简史。黄宗羲很重视编年体史著，康熙十六年，他在《谈孺木墓表》中说：“史之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者纪事也。”他在这三者之间推崇编年体，“有编年而后有列传，故本纪以为列传之纲；有编年而后有纪事，故纪事为通鉴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知迁、固而不屑于悦、宏。”“悦”指东汉末年荀悦，著有《汉纪》，“宏”指东晋袁宏，著有《后汉纪》，这两本书，都属编年体。黄宗羲除以碑传为史传的传纪体外，《弘光实录钞》、《海上恸哭记》和《行朝录》，都属编年体。

为什么说《行朝录》作于康熙十四年或十五年？有黄宗羲《行朝录序》为证：首先，他说：“向在海外，结交诸君子”，“一二遗老孤臣，心悬落日，血溅鲸波”是在顺治六年。他接着说：“荏苒三十年，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顺治六年后过三十年，即康熙十八年，不过“三十年”之数是约数，不是精确的计算；其次，说“义熙以后之人”，表示他以晋处士陶渊明自居。他在康熙十六年的《兵部左侍郎苍水张公墓志铭》一文中也出现过“自附于晋之处士”的话。他明白说出自己属于陶渊明之类的人物，是在三藩之乱时期。最后，最重要的是，他在《行朝录序》一文的署名“左副都御史余姚黄宗羲梨洲氏书”，在黄宗羲的所有著作中，署上自己南明官职的仅二篇，一篇为《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署名为“前兵部职方司郎中兼监察御史”，这篇寿序作于康熙十四年黄宗羲在《诸敬槐先生八十寿序》说“甲寅岁，山寇起”，他避地至诸敬槐家。甲寅为康熙十三年，在《敬槐诸君墓志铭》中又说“乙卯五月，值君八十诞辰，余举觞为寿”，则此《寿序》当作于康熙十四年。那么，《行朝录》也当作于这一年，或十五年。《行朝录》卷九《四明山寨》后面讲到：“甲寅冬，复啸聚半载而平，然皆偷驴摸犊之贼，徒为民害，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浸浸失其传矣。”甲寅即康熙十三年。“十三年，精忠叛，土寇扰宁波，与龚万里等聚大岚山（按：在四明山心，地处余姚）。”董沛《明州系年录·康熙十三年》。十三年冬“啸聚半载而平”，那么《四明山寨》此篇起码应写于康熙十四年春以后。十四年，“三月，伪将军曾性养（耿精忠部）窥宁波，五月犯定海，八月围象山”董沛《明州系年录·康熙十四年》。而郑经也在这一年三月渡海攻福建，三藩之乱正在兴盛时期，黄宗羲作《行朝录序》最可能作于这一年。当然十五年也有可能。十六年，三藩之乱独剩吴三桂还在坚持，其他耿精忠、尚之信二藩叛而又降，黄宗羲已在《张苍水墓志铭》中表明自己属“晋处士”，准备再做遗民，自然不可能在著作出现署南明官衔的字了。

问题是，在《行朝录》卷十一《赐姓始末》一章，出现了“戊午（十七年）精忠降清，锦（郑经，一写郑锦）于庚申（十九年）仍归台湾，癸亥（二十二年）锦卒，子克嗣立，年十二岁，不能统领其众，兵溃降清，得授世爵云”这一段话，岂非写《行朝录》下限应在康熙二十二年？其实，黄宗羲写《行朝录》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他在《行朝录序》中说：向在海外得交诸君子，颇欲有所论著，旋念始末未备，以俟他日搜寻零落、为辑其成。荏苒三十载，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而某之所忆，亦亡失大半。由于《行朝录》包括桂王、唐王、鲁王，以及奉唐王年号福建的郑成功部的历史始末不同，因此各篇记载的年代时间亦不同，“义熙以后之人，各言其世”，说明《行朝录》是黄宗羲根据曾官于上述各王遗民的记载和黄宗羲自己回忆而写，所以各篇的执笔时间也不同。当康熙十四年或十五年在他看来清廷行将被推翻，“大壮”的曙光初露，于是坐下来将各编重为编辑而成书，并表明自己的身份是前鲁王的副都御史。可是这时，郑氏尚在福建厦门，未成历史，所以《行朝录》的《赐姓始末》最后一段，是在康熙二十二年清廷收复台湾后所补。所补部分，他尚未看到“义熙以后之人”所言，仅据传闻而书，且匆匆补写，因而有错误之处，如说“戊午，精忠降”，实则耿精忠降在康熙十五年丙辰。如果以《行朝录》纪事最后一年康熙二十二年定为他编写此本之年，则在康熙统一全国后，尚在书序中公然表明其前明官职，黄宗羲岂非如飞蛾扑火，自投罗网！

