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门儒子_关于米芾的故事

将门儒子_关于米芾的故事

门第这件事，在古代曾经被看得很重，只是到了宋代，这一现象才有所改观。门第世家到了宋代被消灭，至少被削弱，以往被世家所不屑的寒门士人，终于有机会抬起头来，进入统治阶层。社会的结构有了变化，门第不再是傲视寒门的资本，上层也不再是难以进入的门槛。从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路径有二：一是通过考试，科举向任何文人开放；二是通过举荐。平常的苦读寒士只要文章合格，或者得到名人的举荐，就如蛰龙昂起，一跃九霄。文人在考试得中之后，就能够登堂入室，取得政权、财权甚至兵权，取得以往他们所没有但却垂涎的一切。在这两种机会面前，他们与世家们是平等的。

就米芾的出身来看，也算是簪缨世家、朝廷重臣，甚至是开国元勋之后了。累世做官，即使到了父亲这一辈，也还是个四品官员，职位并不低，上流社会里的人，虽比不得皇族贵胄，但毕竟不是出自寒门。官四代的米芾完全有资格说：“我爸是米佐！”

但是，终其一生，米芾却是一再回避他的出身，一再回避他的家世，一再不愿承认他是武将之后、异族之后，甚至一再讳言自己父母的职业，甚至不惜改姓改名，不避讳，真可谓用心良苦。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宋朝的立国政策。

整个晚唐至五代，都是一群非法割据的赳赳武夫的天下，他们拥有兵权，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无一不是通过武装力量来夺取，而蔑视任何文明的存在。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是员武将，是靠一根棍棒打下了二百州的江山，是靠武装斗争来夺取的政权。当他坐稳了江山之后，却有了后怕，怕他部下的那些骁勇武将们也来效仿他的做法，来夺取他的政权。他开始考虑如何解除那些桀骜难驯的部下们的兵权。(www.guayunfan.com)赵匡胤在历史上是个传奇人物，他一生可书可歌的事迹很多，但最有名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却是“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本是后周世宗的部下，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也是被世宗视为最亲近的人，所以世宗临终时托孤于赵匡胤，请他用他手中执掌的兵权来保护自己留下的寡妇孤儿。但世宗万万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位被他视为是护身利剑的赵匡胤，竟然在陈桥起兵，夺取了他留下的政权，从而使天下的江山都改姓了赵！虽然这是一场没有流血的兵变，然而保证赵匡胤兵不血刃地和平进入汴梁的，恰恰正是他手中掌握着的那支铁军。他用枪杆子来夺取了印把子。

从三军总司令到黄袍加身，赵匡胤看上去似乎很走运，但是，如果纵观五代史，这也无非是一朝皇帝下一个轮回的开始。赵匡胤走运的是，他碰到了一个好机会。但是，如果他不是在以后改变了一项政策，那么，下一个好机会也会等待着他的部将们，他的总司令也会起兵来推翻赵氏政权。这一点很清楚，整个晚唐五代史都写得很清楚：武将们都是夺取政权的阴谋家。

在皇帝龙椅上的赵匡胤坐得很不舒服。他日夜无眠，要想一个办法来防止他部下的将军们不再重蹈他的覆辙，要防止他开创的赵氏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立国之初，赵匡胤和宰相赵普谈及五代时的乱况，说：“自唐末以来，帝王换了八个姓，战斗不止，不知原因何在？要使国家长久，有什么办法么？”赵普说：“这不是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方镇的权太重了，君弱臣强而已。现在要治国，也没有别的奇巧，只有夺了他们的权，控制他们的钱谷，收了他们的精兵……”没等到赵普说完，赵匡胤已经明白，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懂了。”

赵匡胤和赵普议事，提及一位前朝的旧臣符彦卿，想让他掌兵。但赵普提醒赵匡胤：那人的权已经够大的了，不能再授予他兵权，否则就难以制约。赵匡胤不以为然，说你老怀疑他干吗？我一直待他很好，他岂能背叛我呀？赵普却毫不客气地说：当年周世宗不是也对陛下您极度信任，您怎么就叛周了呢？

