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历程回顾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诗歌创作历程回顾_关于吴梅村的事迹

在文学艺术上，吴伟业可以说是个通才，诗、词、戏曲、古文无所不能，并且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此外，他还擅长书法和绘画。他有一些书法和绘画作品流传下来，在故宫博物院和一些地方博物馆有不少收藏。秦祖永《桐阴论画》首卷评他的画“笔意秀雅绝伦，脱尽作家习气。生平不多画，然一落笔便有卷轴气，嫩处如金，秀处如铁，真逸品也”。《吴诗集览》引张如哉的话讲到他的书法：“尝于应州郑生处见梅村尺缣二幅……书法奇恣可喜。”用现存的作品验证一下，这些评论都是很客观的。不过，人们公认，他的主要成就还是在诗歌方面，他本人也以诗歌自诩。在遗嘱中他要家人在墓石上题写“诗人吴梅村之墓”，固然出于无奈，反映了他矛盾痛苦的心情，但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及其在诗歌上的地位还是充满自信的。所以我们叙述完他的生平和文学见解以后，头一件需要做的事情就该是对他的诗歌进行评论了。

让我们先回过头来审视一番其诗歌走过的路程。笔者认为，由于生活和思想的巨大变化，吴伟业的诗歌创作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这里所说的早期指的是弘光朝灭亡以前。我们没有把崇祯朝的灭亡作为划分的界限，是因为崇祯朝的灭亡尽管给了吴伟业很大的冲击，但是当时的江南地区毕竟还在明朝旧势力的控制之下，制度和秩序没有大变，没有大乱。大明王朝的命脉通过弘光朝又得到了延续。吴伟业对崇祯朝的灭亡只是遥闻，远不及弘光朝的灭亡来得真切。弘光朝灭亡时他亲身经历了战乱，直接感受到家国灭亡的滋味。说得更直观一些，崇祯朝灭亡后，太仓城头的旗帜一时还没有变，而弘光朝灭亡以后触目所见已是异族八旗兵的战旗了。

弘光朝灭亡时吴伟业已经三十七岁了，可是此前他写诗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他是从崇祯四年才开始学习“声韵之学”，到顺治二年弘光朝灭亡，只写了十四年诗。开头几年，他刚刚起步，处在学习、摸索的阶段。前文提到过，崇祯九年，他奉命“典试湖广”时，与人唱和，仅仅比他大两岁的宋玫曾经用一种明显鼓励的语气说他“可深造于斯事”。可见，他的诗虽然有了进步，但还绝对称不上出类拔萃。因此，其开头五六年的诗作留下来的有如凤毛麟角，绝大多数大概都被他自己删汰了。崇祯十一年以后，留存下来的作品才多了起来，他的创作开始成熟，才情渐渐为人所知。(www.guayunfan.com)吴伟业作于弘光朝灭亡以前的诗歌究竟有多少首保存到今天呢？笔者做了统计，大约有一百四五十首左右。这些作品多数收在吴伟业生前编就的诗文集《梅村集》和《梅村家藏稿》中，也有一部分是从一些诗歌选集、诗话、笔记当中钩稽出来的。认真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作品，我们会发现其早期诗歌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所占比例相当大，明朝末年的许多重大史实在其笔下都得到了及时的反映。例如，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从墙子岭攻入塞内，他闻讯作《墙子路》诗；同年十二月前后，围绕着明清钜鹿之战，他接连写下《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临江参军》等；崇祯十四年，襄阳为张献忠所破，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被杀，他作《襄阳乐》以记之；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决黄河灌开封，溺死人畜无数，他作《汴梁》二首以伤之；还有，黄道周忧心国事，犯颜强谏，从而遭到贬谪，他感之而作《殿上行》；朝鲜被清军战败，朝鲜国王被迫向清奏书称臣，他为此而作《高丽行》；洛阳被李自成攻破，福王朱常洵被处死，其后不久，常洵子朱由崧袭封王爵，他因之写下《洛阳行》。除了这些直接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之外，他在赠友、怀人、纪行之作中也往往语涉时事，如《怀杨机部军前》、《再忆杨机部》、《送黄石斋谪官》、《过沧州麻姑城》、《有感》等。可见到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明末时局，并且有意识地运用诗歌反映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

