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_李鸿章的事迹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_李鸿章的事迹

具体到中法战争，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是什么呢？

（1）能否得胜上的争执。

李鸿章认为法军必定能够最终胜利，肯定得胜有以下几个原因。

法国议会通过了增加军费的决议，因此，法军海陆齐进，我国必然顾此失彼，万里海疆那真是防不胜防。

我国财政难以支撑连续数年的战争。(www.guayunfan.com)

我国的海军打不过法国的新式铁甲舰。

我国的陆战虽然可以一时战胜敌人，时间长了就说不定了。一个地方战胜了，未必各个地方都能守住。

最后，李鸿章认为：战败后索赔亿万计这可怎么办呀。道光、咸丰年间我们也曾抵抗过，结果如何呢？还是失败了。如果真想打的话，那就要立刻拨款1000万白银，权作初期使用。就敌我双方实力而言，我们军饷缺、军兵少、武器差、水师又没有练成，所以不要和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左宗棠提出的反对意见主要是：

法国侵略越南的目的是染指中国，这是得陇望蜀的行为不能不抵抗，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彻底打消他们进一步强占中国的野心。

中法一战，在国际上鲜有同声，英国、德国等国都认为法方不义，而法国也是骑虎难下、虚张声势而已。

法国国内政治纷争四起，国际上又四处树敌，其国力不振根本无法支撑常年战争。

云南烟瘴之地，就是中国人到了那里都常常水土不服，更何况法方。

初期中法战局我方不利的主因是，李鸿章的淮军部队在陆海两方面或者消极避战或者轻视敌方。1884年春的北宁溃败根本不是法方实力比中国强，实在是淮军李鸿章部黄桂兰的部署形同土匪、战守无方。

（2）刘永福将军是杀是保？

刘永福将军是越南抵抗法军侵略的英雄，他曾经在1882年获得纸桥大捷。当时，4月法国侵略军海军司令李维业攻占河内后，于1883年5月进攻南定。5月19日李维业率领400多侵略军进攻河内城西怀德府的纸桥，刘永福在纸桥西侧关帝庙设伏击毙李维业，法军死伤200多人。

对于这样的名将，李鸿章却在1883年夏给左宗棠的信中倒打一耙，说：永福的黑旗军大败法军杀死首领，法国人民这才义愤异常派铁甲舰和陆军三千杀来。所以，刘永福这个土匪必须杀掉。他怎么能抵挡法国人呢？

为了杀掉刘永福，李鸿章拿刘将军的历史问题做文章。原来，生于1837年的刘永福将军，曾经是广西天地会小头领，天地会与太平军合作反清失败后，刘永福率余部于1865年撤退到了越南保胜地区。中法战争爆发后，被越南政府授衔为三宣副提督，驻守红河上游。

左宗棠看到李鸿章的信后，轻蔑地一笑。在回信中豪气冲天地说：刘永福纸桥大捷足以震撼法国侵略者，就算法国人大兵进犯这算什么？即使全国倾巢出动也肯定难以持久。我现在已经购买了水雷、军械，如今正准备交给云南拨付给刘永福将军。

很显然，左宗棠在告诉李鸿章，我支持刘永福支持定了，法国人我左某人就是要打。

李鸿章把刘永福的历史问题捅出来后，左宗棠为了保护刘永福将军，上书总理衙门、军机处等机关要求把自己的证明列入档案内，以示刘将军非但不是叛臣乱匪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义士。

左宗棠为刘将军编造了身份以及经历，他说“王德榜部下多与熟识之人，即两江旧日管领小队参将张国林亦曾与同棚当勇，均知其事”“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义士也”。

左宗棠说刘永福是自己的部下，现在通常认为是左宗棠为了保护刘永福而说的假话。其实，如果不是李鸿章死死抓住这个问题，刘永福将军的历史问题根本不复杂。不要说天地会就是太平天国有多少降将没有被杀反而被重用？因此，这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有人想借机杀掉刘永福。

左宗棠为刘永福的历史做了保证之后，任何人包括最高统治者慈禧都不可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了。因为，再纠缠的话，那将是直接对抗，钉是钉铆是铆后那就要分出个“欺君”大罪来。因此，李鸿章一看左宗棠做了担保，也就不再纠缠此事。刘永福将军至此才有了不被清算掉的保障。

（3）是否重用曾纪泽？

曾纪泽生于1839年，因为其父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师生关系，曾纪泽与李鸿章的关系在初期较为亲近。1878年他出任驻英法公使后，便成了中国外交官中的异类。因为，当时的中国外交人员，超过一半以上都是李鸿章的门生、手下。总体外交方略也是妥协退让。然而，曾纪泽并非如此，表现得相对更强硬一些。

