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肩担道义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铁肩担道义_关于李四光的故事

时间是一位最天然的作者，它谱写出了每个人的历史和命运；而颠簸的命运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每个人不同的灵魂与气节。

20世纪初期至40年代，随着时局的动荡不安和风云变幻，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明显变化：有的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人投身爱国运动，成为一名热血的民主志士；有的人却攀高结贵，成为显赫一时的官场政客；而另一些安身立命之人，则为自己的职业能谋生而知足着。

此外还有一批人，他们始终坚信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无论身在哪里、处境如何，他们都会在崎岖的科学道路上奋勇前行、持续奋斗，最终成为名垂千古的伟大科学家。作为一个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科学家，毫无疑问，李四光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27年4月28日，听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残酷杀害的消息后，李四光悲痛不已。他在北京大学与李大钊共事多年，对李大钊的学识和人格都非常崇敬，认为李大钊是一位具有“铁肩担道义”伟大精神的革命者。经过这一事件，他对奉系军阀恨之入骨。(www.guayunfan.com)

1933年4月，身处南京的李四光得知北京大学师生准备为李大钊举行公葬，不禁深受感动。由于脱不开身，无法亲自参加李大钊的送葬仪式，囊中羞涩的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一笔现款，寄回学校表示支持师生们的这一义举。后来，为缅怀亡友和激励自己，他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较大的铜质墨盒，并在盒盖上刻上10个大字——“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此后，这个墨盒几十年如一日，一直跟随着他，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旦安居下来，他就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借以“如对斯人”。

1933年6月18日，又传来一个令全国人民悲痛的消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铨惨遭蒋介石的特务杀害。李四光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恨的怒火远远超过了内心的悲痛。

杨铨不仅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之一，也是李四光后来的创业支柱，他们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那些年里，李四光一直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而杨铨则帮助他进行许多的事务管理。也就是说，如果把李四光比喻为战争的前线指挥员，杨铨则是后勤部长，保障前线取得胜利，两人的工作谁也离不开谁。这几年，杨铨还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兼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总干事。蒋介石非常憎恨这个爱国组织，只是慑于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等人的崇高声望而不敢公开下手，其实早想借机予以消灭，于是就先把打击的目标集中在杨铨身上。其实，在此之前，李四光就为杨铨的安全感到担心了，因为杨铨曾经告诉他，自己收到了多封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有的还装有手枪子弹。为掩人耳目，国民党特务没有在南京下手，而是等杨铨到上海办事，路过上海亚尔培路时才开枪。

事后，在上海的蔡元培给李四光发来急电，请他速到上海，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是为杨铨办理好后事了。

参加完杨铨的葬礼后，李四光回到南京，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想到了许多，想到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日寇侵占东北时的不抵抗态度，并将所有的事情联系起来一并思考，终于认清了蒋家王朝专制政权的实质，此时的他对蒋介石的统治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决定了，他要抗议！他要斗争！他坚信一个真理，越是邪恶想要除掉的人，越不能让公众忘记。

为了纪念杨铨这位不幸的牺牲者，他决定把自己最近确认出来的一个?科新属命名为“杨铨科”，并愤然提笔写道：“杨铨先生的惨死，凡是为科学事业忠心服务的人，都不能不为这种令人沮丧的境遇而感到痛心！”借此，他要向全世界宣告，正如他所写的：“各国古生物学者们，只要你们查索?科化石的谱系，都将看到在被黑暗笼罩着的30年代的中国，曾有一位热心为科学事业服务的人被杀害了！光荣将属于被害者！耻辱永远是属于刽子手的！正和‘杨铨科’谱系一样，这个永恒的抗议会存在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以至于永远的将来都不能磨灭掉。”

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团结抗日的希望。但是，基于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了解，李四光认为，真正促成全民族抗日战争的高潮并非易事，因为他深知这个独裁领袖一心只想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

1937年6月，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巨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做出一点抗日和民主的姿态。他与国民党副总裁、行政院长汪精卫来到庐山，邀请全国各大学教授及各界领袖参加，名义是听取“对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意见”。李四光自然在受邀之列，而且蒋介石还亲自点了他的名。如此的重要时刻，李四光需要进言了。

7月初，李四光来到庐山，作为会议的首批参加者，他想摸清最高当局的基本态度，于是先去见了“老朋友”汪精卫。为何说是“老朋友”呢？原来，早年在日本留学和孙中山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李四光就认识汪精卫，并且打过很多次交道，彼此之间比较熟悉。因此，他进入汪精卫的办公室后，免去了客套与寒暄，单刀直入地分析目前国内外形势，最后说明自己的主张：坚决抗日。他说：“打，一定要打！现在不打，别无出路！”