吴伟业早期创作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之多，就连有“诗史”之誉的杜甫也比不上。杜甫三十七岁以前直接叙写时事的寥寥无几，那时他还正满怀豪情地歌唱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吴伟业诗歌创作起步虽然较晚，但差不多从一开始写诗就显示出其以诗传事的特征，表现出一种要以诗纪史的自觉。他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诗人那样走过一个创作的浪漫期。

第二，从意绪上说，其多数作品表现为苍凉和沉重。通过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从吴伟业写诗之始，明王朝的局势就越来越不妙，境内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渐成燎原之势，域外满清势力虎视眈眈，不断侵扰，而朝廷又不能振作，党争激烈，吏治窳败，举措失当，左支右绌，眼见江河日下，于是对内乱外侮的焦虑，对宵小误国的怨愤，对朝政日非、局势危殆的失望与无奈，很自然地浸透于吴伟业的文字之中，汇成了其早期作品的主旋律，不仅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许多赠友、怀人、纪行之作亦是如此。

第三，从诗体上说，吴伟业早期作品中七言古诗排在第二位，共三十首，仅比最多的五律少八首，可见他是很偏爱七古这种形式的，而且越到后来他运用这种形式就越多。这恐怕同他有意识地要以诗传事、以诗纪史的创作动机有关。在各种诗体中，七古长短自由，伸缩随意，音韵宛转流动，无疑是最适于叙事的诗体。在运用这种诗体叙事方面，前人留下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第四，从艺术表现上说，其早期作品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色，尤其是七言歌行，显示出如下一些突出特点：喜用排偶，“韵协宫商”，[1]“熟于运典”，[2]吐辞华艳，善于开阖，一唱三叹，情余于文。

在早期作品中，《洛阳行》和《永和宫词》尤值得重视，这两篇杰作标志着“梅村体”的成熟，标志着其个人风格的确立。在主要特点上，以后的歌行同这两篇作品并没有什么不同。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前人是如何评论吴伟业的早期诗歌的。最有名的是《四库全书总目》据说的一段话：

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

这段话以“丧乱”、“兴亡”为界将吴伟业的诗歌判然分成前后两期，早期作品被定性为“才华艳发，吐纳风流”、“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后期作品受时世变迁的影响一变而为“激楚苍凉”，“风骨遒上。”由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权威性，这段话也便具有了权威性，常常被研究者所引用。这里所说吴伟业诗风的巨大转变似乎已成定论，特别是把吴伟业同身世遭际与之有几分近似的庾信相比较，更增强了它的说服力。

后来的许多诗论家也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例如朱庭珍《筱园诗话》云：

吴梅村祭酒诗，入手不过一艳才耳。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歌可泣，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

但是，当我们对吴伟业的早期诗歌做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之后，就会看出上述说法其实是颇为片面的。他们的说法用在吴伟业词作上或许很正确，吴伟业早期词的确差不多都是写风流韵事，都是“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的。可说到诗，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吴伟业早期诗歌中那种属于“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的作品除了《画兰曲》和那几组刻意模仿六朝风格的小诗《子夜词》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数量并不居多数，而且它们集中出现于崇祯朝最后三年中，不足以涵盖整个早期创作。就其整个早期创作而言，无论是归隐前的《临江参军》、《殿上行》，还是后来的《洛阳行》、《永和宫词》等等倒是很有些“激楚苍凉”之气的。“诗庄词媚”，吴伟业的早期创作体现着这一传统的观念。

当然应该承认，吴伟业后来作品和早期作品在格调上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后来的作品变得更加激楚苍凉了，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如《四库全书总目》和其他诗论家所说的那种巨大转折，早期作品并非像他们所讥评的那样浮靡、轻飘、没有分量，恰恰相反，早期诗歌在题材取向、意绪格调、诗体形式以及艺术表现等各方面已经为吴伟业后来诗歌的发展定了位，在明朝灭亡以前，吴伟业诗歌的个人风格已经初步形成了。