中俄伊犁问题解决之后，曾纪泽再次被派往欧洲。此时，李鸿章和左宗棠对其都不满意。李鸿章认为协议本身就不该重签应该履行崇厚与沙俄签订的协议，所以，对谈判人曾纪泽产生不满。左宗棠则认为钱可以赔，领土不能让，因此也对其不满。

然而，经过与曾纪泽的书信往来，左宗棠对于这个晚辈渐渐地谅解了。特别是左宗棠发现，曾纪泽并非像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李鸿章那样，对外持妥协态度。曾纪泽的主张和左宗棠类似，都属于看当时环境决定立场的灵活人物，能打就打、能强硬就强硬。到了中法战争时期，曾纪泽便对李鸿章的批评越来越多。

1883年7月他写信给左宗棠，批评李鸿章的妥协忍让，不但没有得来和平，反而让情况越来越差。如果早些持强硬态度，法国人连主动出击的勇气都没有。法国一意孤行打仗而不通过政府、法庭裁决，其实就是看到中国软弱想敲诈赔款。假如不能给法国这个在欧洲经常打败仗的国家以颜色，那么，英国、俄国这些强国，德国、美国这些后起之秀就会群起效仿，那中国将永无宁日。

当时身为驻法国大使的曾纪泽，在近距离地观察了法国和欧洲的情况后，坚持认为，法国政治危机重重，中法一战我国胜算概率较大。

因此在与法方交往中持强硬态度。法方对此颇为气愤，向中国提出抗议。在法国和李鸿章的努力下，曾纪泽被淮军李凤苞替换。没有办法，左宗棠只得推荐曾纪泽接替自己任两江总督。然而，这个饭碗又被曾国荃夺了过去。

左宗棠死后，李鸿章成为洋务运动和改革派的“唯一领袖”，李鸿章外交理念成为不可挑战的对外关系基础。在此情况下，曾纪泽郁郁不得志，终于在1890年病逝，年仅51岁。

中法战争对左宗棠的打击也非常大。彼时，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从肉体上讲他处在了极端痛苦中，但与精神的创伤相比，肉体的折磨反而轻得多。在这样的双重挤压下，左宗棠的生活时时皆处在煎熬中。无奈之下，他喊出了和宗泽一样的悲壮哀啼。不过，一个喊的是渡河，一个喊的是渡海。时代的进步导致了战场的变化，却没有改变失败的本质。

左宗棠逝去后，晚清失去了最后一次凭借自身实力获得中兴的机会。甲午之战失败后，晚清王朝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假设左宗棠和李鸿章能够在天堂相遇的话，二人似乎都会发出如下感叹：我们斗了半天，价值何在呢？

他们之间的分歧起于洋务运动，特别是在海防建设上，但这种矛盾没有爱国与卖国的栖身余地，只是因为经历、性格而产生的认识偏差。

（4）李鸿章认为越南不重要。

1883年4月，李鸿章听说自己被调到中越边境抗法之后，大为不满地说：假如他们让我这个能打仗、懂兵法的老人去边关，这是大材小用，我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呢。朝廷调度这么轻率，真是令人伤心。李鸿章认为什么事情是大事呢？洋务运动、北洋水师。

在李鸿章的眼中，他所从事的洋务运动才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中法战争的核心——越南问题以及云南广西等边关问题，则属于其次。前者只不过是藩属国而已，后者则是肢体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李鸿章思想的可怕，似乎边关问题都是无足轻重的。北到外蒙古、西到新疆，南到西藏，西南到云贵，南到广西大片领土都是肢体，丢了废了也不会殃及性命。这将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

然而，左宗棠对此的见解是：人没了四肢同样不能生活。他的认识在1877年11月的《复陈新疆情形折》中可以明确得知：

今年沙俄先后逼迫侵占了哈萨克、布鲁特、浩罕等部族国家（以前都是中国的藩属国）。由此，沙俄的领土已经与我国伊犁、喀什接壤。（两国之间已经没有了缓冲地带）国家领土绝不能再放弃了，（那些被侵占的）大好领土就会成为敌国的粮草供应地，甚至会成为敌人借以进攻我们的堡垒。

所以，某些地区尽管看上去荒芜，实际上却是保卫国家稳定的基石。沙俄时间长了就会忘乎所以越来越骄狂，势必会对我国形成更大的威胁，因此，应该提早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