《行朝录》共十二卷：卷一隆武纪年，卷二邵武之立，卷三鲁王立国上，卷四鲁王立国下，卷五永历纪年，卷六赣州失事，卷七舟山兴废，卷八日本乞师，卷九四明山寨，卷十沙氏乱滇，卷十一赐姓始末，卷十二江右纪变（附载）。其中“赣州失事”，全用范康生之书改编而成，卷十《沙氏乱滇》是根据冯甦《滇考》与其他有关资料改编而成。卷十二《江右纪变》，是据陆世仪所说而作，其他九卷都是黄宗羲据自己亲历的记忆或根据其他遗民所言而书，《行朝录》保存了不少南明抗清的资料。对黄宗羲而言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他对明亡的反思，这十二卷每篇最后都有“史臣曰”一段，来表达他自己对该卷所述史事的历史反思。当然，不是如《留书》、《明夷待访录》那样进行全局性的系统性的思考，而只是作个别就事论事的评论。

如《隆武纪年》：史臣曰：帝英才大略，不能郁郁安于无事。……两京既覆，枕戈泣血，敕断荤酒，后宫不满三十人，半系老妪，于世之嗜好淡如也，……不可谓非天生之令主也。论者徒见其不能出关，遂言其好作聪明，自为张大，无帝王之度，此以成败论英雄也。夫郑氏以盗贼之智，习海岛无君之俗，据有全闽、始愿已不及此，既无鞠躬尽瘁之忠，难责以席卷天下之志，谋身谋国，两者俱乖，不亦宜呼？……其一二心膂之臣，所藉以经营恢复者，如黄道周、苏观生皆有儒者气象，未尝非诸葛之亚也。……向使蜀汉有窃命之雄，诸葛不能发其一甲，转其斗粟，则虽欲成三分之业，亦岂可得乎？故帝之亡也，天也，势也。黄宗羲的评论，有三层意思：一，“天生之令主”，忧国之亡，能“枕戈泣血”，“于世之嗜好淡如也”，这与他强烈批评福王为“帝之不道”《全集》第二册《弘光实录钞·序》。是尖锐的对比，故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二，隆武之亡，亡于郑芝龙；三，其心膂之臣，有儒者气象，受制于郑氏，无以展其所长。他的结论是，隆武之亡，“天也，势也”。

黄宗羲论隆武为“天生令主”，与行朝的永历、鲁王及广东的唐王绍武相比，在南明诸王中确有点帝王气象，但仅和平时期“令主”而已。在天崩地解强敌压境之下，仅淡于世好，爱好书籍是远远不够的，他欲不次提拔的人如王期昇、彭遇凯，过去也是马士英这样的人物。隆武在清兵猝至逃跑时，“犹载书十余杠以从”，在乱世中无应变之才，说他“英才大略”，有过高之誉。黄道周、苏观生的“儒者气象”，与“诸葛之亚”是二回事。黄宗羲叹息于隆武之被杀，其心情是可以谅解的。虽然隆武在世时，外有清大军压境，内有郑芝龙政军大权一手抓，他虽有复明之志，确难以达到的，黄宗羲说“故帝之亡，天也、势也”这倒是不错，隆武确非时势造英雄之君主，但黄宗羲评隆武为“英才大略”的分析似不符合实际，他对隆武之亡的反思基本上是不成功的。