“老兄，不要激动嘛！”汪精卫知道李四光是直来直去的硬汉子，于是狡猾地讲了一通打不得的歪道理，妄图说服李四光。

李四光毫不理会汪精卫的歪理，在客厅里与他针锋相对地辩论起来。汪精卫的歪理辩不过李四光的正理，最后不得不摆出一副党政领袖的官架子，想压住李四光的气势。汪精卫怒斥道：“你是书呆子，懂得什么？”

李四光毫不示弱，他一拍桌子站起来，气愤地冲着汪精卫大声喊道：“好！让事实证明，看谁说得对！”

说完，他头也不回，立即告辞，理直气壮地走出汪精卫的客厅，直接来到“交庐精舍”。

“交庐精舍”是李四光的好友李一平创办的。李一平原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的部下，由于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放弃了仕途，不远万里来到庐山，创办了这所名为“交庐精舍”的福利学校，专门接收贫苦子弟入学，学费全免。

此时李四光怒气未消，脸色很不好。李一平料到他与汪精卫的会见大概不算愉快，顺便问了一句：“怎么样？这位汪院长给你的印象如何？”

“此人可杀！”李四光仍很气愤，咬牙切齿地下了明确的结论。

“是呀，汪可杀，蒋亦该杀！”李一平也被李四光的义愤感染了，说道，“指望蒋、汪合流团结抗战，根本不可能！”

这次与汪精卫的谈话，使李四光再次看清了汪、蒋的政治嘴脸，他下定决心以后绝不与这两个人头鬼面的人有任何来往。眼不见心不烦，与政客打交道只能是浪费时间。不过，李四光这次也算没有白来，他的女儿正在“交庐精舍”读书，一家三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

7月16日，在庐山牯岭图书馆进行了首次谈话会，由汪精卫主持座谈，蒋介石发表讲话，最后还设盛宴招待与会人员。令蒋介石感到奇怪的是，会上一直没有见到自己点名应到的大名鼎鼎的李四光。

在场的人都为李四光的倔犟捏了把汗，他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拒绝出席蒋委员长的宴会，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没人敢这样做。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他并不恼火，反而显示出一副大度的领袖胸怀。此后，凡他亲临的各界名流盛会，他照例邀请李四光参加，而李四光也一次次地拒绝出席。

一次，蒋介石亲自来到中央研究院视察工作，顺便参加院务会议，随后又以委员长的名义举行了隆重的盛宴，还特意让手下人把李四光的座位定在自己的身边，看这次李四光还敢不敢不来。没想到李四光还是没来，蒋介石身边的宴席座位一直空着，他只好向老科学家翁文灏发问：“怎么，李四光先生还没来？”

翁文灏一心想要保护这位“不识抬举”的好朋友，于是对蒋介石撒谎道：“哦，对不住委员长，方才我派人去请了，听说他患了重感冒，正发高烧呢！真是不凑巧，请委员长原谅！”

李四光事后回忆至此，深受感动，说：“翁公算是救了我一条命啊！”

也许是蒋介石还想着让李四光活着“为己所用”，所以他还不想要李四光的命，而且蒋介石了解李四光，也可以说是特别敬重李四光。他和李四光一样，都曾到日本留学，并且都是在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参加了辛亥革命。现在，作为“一国之君”的自己，怎么能舍弃这位拥有国际影响力的大科学家呢？无论是从笼络人心还是点缀政治门面着想，他都必须把李四光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1940年前后，蒋介石多次表示，邀请李四光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请李四光代表国民政府与印度进行外交会谈，并委任李四光赴英国做特命全权大使……对此，李四光想都没想，一概拒绝。后来，蒋介石的忍耐到了极限，扬言要杀掉不听话的李四光，于是，有段时间李四光只好到偏僻地区躲了起来。

出乎李四光意料的是，蒋介石重赏之下招来了一位自告奋勇的“勇夫”。这位“勇夫”便是李四光的好友王世杰——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提拔，由大学教授摇身而变成为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

对于这件事，李四光怎么看，又怎么想呢？王世杰和李四光当年都在湖北军政府任过职，因不甘心为袁世凯政权做事，两人相继辞去当时的职务而以“有功民国”的资格一起去英国留学。他们在异国他乡互帮互助，几乎形影不离，后来还结伴去法国等地考察，又一道返回祖国，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众所周知，他们的关系密切得胜过同胞兄弟。在李四光的结婚典礼上，王世杰还亲自操刀主持；在李四光与鲁迅笔争期间，王世杰也是鼎力支持李四光……

需要补充的是，当年李四光和鲁迅之间只是论敌而非政敌。李四光称这次笔争只是鲁迅对自己的一场误会而已；而鲁迅也称李四光“是科学家，不很打‘笔墨官司’”，而把矛头更多地指向李四光的“贵会友”王世杰。其实，无论何时何地，知识界的笔墨争论都是很正常的事。例如，鲁迅和郭沫若、成仿吾同为左翼作家，就曾打得不可开交。结果，郭沫若和成仿吾是共产党员，鲁迅后来恰恰也成了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大家同是一条战线上的中华英才。