这里所说的“入清后九年”，是指从弘光朝灭亡（顺治二年五月）至吴伟业应召仕清（顺治十年九月）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是吴伟业的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最为旺盛的时期，是他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上的黄金期。

九年中，他一共留下诗歌近三百首，是早期的两倍，占了其一生创作的四分之一。然而关键还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质量高。各种诗体，他都有一大批杰出的作品问世，五古如《避乱六首》、《吴门遇刘雪舫》、《遇南厢园叟感赋八十韵》，五律如《读史杂感十六首》、《遇旧友》，七律如《登上方桥有感》至《秣陵口号》九首，五言排律如《思陵长公主挽诗》，五绝如《采石矶》，七绝如《乱后过湖上山水尽矣赋一绝》、《赠寇白门六首》等等都写于此时。而其最擅长、成就也最高的七言古诗更是名篇迭出，人们所熟知的代表作《琵琶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鸳湖曲》、《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等也都写于此时，正是这些作品奠定了吴伟业在清初诗坛和整个诗歌史上的不朽地位。

同早期作品相比，这九年作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题材和主题更加丰富。改朝换代之际的一系列事变、崇祯朝和弘光朝灭亡的教训、清兵下江南造成的巨大破坏、人民遭受的乱离之苦都成为其诗歌新的表现内容，亡国的悲痛、对故国和先皇的怀恋更成为其诗歌反复吟咏的新的主旋律。以上类型的诗歌我们前面几章中都曾提及，就不再赘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另外一类，即反映朝廷虐政和官吏贪暴、反映江南人民所承受的沉重的经济剥削的诗歌。这类作品是他以前的创作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芦洲行》、《捉船行》和《马草行》了。这三首诗均作于顺治九年和十年之间，内容均触及当时最敏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芦洲行》写的是所谓“芦政”：

江岸芦洲不知里，积浪吹沙长滩起。云是徐常旧赐庄，百战勋名照江水。禄给朝家礼数优，子孙万石未云酬。西山诏许开煤冶，南国恩从赐荻洲。江水东流自朝暮，芦花瑟瑟西风渡。金戈铁马过江来，朱门大第谁能顾。惜薪司按先朝册，勋产芦洲追子粒。已共田园没县官，仍收子弟征租入。我家海畔老田荒，亦长芦根岂赐庄。州县逢迎多妄报，排年赔累是重粮。丈量亲下称芦政，鞭笞需索轻人命。胥吏交关横派征，差官恐喝难供应。江南尺土有人耕，踏勘终无豪占情。徒起再科民力尽，却亏全课国租轻。诏书昨下知民情，解头使用今朝定。早破城中数百家，芦田白售无人问。休嗟百姓困诛求，憔悴今看旧五侯。只好负薪煨马矢，敢谁伐荻上渔舟？君不见旧洲已没新洲出，黄芦收尽江潮白。万束千车运入城，草场马厩如山积。樵苏犹到钟山去，军中日日烧陵树。

芦洲，指沿江沙地，因多生芦苇，故称“芦洲”。清初东南、江西、湖广等省，在正供（主要税收）之内，有“芦课”（芦洲赋税）一项。由于沿江沙地坍涨无常，因此每需重新丈量。顺治七年，清廷曾严令各省总督、巡抚选派属官，“将沿江芦洲旧额新涨，详查报官。如有徇情隐漏，将该督抚一并议处。”[3]贪官污吏往往借丈量之机纳贿行私，已坍之地，不得免除正赋，新涨之区，反可隐匿脱漏，甚至有乘机侵占百姓田地者。这成为当时一大民害。顺治九年，清廷为防止这一弊政，重新规定本由地方官吏管理的“芦课”改由中央派遣部员管理，并规定芦洲每五年才得丈量一次，而且只丈量新涨或新坍之地，如果没有坍涨。“不得重丈滋扰。”[4]这首诗就是在朝廷新的法令下达之后写下的。诗中以愤激的笔调揭露了“芦政”给百姓造成的危害，揭露了清朝官吏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的丑恶行径。从诗中可以看出：早已被官方没收的芦洲，其原来的主人仍要交纳芦课；本非芦洲的老田，硬被说成是芦洲，也要交纳芦课；而且不论芦洲的拥有者是谁，是像徐、常两家那样的先朝勋戚，是像作者那样的先朝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成为清朝官吏敲诈勒索的对象。这种经济剥削很明显地带有民族压迫的性质。明乎此，则诗的末尾笔锋一转，突然非常伤感地写到明朝遗民心目中的圣地——南京钟山孝陵的树林被恣意砍伐，也就容易理解了。