再如《永历纪年》，他说：史臣曰：越闽之事，方国安以累败之余，郑芝龙以鼋鼍鱼鳖之众，而欲使新造之唐鲁，以力征经营天下，此必不得之数也。惟帝（永历）当李成栋、金声垣之反正，向非高进库梗之于赣州，……则其势必合，合则江左偏安之业成矣。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越闽之事败于方国安、郑芝龙这些军阀之手，这是对的。重要的是，黄宗羲在这里提出“合”的问题，如果李成栋、金声垣反正后能使赣粤连成一片，则西可与桂王地区，东可与郑成功部相“合”，形成如东晋那样“江右偏安之业”的可能性也存在（如果邵武与永历之间也能合的话）。特别是大西军内部孙可望与李定国也能合的话，恢复“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并不是不可能。南明抗清之所以失败与各个势力集团之间的分裂内斗分不开，没有联合作战，是无法抵御强大的清军。可惜黄宗羲没有进一步分析“不合”的原因，不然，他的反思就更深入一步了。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李定国“两蹶名王”，即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杀和清谨亲王尼堪战争中被斩，天下震动，黄宗羲评为“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对李定国评价很高，这说明当时的民族矛盾已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整理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_关于黄宗羲的故事

第49章　整理故国文献，抢救前明史迹

——《黄忠端公文集》、《明儒学案》

黄宗羲在出版《子刘子遗书》和整理《明文案》告竣后，自然希望刊行他的父亲黄尊素的遗著。康熙十五年他到海昌讲学，向许三礼流露了他的愿望，许三礼自然一口答应。于是他将父亲遗著辑成《文略》三卷，《诗略》二卷，《说略》一卷共六卷，称《黄忠端公文集》，又将黄尊素师友、弟子以及自己师友李清、文震孟、刘一燝、钱谦益、范景文、邹维琏、归庄、徐石麒、陈子龙、黄道周、刘宗周、倪元璐、杨廷枢、朱天麟、陆符、周镳、孙承宗等人所写的有关黄尊素易名始末、碑铭、传记、行状、像赞、序文、诗赋等编在一起，统称《黄忠端公正气录》，置于文集之前，在康熙十五年剞劂，康熙十六年（1677）刻成，卷前有许三礼、郑梁、李文胤序。

在《黄忠端公正气录》里，保存了不少这些作者的佚文或佚诗，也保存了一篇黄宗羲《谢名宦祠书》佚文。不过最有价值的是在《黄忠端公文集》里，黄宗羲在其父好几篇的诗文后作了“补注”，这些补注全是佚文，有几篇很重要，从这些补注中，我们可以一窥黄宗羲当时对天启年间党争的观点。

如在《文略》的《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黄尊素告诉魏大中，在朝廷里分别君子和小人是应该的，但还必须看当时情况作策略上的调整，“若小人之势焰方张，君子之营垒不固，则君子小人之名无过为分别，使小人各怀廉耻之心，其祸可以少衰”《黄忠端公集》卷三《文略·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也就是说，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果君子小人分别太清，使小人恼羞成怒，进行反扑，这对君子是不利的。可是魏大中不纳其言，他说如果疏劾阉党失败，“进不能济国，退亦不失为名节”。黄尊素很不以为然，说：“君子社稷之念重于名节”，应以国事为重，而不应以个人的名节为重。黄宗羲在他父亲这篇文后作如下补注：魏忠节卒劾之，广微遂将《缙绅便览》于姓名上重者三点，次者二点，又次一点，约六七十员，目为邪党。又手书所欲大用之人五六十员，各加三圈、二圈有差，目为正人，密付逆阉，逆阉一一依行，此见《酌中志略》。若忠节从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祸，不如是之烈也。莫谓秦无人，吾谋适不用耳。千古一辙，读之只增流涕。“从先忠端公之言”，也就是从黄尊素在小人之势方张时，君子、小人不必过于分别之言。可是，黄宗羲自己在康熙四年出示巢鸣盛的《汰存录》里，却大谈“君子小人无两立”之理。由此看来，经过康熙八年《孟子师说》中的初步反思，至今年他整理其父遗著时，仔细看了这篇《止魏廓园劾魏广微庙享不至书》后，他的观点有了很大改变。(www.guayunfan.com)

