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身入世，勇担道义

曾国藩箴言：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

有一老翁请了贵客，要留客人在家用午餐。他一早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但时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自到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正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挑京货担子的人对峙着，彼此皆不肯让。老翁赶上前婉语说: “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那人说: “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说: “他身子矮小，站在水田里，恐怕担子会浸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大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那人说: “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文不值。安能叫我让避?”老翁见劝说不过，就挺身就近说: “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脱鞋子。那人见老翁如此，过意不去，说: “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

这便是曾国藩《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曾国藩将这个故事说到这里时，李鸿章正在倾耳恭听，以为曾国藩会接着说下去;但曾国藩至此已止，竟不再说话了。李鸿章的僚属吴永也曾回忆说: “予当时听之，意用何在，亦殊不甚明白;仔细推敲，还是曾公说得好:大抵谓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

曾国藩自1838年中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做起，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没能成为一个十足的学问家，而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时而出。

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他又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匡时救世的最终目的。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来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产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前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犹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燃。清军前往镇压，结果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府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令人忧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曾国藩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中的腐败状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但这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深感局势越来越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感”。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则使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言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

曾国藩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于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清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清王朝鼓与吹。

“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再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的感叹。

曾国藩能在一两年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正是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致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曾国藩的成功与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 “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订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于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的。”

躬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躬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比如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即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

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 “见鲍春霆欤?”曰: “然。”曾又曰: “穿黄马褂耶?”曰: “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 “叙战功欤?”曰: “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遑，岂复有何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亦不可不知之。此事可谓口到之至也。

曾国藩认为，做事能躬亲实践，且能行得端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只要自己的行为端正，就算不下任何命令，部下也会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体会到亲自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 “我恨自己不是从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曾国藩在两江做总督时，也曾经说: “作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由具体事情躬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躬身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了人们所推崇的一个精神偶像。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仅仅有了宏大的志向还不够，还应躬身入局，为实现这一志向而努力进取，奋力拼搏。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变为现实，实现自己的理想;否则，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或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