《捉船行》和《马草行》是写清廷的另外两项弊政：为了对付抗清义军，强行向江南人们抽调船只和征收马草。这是正供粮饷之外加在百姓身上的额外负担，弄得本已痛苦不堪的百姓雪上加霜，家业荡然。请看《捉船行》：

官差捉船为载兵，大船买脱中船行。中船芦港且潜避，小船无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桨追风摇急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辞船小要何用，争持汹汹路人拥。前头船见不敢行，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摊云雇船。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马头住。

这首诗揭露得相当深刻，靳荣藩分析此诗说：“就捉船中抽出小船，是加一倍写法也。盖买脱者、潜避者皆以晓事敛钱，小船无知，而亦入晓事敛钱之队，则无不敛钱者矣。至于发回索费，另派门摊，是捉船之后，又有两番敛钱也。然官舫尚无所用，则不须捉，亦不须雇，甚言郡符之谬。”[5]这就是说，此诗不仅揭示了清朝一般官吏巧立名目，敲诈勒索的事实，而且揭穿了制定法令者的荒谬，矛头直指上层统治者。据清张应昌《清诗铎》卷九《捉骡马捉船》，清代初年曾出现了好几首以《捉船行》为题的诗作，可见强行向百姓抽调船只乃当时江南一大民害，成为一个具有相当普遍性和严重性的社会问题。在这些同题诗作中，吴伟业的这一首写得最早，可以说，他是最先对这一社会问题表示关切的诗人。

《芦洲行》、《捉船行》和《马草行》是吴伟业以民生疾苦作为题材的最初的三首诗，有人称它们“可仿杜陵之‘三吏’、‘三别’矣”[6]。他所以能够把目光转向老百姓，不再仅仅局限在自己一向所熟悉所感兴趣的宫廷贵族、文人雅士的生活范围之内，同入清后他所属的那一个阶层的利益同样受到损害有关。清朝政府所施行的带有民族压迫性质的政策把他那一个阶层同汉族普通百姓联系在了一起，在许多方面具有了利益的一致性。

同早期作品相比，这九年作品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是意绪更加沉郁苍凉。虽然早期作品已经形成这样的特点，但毕竟有程度的不同。“遭逢丧乱，阅历兴亡”[7]使吴伟业受到极其强烈的震撼与刺激。他本来就有着以诗传事、以诗纪史的自觉，而现在沧桑陵谷之变就更占据了他的视野，他有意识地用诗歌为一代兴亡写照，一任满腔的黍离之痛倾注于笔端。因而他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诗歌都弥漫着风云之气，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内容深厚，唱叹含情，较之以往的作品，少了几分靡曼，多了几分风骨，少了几分偎红依翠的艳情，多了几分激楚苍凉的气韵。像早期《子夜歌》“夜夜枕手眠，笑脱黄金钏。倾身畏君轻，背转流光面”，“白玉绛罗围，枝头荔子垂。待侬亲用手，缓缓褪红衣。”那样浮靡轻浅的艳诗几乎一首也见不到了。同样是赠妓之作，也每每渗透了沉重的今昔之感、家国之感，像第七章提到过的《赠寇白门六首》就是明显的例子。