又如，黄尊素在《说略》中述及“移宫案”经过。时邪党贾继春反对移宫，倡言“当安选侍（李选侍），以成皇上（熹宗）之孝”。说的是明光宗即位未一月即卒，其所宠李选侍欲挟光宗子朱由校（后即位称熹宗，号天启）专权，强踞乾清宫不出。故当时杨琏等正派朝廷官员，借口安熹宗逼她移至其他宫中以防生变。贾继春却说应安李选侍，不必移宫，又可成熹宗孝顺之心。可是，李选侍并不是熹宗的生母。黄宗羲针对贾继春之言，作了一段很长的补注：按贾继春之论，似是而非。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见，以生民起见，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起见者，则宦官宫妾之事其主也。夫人情非甚不肖，其爱嬖妾也，必不甚于其子，即爱其子也，必不甚于其祖宗之付托，轻重异也。当郑（按：郑贵妃）、李谋据两宫，挟幼主以济其恶，祸将及于社稷矣，今使光宗以嬖妾之故，不安其子，并不安其所付托者，失轻重之权，以是谓之忠于光宗可乎？即熹宗念光宗而使事事受制于嬖妾，以是谓之孝于光宗可乎？光宗惑于郑妃之阴谋，踰月而丧其身，继春乃欲熹宗取法，是必欲以天下而殉一妇人乎？光宗弥留之际，不以天下生民嘱咐大臣而唏嘘嬖妾，说在屈到之嗜芰也，而继春视尧舜之孝弟不过如此！且其时选侍奉养深宫，有何不豫？而继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欢心，宫府之间，其必有所授受矣。即不然而继春之见，亦宦官宫妾之见也。《黄忠端公集》卷六《说略》。黄宗羲上述这段话，首先指出处理移宫案的是非原则：“夫人臣之事其君也，以天下起见，以生民起见，原不沾沾在人君一人身上。以人君一人身上起见者，则宦官宫妾之事其主也。”这句话，似曾相识，康熙二年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所说的“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以及批评君对臣“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的错误，两者在用辞遣字上也近似。在这一重大的是非原则下，他指出为臣应该知道处理内廷宫闱之间问题上有所轻重，以社稷为重，以生民为重，更不应以李选侍为重而危害社稷。否则，对光宗来说谓之不忠，对熹宗来说引导其不孝。贾继春说“当安选侍”，然“选侍养深宫，有何不豫”？不是很平安吗？贾继春“必欲合天下以得其（李选侍）欢心”，这一见解正是“宦官宫妾之见”的表现。不仅如此，黄宗羲在这里也批评光宗在弥留之间，“不以天下生民嘱咐大臣”，去唏嘘于“嬖妾”，即他临死前还嘱托杨琏等内阁大臣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这如《国语·楚语上》楚大夫屈到嗜好芰（菱）那样，不嗜正味而嗜毫无价值的食品。

从黄宗羲这段补注里，可以看到自《明夷待访录》雨窗笔削之后，十余年来，他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锋芒，一直埋在他的心底里，或隐或显，流露于笔端。而且，《明夷待访录》这一宝贵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思想，不仅仅是他为二十年后交入“大壮”所设计的蓝图的思想立足点，也成了他当前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的立足点。

黄宗羲在《说略》的补注中，还补入了不少宝贵的史料，如邪党乔应甲巡抚关中，挫辱冯从吾（字少墟）以致冯郁郁而死，和山东白莲教徐鸿儒起兵以及明末党争的一些事迹。其中也反映了黄宗羲自己的看法。如黄尊素文中说：“台（台州）、温（温州）诸郡屡有大盗，联舟数十艘，有获其伪印伪牌者，潜称宽永二年。”黄宗羲在后补注说：按：“宽永”日本年号，故海中为盗者，必假借之。后国王死，女主复仍其号，女主之子始改义明。《黄忠端公集》卷六《说略》。黄宗羲这一补注，说明了两个问题：一，当时的倭寇，其实是假借日本名号的中国海盗。他的这一观点，与万斯同之祖、明早期抗倭将领万表的观点是一致的，万表说：“此贼所引进，皆吾土各处沿海大家造船雇人雇倭而来，……盖以倭为名，正以自蔽。”万表《玩鹿亭稿》卷四《奉张半洲总制书》。所以黄宗羲这一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二，“后国王死，女主复仍其号，女主之子始改义明”，他这句话，与其在《御史中丞冯公墓志铭》的“然日本自宽永倭主年号，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全集》第十一册《御史中丞冯公墓志铭》。完全一致，《御史中丞冯公墓志铭》作于顺治八年，他时年四十二岁，离康熙十五年六十七岁，时间已过了二十五年，垂垂老矣，还记得一清二楚，可佐证黄宗羲确实到过日本乞师。