赵匡胤无语。然而他归殿后想必是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赵普确实提醒了他：收，还是放？这是个问题。

终于有一天，赵匡胤想明白了。他设晚宴请手下的武将，他们都是当年“陈桥兵变”的当事者，都是把黄袍披在他身上的开国之臣。两杯酒下肚，赵匡胤借酒倚醉说：“当年要是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虽然贵为天子，但总觉得不如做一个节度使快活，为了此事，我日夜未曾安枕而眠哪！”

这句话当然是暗示，他一直是在为自己江山的稳固而席不安枕，就怕有人来扒下他身上的黄袍。

首席大将石守信听了，连忙叩头说：“现在天下已定了，谁还敢有异心？陛下为何出此言语？”

赵匡胤说：“做人谁不想富贵？但一旦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的身上，虽然不是自己所想，但又如何推却呢？”众人听了这番话，当然听出了意思，都惊恐不已，生怕赵匡胤要杀他们，都涕泣叩首。赵匡胤这才慢悠悠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人生苦短，就如同白驹过隙。我看你们不如多多地积存财物、购买田产，将来好留给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如能这样，那我们君臣之间就不会有猜嫌了。”

赵匡胤此番话一出，轻而易举地就下了众将官的兵权。第二天，这批虎狼之将都称病请假，乖乖地辞职回家，敛财享清福去了。

我相信“陈桥兵变”的故事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一样，都是出于赵匡胤的计谋。但就是这两番动作，前者导致了一个政权的更迭，后者改变了一个政权的政策。一生行伍的赵匡胤深知兵权在手的厉害，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取得了政权，又兵不血刃地夺了部下的兵权。

我不知道那场晚宴中有没有米信在列？以他率兵护弁、忠心拥戴的身份，这种高档宴会不会没有他。他的兵权是否也被迫交出？没有资料表明。从此，宋朝的政策就是“重文抑武”，终宋之世而未有改变。

当然，抑武并非就是全国大裁军，放弃武装，而是把兵权集中到皇帝自己的手中，由自己来亲自调遣，一切的战役和战斗都由皇上自己来决定，军队集中在中央，有战事才派出将官去统兵，但重大的战役要由皇上自己来发号施令。这样就形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和“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遇有战事，甚至可以派文官去率兵打仗，以后如范仲淹、余靖、李纲和童贯这样的文官和宦官都曾做过军事长官，真正武将的权力是大大下降了。赵匡胤的这一恶招还着实管用，在大宋三百多年的江山中，尽管一直是外侮不断，强敌如林，但来自于国内武将的叛乱却是很少有过，晚唐以来的藩镇拥兵割据的现象被赵匡胤的政策终止了。

赵普又献计：建议赵匡胤在列郡只用京官来兼任，三年一换，这样就不用害怕了。地方的知州多用文人，不用武将，又不使常任，经常调换，这样可免难制。

赵匡胤采用了。文人的地位开始节节上升，文人升迁的机遇也多了。一位读书出身的士人，可以凭借他的好文章来当官，一旦考试及格，所受到的重视就已达顶点：汴梁有殿试后众进士集队跨马游街的风俗，大家戴花披红，穿行京都，一时万众披靡，万人空巷，争相来看这些新科状元，一个人的荣誉被推到了顶点。当时就有人感叹说：即使一位上将，于万里之外灭国、凯旋入京的场面，也不过如此吧！