同早期作品相比，这九年的作品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艺术风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从体裁形式来看，以往吴伟业很少采用律诗，尤其是七律，明亡前七律留下来的总共只有十几首，而且写法上显得有些板滞，缺少名篇，而这九年，其七律多达一百二十首左右，运用已十分纯熟，像上面提到的《登上方桥有感》至《秣陵口号》九首等等均声情并茂，堪称上乘之作。从艺术表现来看，他有意打破单调，追求多姿多彩，就拿七言歌行来说吧，这时期的大部分作品仍然像以往那样多用偶句和律句，喜用辞藻和典故，写得精美典雅，即便是叙事之作，也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风格接近初唐四杰和元白长庆体，但是同时在他笔下也出现了《芦洲行》、《捉船行》、《马草行》那样的作品：在写法上尽量用事实说话，少发议论；语言上散句单行，避免用偶句律句，并且力求通俗，大量吸收俚语俗字入诗，如《芦洲行》中的“赔累”、“需索”、“解头使用”， 《捉船行》中的“买脱”、“晓事”、“常行”、“另派”，《马草行》中的“解户公摊”、“苦差”、“除头”等等词语，就都是文人诗中很少用到的，风格更接近唐代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感时伤世的乐府诗。

这三年，吴伟业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写下了二百八十首左右诗歌，与前九年相差无几。其中也有不少名篇，七古如《王郎曲》、《临淮老妓行》、《雁门尚书行》、《田家铁狮歌》、《松山哀》等，五律如《病中别孚令弟十首》、《送穆苑先南还四首》等，七律如《扬州四首》、《过淮阴有感二首》、《怀古兼吊侯朝宗》等，七绝如《读史偶述四十首》等。但官场应酬诗、应制诗等等无聊之作也比前九年增加许多。

几篇著名歌行仍然是抱着“为一代兴亡存照”的明确动机写下的。吴伟业来到京城以后，所接触的人中，有不少曾亲历易代之际的一些重大事件。从他们那里他了解到许多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史实，或者了解到的情况比以前所了解的要详实得多，创作灵感因而时时被激发出来。例如记录明朝督师孙传庭于崇祯十六年与李自成军决战潼关而死的《雁门尚书行》，就是他看到自己门人、孙传庭的同乡冯云骧的《潼关行》以后写下的（他肯定从冯云骧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孙传庭的传闻）；记录弘光朝镇将刘泽清降清前后经历的《临淮老妓行》，就是他听到原刘泽清门下歌伎的讲述之后写下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到《松山哀》，这首诗记录了崇祯十五年明清松山之战、洪承畴兵败投降的历史。松山之战可以说是明清关系史上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明军的惨败，为清兵入关，攻打全国打开了大门。吴伟业可能很早就关注这一次战役了，可是关于战役的经过，关于洪承畴投降清朝以后的行迹却是他在太仓时难以详知的，来到京城后自然能听到许多。这里他又闻知清朝政府强令内地百姓迁徙到人烟稀少的盛京附近地区的消息，联想起当年战争给这一带造成的巨大破坏，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以无限哀婉的笔调，叙述了明朝军队全军覆灭的下场：“十三万军同日死，浑河流血增奔湍。”对降清之后转而为新主子效力、领兵征服东南各地的洪承畴则给予了辛辣的讽刺：“一旦功成尽入关，锦裘跨马征夫乐。”明明是清军战胜，明军战败，此处却故意用了“功成”二字，以暗示洪承畴的变节。他还设想洪承畴在“征蛮建节重登坛”、当了清军督师以后面对松山一带“废垒斜阳不见人，独留万鬼填寂寞”的惨景，有时想起原来的部下：“还忆往时旧部曲，喟然叹息摧心肝”，仿佛也会良心发现。这些地方，无不含讥带讽。联系洪承畴当时的身份地位，吴伟业如此写，确实表现出一定的勇气，表现出一种尊重史实的精神。

这期间有两类题材的作品是以前没有过的。一类是自悔失节的作品。吴伟业从应召起就为自己屈从现实利益和生存需要背叛了所崇奉的道德信仰而在内心中充满了矛盾与痛苦，他是一路吟诵着自己的无奈、屈辱与愧疚进京的，从此，他被这种心情所压抑与折磨，从没有得到解脱。这种痛苦不同于亡国之痛，亡国之痛源于自己无法左右的外界变化，而失节却不能完全诿过于客观；亡国之痛属于全民族，由全民族来承担，而失节的屈辱与痛苦却完全由自己来吞咽；对于良心未泯的失节者个人来说，失节之哀也许比亡国之痛更难于消解和释怀。为了找回失去的心理平衡，为了重申自己所崇奉的道德观念，为了求得救赎，吴伟业在反反复复向世人解释出仕出于无奈的同时，也在不断批判着自己的弱点，表白着羞愧与忏悔。《过淮阴有感二首》、《怀古兼吊侯朝宗》写得尤为沉痛。