《黄忠端公文集》在目录后，有“男宗羲补注，宗炎，孙百药、百谷、正谊、百世、百揆、百学同校”字一行。百药、正谊、百学（后改名百家）为黄宗羲子，百谷、百世、百揆为宗炎和宗会子。可知许三礼在刻此书时，黄宗炎父子也同参与校对。自康熙八年黄宗羲与宗炎同至石门后，我们已经在很长时间里于宗羲的著作中没有看到宗炎名字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黄氏兄弟此时因要刻其父遗集，才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已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了。

康熙十四年，《明文案》编成时，《明儒学案》已编著很多。这一年，他有《除夕怀亡友》诗，第一句即说：一年功课复如何？《文案》已完《学案》多。岂为姓名垂后世，难将岁月浪消磨。《全集》第十一册《南雷诗历》卷二《除夕怀亡友》。《明文案》已编纂完成，《明儒学案》也编著差不多了。这说明早在康熙十四年前，他已开始动笔写《明儒学案》，但究竟在那一年开始？黄宗羲在他著作中没有明确记载。其实，《明儒学案》并没有先有全书架构，然后按此编写的。其开始，当始于康熙丁未六年（1667）。其弟子李文胤有《丁未除夕四首》，第一首说：蕺山遗书未曾倾，只藉梨洲道益明。旧学喜犹传后起，老夫忝得事先生。

峰气接句余近，甬水潮回灵绪清。嘲叹人间俱不问，杜门亲许一编成。（自注：姚江黄先生方辑《理学录》）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诗续钞》卷五《丁未除夕》第一首。黄宗羲“杜门亲许一编成”的《理学录》，自然指有关宋明理学之书。“方辑”，意思谓方才开始辑录。查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理学录》一书，辑有宋元儒十一个学派，明儒五个学派，见彭国翔《黄宗羲佚著〈理学录〉考论》。说明在康熙丁未六年，黄宗羲已开始编著宋、元、明理学史之书，“理学录”是其早期的名称。其时宋、元儒与明儒，尚未分开。由于是年春甬上弟子二十六人鼓棹姚江，执贽黄宗羲后，他需要“授诸生以蕺山慎独之学”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续钞》卷三《与万贞一书》。于是他转而专力于明儒。是年五月，他亲自来鄞城，即授其甬上弟子以刘宗周《学言》和《圣学宗要》郑梁《寒村诗文选·杂录》卷二《上黄先生书》。康熙七年三月，他再次来甬，正式创立甬上证人书院，又授弟子以刘宗周的《原旨》、《证学杂解》李文胤《杲堂诗文集·杲堂文钞》卷五《原旨书后》及《证学杂解书后》。这几篇著作，后都摘录编入《蕺山学案》。因此，当时虽无《明儒学案》之名，而《明儒学案》中的《蕺山学案》，应在康熙七年，已开始编写了。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改本）中说：“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余于是分其宗旨，别其源流，与同门姜定庵、董无休撮其大要，以著于编，听学者从而自择。”按姜希辙于康熙九年离绍兴赴京候补钱仪吉《碑传集》卷五十四毛奇龄《奉天府府丞前礼科都给事中姜君希辙行状》。在赴京前的康熙七、八两年与董玚（无休）一起参加《明儒学案》的“撮其大要”工作。可知在编写《蕺山学案》时，黄宗羲就有意识地将它认作《明儒学案》的开始。

黄宗羲在康熙八年（1668）作的《孟子师说》，多次引用了他编入《明儒学案》中人物的言论，如罗近溪、黄尊素、孙淇澳、李见罗、高攀龙、郝仲舆、唐一庵、顾泾凡、王心斋、王阳明等人，这些都属《明儒学案》中《泰州学案》、《东林学案》、《止修学案》、《诸儒学案》、《甘泉学案》、《姚江学案》的人物。如《孟子师说》卷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说：“孙淇澳（即孙慎行）曰：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之心’，欲人识心……不言扩充也。”这一段，在《明儒学案》卷五十九《文介孙淇澳先生慎行》中全抄录。同一章有“罗近溪自述其不动心于生死得失之故于颜山农，山农曰：‘是制欲非体仁也。……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这一段也一字不漏地抄录于《明儒学案》卷三十四《泰州学案》三《参政罗近溪先生汝芳》的小传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如《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一《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的《论学书》，卷四十《甘泉学案》四《主政唐一庵先生枢》的《景行馆论》，卷六十《东林学案》三《主事顾泾凡先生允成》的小传，卷三十二《泰州学案》一《处士王心斋先生艮》的《心斋语录》和《明哲保身论》等，也大段见于《孟子师说》，说明黄宗羲在写《孟子师说》时，《明儒学案》中的这些《学案》等已同时在编写中，因此，《明儒学案》之名，估计在康熙八年已基本上定下来，所以到康熙十四年时，“文案已成学案多”了。

