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游杭浙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再游杭浙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吴伟业的苏州、常熟之行，范围局限在一郡之内，距离不过百里左右，带有试探的性质。经过这两次出游，吴伟业的胆量大了一些，顺治六年，他跨出苏州府、江苏省，前往杭州及浙江省的其他地方访游。[50]上一次的杭浙之行是在明崇祯十五年春，一晃过去七年，时间不能说很长，但经过易代之变，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他很想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吴伟业之所以选择杭浙作为改朝换代之后远足的目的地，一是因为距离相对比较近，离家不过三四百里，安全一些。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昔日的社友。杭州有个登楼社，乃读书社之支流，曾加入复社。其中的一些成员如吴百朋和丁澎兄弟等都与吴伟业相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吴伟业有好几位已经仕清的友人和门生当时正在浙江做官，可以为他此行提供方便。

吴伟业是和知交周肇结伴而行的，启程大约在年初，一路上的落脚点有三处：嘉兴、杭州和桐庐。他们在杭州停留的时间最长，在这里，他们和吴百朋、丁澎及登楼社诸子一起交游唱和；访问了有名的女诗人卞梦珏和吴山母女俩，吴伟业还为她们的诗集题诗，热情称赞之；他们漫游了西湖和周围的名胜古迹；拜访了吴伟业的同年进士张天机、杭州诗人陈青雷、南屏山的僧人无生上人……

吴伟业仍然时时处处感觉到朝代更迭带来的令人痛苦的变化，在诗文中不断反映出时世沧桑、兵火乱离，流露出亡国的悲哀，例如在嘉兴过访项黄中家，在观赏了残留的前代法帖之后写道：

只今海内无高门，稽山越水烽烟作。春风挂席由拳城，夜雨君斋话畴昨。呜呼吾友雅州公，舒毫落纸前人同。一官乌撒没抔土，万卷青箱付朔风。少伯湖头鼙鼓动，尚书第内烟尘空。可怜累代图书尽，断楮残编墨林印。此卷仍逃劫火中，老泪纵横看笔阵。（《项黄中家观万岁通天法帖》）(www.guayunfan.com)诗中对于异族入侵所造成的珍贵文化典籍的摧残零落表示了痛惜与愤怒。再比如游览西湖之后所写的一首绝句：

柳榭桃蹊事已空，断槎零落败垣风。莫嗟客鬓重游改，恰有青山似镜中。（《乱后过湖上山水尽矣赋一绝》）

写此诗时，诗人想起了西湖昔日的美丽容颜。而眼前的西湖，却变得满目疮痍，山水佳境、古迹名胜残破不堪，他觉得简直和自己易代之后变得无比憔悴衰惫的容颜一个模样。诗中的故国沦丧之感是十分鲜明与沉重的。

不过，这次杭浙之行比起苏州之行和常熟之行来，吴伟业的行为和感情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不能不加以注意。苏州之行和常熟之行，他所拜访和往来的人物都是些明遗民，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相互引发、触动和感染之下，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恨往往会变得格外强烈，常常悲愤填膺，涕泗横流，不能自已。这时他写下的诗歌无一例外都浸透了浓重的兴亡之感。而这一次杭浙之游他所接触的人物却不全是明朝遗民了，有几位已经做了清朝的地方官员。这几位有的是他的故友，有的是他过去的门生，例如上面提到的同年进士张天机，此时正担任两浙粮储观察，吴伟业“访之湖上，握手话旧，叹息久之”。[51]张天机对于吴伟业此行肯定给予了不小的帮助，而帮助更大的则是吴伟业崇祯九年典试湖广所取举人严正矩，此时正担任浙江温处兵备道，吴伟业游览杭州山水期间，他一直追陪左右，热诚相待。[52]另外还有同乡友人、张溥的弟弟张王治，时任桐庐县令，吴伟业此行的第三站就是为了去看望他。[53]

张天机、严正矩、张王治这些人入清不久就背弃了先朝，改换了门庭，特别是张天机和严正矩，都是在明朝就已经做了官或取得了功名，当时人从“忠于一朝一姓”的封建道德观念出发，将这样的人讥讽为“两截人”。[54]一向严“夷夏之辩”的吴伟业不仅没有与这些大节有亏的人划清界限，反而走访交游，题赠唱和，接受了他们的款待和提供的种种便利，这恐怕不能完全用他们是吴伟业的旧友或门生来加以解释。因为当时明朝遗民同这种有着旧谊的所谓“两截人”来往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所以要解释清楚吴伟业的行为不能不联系到当时的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不能不联系到清朝政府对待汉族知识分子的策略。