另一类是反映清朝政坛状况或满族风俗的作品。这一类多用组诗形式，如七律《即事十首》、《长安杂咏四首》，七绝《读史偶述四十首》、《偶见二首》等等。这些诗内容广阔，大到当时的典章制度，小到饮食服饰，均有所涉及。有的写得非常郑重，像《即事十首》其五、其七分别述及河务治理和赋役，因而被靳荣藩评为“此梅村《河渠书》也”“此首即梅村《食货志》也”；[8]有的却又是随目所见，即兴而成的，像描写满族妇女不缠足的风习及其发型的《偶见二首》其二：“惜解双缠只为君，丰跌羞涩出罗裙。可怜鸦色新盘髻，抹作巫山两道云。”就是如此。最可注意的是《读史偶述四十首》。这组诗以读史为名，实则每一首都是咏清初时事，只是为了避忌，无不以隐语括之。“熟悉清初事者，一见即知。其不能知者，虽揣测无益也。”（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下面是三首诗旨显豁者：

松林路转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其十六）

西洋馆宇逼城阴，巧历通玄妙匠心。异物每邀天一笑，自鸣钟应自鸣琴。（其十八）

大将祁连起北邙，黄肠不虑发丘郎。平生赐物都燔尽，千里名驹衣火光。（其二十二）

前一首写多尔衮专权七年，而死后却寂寞凄凉；中间一首写受到顺治帝信用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后一首写礼烈亲王死后用火葬，反映了清初满族人尚保存着火葬的习俗。这些诗皆可“备史”，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与资料价值。

这五年指从顺治十四年至顺治十八年。这是吴伟业脱离清廷、回到家乡的头五年。此期间，他留下诗歌一百五十首左右，数量虽然少于仕清三年，可是那种虚应场面的唱酬之作也大大地减少，绝大多数都有感而发，是不平之鸣，所以其中脍炙人口的佳作并不比仕清三年少。

这五年中，清廷屡兴大狱，政治气氛极端恐怖而沉重。如果说吴伟业在仕清期间尚能感受到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怀柔与笼络的话，那么，这五年却只感到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无情与残酷。接踵而至的打击与不幸使他怨恨满腔，怒火填膺，接连写下《赠陆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送友人出塞二首》、《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故人八首》、《短歌》、《送王子维夏以牵染北行四首》、《别维夏》、《赠学易友人吴燕余二首》等等一大批揭露和控诉清廷大兴案狱以压制、迫害汉族文人罪行的诗篇。这些诗都写得声情激越，悲愤至极。有的诗一看而知是他不顾时忌，冲口而成，纯是一种愤怒情绪的喷发。同以往的诗作相比，它们也许没有那么深婉，也少了几分精美，但是其打动人心的力量却不曾稍减。这种未经精心雕琢、纯粹以气运词的诗歌大约不仅仅是情之所至，也是他为了改变以往那种“镂金错彩”的诗风而有意做的一种尝试吧。

如此集中的以揭露和控诉清朝统治者大兴案狱为题的作品的出现，使得这一阶段的诗歌风貌同其他阶段的诗歌多多少少有了一些区别。

这一阶段其他题材的作品也有一些杰作，如自伤身世不幸的《矾清湖》、《遣闷六首》、《哭亡女三首》，赠送友人的《楚两生行》，咏唱顺治帝与董鄂妃爱情的《清凉山赞佛诗四首》等。

整个顺治朝十八年，吴伟业的诗歌创作一直非常活跃，进入康熙朝以后则开始衰退。这主要表现在质量上。从康熙元年至康熙十年，他写的数量并不少，但缺少引人注目的名篇。

这十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山水诗占了很大比重。其中有一些描摹逼真、文辞工雅的比较出色的篇章，显示了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