王世杰与李四光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如今，两个几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却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在王世杰看来，自己是时来运转、飞黄腾达；而李四光则替好友感到可怜、可叹与可悲。

“想不到世杰竟也是个贪功好利之徒！”这件事发生后，许淑彬几乎把王世杰看成陌生人。

李四光却还想为他开脱：“或许是耐不住学者的清贫吧。”他也只能用这个朴素的理由来回应妻子的慨叹了。

“那以后还和他来往吗？”许淑彬好奇地问道。

“我们毕竟还是朋友啊！”李四光以宽容的胸怀对妻子解释说，“人各有志，勉强不得，何况又处在饥寒交迫的年月。凭他去吧，但愿他不至于成为蒋介石的政治爪牙。”

对李四光而言，王世杰依然还是王世杰，王世杰也依旧把李四光当成好朋友，从政以后，他一有空便经常到李四光的住所走动。身为教育部长的他，对李四光的各项学术研究给予了全力支持，在生活方面也主动给予尽可能的帮助。李四光对王世杰支持自己的事业表示了感谢，但对王世杰在生活上的好心资助却表示了断然拒绝。朋友尽管还是朋友，但无论如何，政治态度已不同，他们再也不像从前那样亲密了。

人生从来都是喜怒无常，曾几何时，投入日本帝国主义怀抱的汪精卫没有好下场，惨死在异国他乡，以“大汉奸”三个字给其一生画上了句号。这时的蒋介石仍然没有放弃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念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再次发动“剿共”内战，最终败逃台湾，辞世于远离家乡的宝岛。至于王世杰，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也只能自食其果。种种结局，正验证了李四光在庐山对汪精卫说的那句话：“让事实证明，看谁说得对！”

身为科学家的李四光，在政治上具有民族气节，在生活中也始终不改劳动人民的本质，不论何时何地，他都永远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期间，李四光曾多次带领地质队伍风尘仆仆地奔赴庐山进行岩石考察。在考察地质的同时，他也在观察当时的社会情况，最突出的感受就是这里的贫富差距在逐年加大。国难当头，达官贵人仍在购买奢侈消费品，争先恐后地建造豪华别墅；而这里一条名叫“下街”的地方，全是破烂不堪的旧房。

最让他目不忍睹的是那些成年累月出卖劳动力的苦工。他看到，旅社、饭店、商店雇用一群群十几岁的孩子背送煤炭，从山下到山上，往返一次的工钱是四五角钱，姑且不说荒废学业，单是糊口谋生也难以维持！许多到庐山游玩的人是靠轿夫上下山的，李四光对此也痛心不已。所以，不论是到庐山进行地质考察，还是陪同亲朋好友浏览庐山景色，他都自己攀登而不用人抬。每当人们劝他坐轿时，他都说：“我是人，他们也是人啊！怎么能自己坐着让别人来抬呢？”

“你的话说得确实有理。”许淑彬能够理解丈夫的善良，“可转念一想，这些人是靠抬轿子养家糊口的，要是谁都不肯坐轿，他们的日子岂不是更加难过了吗？”

对于妻子的话，李四光只有叹息没有答语。之后，他和大家一样，也雇轿子上山下山了，不同的是，他一直坚持自己步行，仅在轿里放上几块采集的岩石标本，或许只有这样，他才能感到一点安慰。

如果说在南方，使他难以忍受的是劳苦大众挣扎生存的艰辛画面，那么在北方，使他心灵破碎的则是听到流浪青年的凄惨悲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当凄惨的歌声传入李四光的耳中时，他的内心几乎完全碎裂了！此时此刻，他能做些什么来改变这样的状况呢？重返北京大学授课后，李四光发现有几名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家中的经济来源已经断绝，他当即与许淑彬商量，拿出家里的积蓄，逐个予以资助。

得到资助的学生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不停地说：“谢谢老师！谢谢李教授！”

有一次在上海，一个名叫许杰的青年找到李四光。许杰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由于战乱被迫失业，流落到了南方，生活没有着落，只好硬着头皮来见旧日恩师。

望着眼前这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可怜学生，李四光的眼泪几乎流了出来：“许杰，你好苦啊！”

“老师……”许杰叫了一声老师，剩下的千言万语全被滚滚的热泪代替了。

“我看这样吧，”李四光把自己的手绢递给许杰，“你暂时留在所里，安心工作，相信会有一番作为的。”

“老师！恩师……”许杰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向李四光深深鞠了一躬。

如此看来，鲁迅先生所言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正是李四光的鲜明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