满族统治者在确立对全国统治权的过程中，为了稳固地控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全中国，在政治上把自己打扮成了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注意拉拢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极力保持与汉族地主的联盟。它所建立的全国政权，实质上是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满汉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镇压农民起义的一致性，存在着剥削压迫农民阶级的一致性。清军一入关，就曾向汉族官僚地主公开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谋者惟‘闯贼’”，[55]“今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56]以后他们也一直把类似的宣传挂在嘴上。只是清朝军队刚刚侵入江南时，由于弘光、隆武、鲁王等一系列抗清政权的相继存在，清朝统治者侧重于武力征服，采取了强行剃发、屠城等一些野蛮的措施，从而造成了一部分汉族地主在一段时间内对清朝统治者的对抗态度。但是，随着清朝统治区域的扩大，满族统治者在政治上也开始调整，逐步实行转变，停止了一些野蛮落后的高压措施，采取了某些缓和民族矛盾的政策，特别是越来越重视执行对汉族地主竭力笼络并加以利用的政策，以扩大和增强自己对全国统治的力量基础。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缓和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促成汉族地主阶级的分化，例如顺治三年重开科举考试和录用大批前朝官员等等。而在军事上，清朝节节胜利。在吴伟业杭浙之游前，弘光、隆武、鲁王等政权均已灭亡，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的倒戈抗清均遭镇压，永历政权被压迫到西南一隅，郑成功水师几乎只能游弋于海上，形势越来越明朗，优势越来越倒向清朝一边。在这种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和知识分子从自身的阶级利益出发，接受了满族统治者的笼络，投靠到新主子门下，张天机、严正矩、张王治就属于这样的人物，吴伟业的友人与门生中还有不少人例如宋征舆、宋征璧、彭宾、龚鼎孳、陈之遴、卢等等也都要么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要么接受了清朝的录用，欣欣然当上了新贵，这在当时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这种阶级关系与民族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许许多多的明朝遗臣、遗民的思想和对待清朝的态度都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事二姓”，虽然仍旧是关乎忠孝大节的道德准则，屈节仕清，虽然仍然被视为莫大的耻辱与污点，但这只是对在明朝曾经做过官或取得功名的人是如此，而对于在明朝没有做过官或取得过功名的人来说，应试做官便可以宽容，算不得一回事情。有些人觉得只要自己不出仕，洁身自好，拒绝与新朝合作，就可以了，而与仕清者的交游往来，则算不得什么不光彩的行为，很少有人严峻到完全拒绝与仕清的旧识往来。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子弟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仅不阻止，反而加以鼓励。

吴伟业的思想也受到时风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许下面一段话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与立场，这段话是在杭浙之行以后不久他为周肇的诗文集所作序言中讲的，当时周肇被选拔贡入清朝国子监：

余今日毕志家园，杜绝人事；子俶入京师，游太学，交王公大人以成名，若有异乎两人之踪迹者。余则曰：“不然。夫君子之道，可以出而不出，可以处而不处，皆非也。余受遇当年，滥叨宫相；子俶少而遭乱，门户未显。余禀受羸弱，积疢沉绵；子俶精力强济，负当世之具。子俶而不出，则又谁出哉？”[57]

这一段话，实在是大有意趣！吴伟业自己“杜绝人事”，表示拒不仕清，而周肇功名熏心，汲汲于清朝的官禄，这两种思想与行径本来大相径庭，可是吴伟业却说“不然”，他用儒家的“用行舍藏”的理论把它们统一起来。他认为周肇不仅可以出而仕清，而且势在必然，合情合理。而他不能仕清，只是因为他曾经“受遇当年，滥叨宫相”，不能违背“忠于一朝一姓”的道德准则。按照上述说法，只要是“门户未显”、“精力强济，负当世之具”之人，都可以出仕，并且必须出仕，因为“可以出而不出”也是不对的。

既然吴伟业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他与张天机、严正矩、张王治等人的交游往来也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