问题是，《明儒学案》什么时候完成的呢？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序》中说：“书成于丙辰之后”，即康熙十五年之后，但究竟在何年？也未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既然在十四年已多数完成，离十五年以后应为时不远。据黄宗羲孙婿、万言之子万承勋说，康熙十九年（1680），因黄宗羲不赴明史馆修史，康熙“命地方有司就本家录所著《明儒学案》、《明文案》、《汰存录》杂著等书，送史馆”万承勋《冰雪集》卷一《哭黄梨先生五首》。可知《明儒学案》应在康熙十九年已成书。康熙二十年，黄宗羲弟子仇兆鳌在杭州会晤吕留良的友人陆陇其。据《长泖陆子年谱》，在陆氏“阅黄太冲《学案》”条下记载：沧柱（仇兆鳌字）以先成六卷见赠。先生（陆陇其）谓其书序述有明一代之儒，可谓有功，而议论偏僻，盖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异同，自然如此。……书内凡百余人，而何椒邱、邵二泉、陈清澜、林次崖、陈紫峰，皆不收。陆礼征等《长泖陆子年谱》康熙二十年条。“序述有明一代之儒”，说明《明儒学案》已完工，“以蕺山一家之言，而断诸儒之异同”，当指卷首的《师说》，既说“书内凡百余人”，且指出有五人未收，说明仇兆鳌已告知他全书内容了。《长泖陆子年谱》这一条，正好佐证《明儒学案》应在康熙十九年已成书。然时间尚可向前推，康熙十七年，陆陇其在京拜会《明史》总裁叶方蔼，叶方蔼对他说：“黄太冲《学案》，嫌其论吴康斋附石享事，不辨其诬，而以为妙用，不可训。”吴光酉《陆稼书先生年谱》上，康熙十七年条。显指《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一《聘君吴康斋先生与弼》。同年，汤斌往访叶方蔼，他后来致信黄宗羲，说在叶的案头见到了黄宗羲所赠《待访录》，接着称赞黄宗羲著作宏富，“一代理学之传，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经纬璨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全集》第十二册《交游尺牍·汤斌》。“一代理学之传”所指显然是《明儒学案》。由此可见，至迟在康熙十七年，“一代理学之传”的《明儒学案》，应已告竣了。不过，成书后又陆续有所补充。如董玚在《刘子全书抄述》中说：刘宗周在崇祯丙子九年提出“意者心之所存”的诚意之旨，引起了争论。黄宗羲在其师殁后“特阐其义”。他虽心识先师之说，但都没有表态。“逮先师辞世三十八年（康熙二十二年），得一庵王氏栋《遗集》，内有《会语》及《诚意问答》云：‘自身之主宰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言谓之意，谓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若以为心之发动，便属流行。’与先师之旨吻合。”《刘宗周全集》第五册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这说明黄宗羲同门同派的董玚，在康熙二十二年才知道刘宗周“意为心之所存非所发”的论点与王栋之说一致。董玚是协助黄宗羲编纂《明儒学案》的刘门弟子，可知在此之前，《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的《教谕王一庵先生栋》尚未列入，是在康熙二十二年后列入的。不过，从大体上来说，《明儒学案》应该在康熙十七年基本成书，将王栋著作补入，仅是个别例子。

以《明文案》与《明儒学案》比较，在黄宗羲看来，以后者为重，因为这与汉民族高级文化的核心圣学，即孔子之学有直接的联系。黄宗羲在这段时期写的“三案”，以《明文案》保存故国之文统，以《明史案》中之《行朝录》（包括《弘光实录抄》、《汰存录》及各种以碑传作史传之作等）保存故国南明的史统，以《明儒学案》保存故国之道统，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古籍整理和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崇高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