赵匡胤曾有旨，在为大宋起年号的时候，不能与前朝已有的年号重复。有人起了个“乾德”，但是后来赵匡胤发现一枚铜镜上铸有“乾德四年制”的字样，便去问宰相窦仪。窦仪回答说，这必是蜀国的东西，蜀主孟昶曾有过这个年号。赵匡胤因此而十分感叹：做宰相还是要读书人！从此更加信任儒者。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整个宋王朝就成了一个士大夫的乐园，为他们舞文弄墨提供了极为良好的环境。很多知识分子生活于其中、优游于其中，创造出了无数灿烂的精神产品。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千年以来，儒学就成了历朝封建帝王所重视的学问，它又和辅佐社稷、匡扶乾坤等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为统治者最为重视的一门学问。庄子曾经为它下了“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以上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的准确定义。到了唐代，儒学开始成为从民间人士中选取杰出人才进入仕途的一种重要手段，朝廷以开科取士的方法来奖掖人才，儒学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但唐代毕竟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朝代，唐代的儒学是和道学、佛学一同受到重视的，并没有凸显许多。只有到了宋代，在“重文抑武”国家政策的激励下，儒学才得到大力的发展，才成为整个国家机器中唯一的学术，它和组织人事制度捆绑在一起，为国家选拔出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北宋的儒家学者为应付佛老的挑战，便抛开了汉唐儒家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形式，以直截了当的形式来阐述经典中的义理，讨论人性、人心、天命、理气等等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从而生发出了理学。北宋一代，大儒迭出，欧阳修、程颢、程颐、司马光、邵雍、王安石都是可以用他们的学说来影响帝王决策的顶级人物，在帝王和他们的合力提倡下，儒学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它也成为宋代地位最高的一种学术，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

等到米芾出生，宋初的重文抑武政策已经施行了一百多年，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已经非常浓厚了。米芾生于仁宗之朝，这一时期，北宋的天空中群星璀璨，人才辈出，欧阳修、范仲淹、苏舜钦、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已开始了他们的文化活动，三苏父子也即将雏声清越地登场，米芾的出生遇上了一个好时代。

一次，宋太祖对侍臣们说：“我想要让那些武臣们都去读书，这样就可以懂得治理天下之道了，你们看如何？”赵匡胤的这句话，并不是出于一时戏言，而是他在处心积虑思考后所作出的决定，他想让手下的那些武人莽夫们好好学文化，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脱胎换骨成为一个读书人。“变武为文”的这一想法是为了适应治理天下的需要，武人是不能治天下的，他太明白这道理了。但是，对他的这项决定，他的左右却不知所对。

中央的政策一变，开始偃武修文，英雄们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这样的一种举世重儒学、提倡文化的氛围下，有些武人也坐不住了，也在思考着改换门庭。北宋是靠着那些赳赳武夫打下的天下，但是，当他们帮助赵匡胤披上了黄袍、坐上了龙椅之后，发现他们的地位却已下降了，朝廷文武政策的颠倒，倒不仅仅是让武人失权或者靠边，而是逼迫着这些原本是行伍打仗的粗人弃武习文、开始读书。

在宋初的诸多将军之中，不识字不读书的武将并不只是米信一人，有些身居高位的将军也是同样的目不识丁。著名的大将党进不识字，杨赞稍知书，高怀德不喜读书，高皇后的侄子高公绘，也不识字，但仍附庸风雅，高皇后曾经斥责过他。现在国家的政策变了，武将们也要想方设法来改变自己了。

在这批武将之中，开始读书习文的，就有米芾的父亲。

米芾的五世祖和四世祖都是武将，到了米芾的父亲米佐这一辈，他的职业还是武将，曾经做到左武卫将军一职，虽然宋代的这一职是文官，但毕竟还是位将军，也就是说，米芾出生在一个武官家庭。

近代有人对米佐的名字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名字不对。蔡肇只说米芾的父亲叫光辅，并没有说他叫米佐，字光辅，几部宋代的史传中并没有提及米芾的父亲名米佐。南宋嘉泰元年（1201）的刻本《宝晋山林集拾遗》中，首篇文章就是蔡肇的记，前段刻着“父光辅，始亲儒嗜学”，后段则刻着“父仕致左武卫将军”。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叫米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米芾的父亲官做到左武卫将军”。但是，在明代范明泰辑的《米襄阳志林》一书刻本中，却把此文的后段改成了“父佐左武将军”。把“仕”改成了“佐”，漏掉了“致”和“卫”，这样一来，意思全变了，成了“米芾的父亲米佐，是左武将军”，这就鲁鱼亥豕地把“米光辅”错成了“米佐，字光辅”。《宝晋山林集拾遗》是出于米芾的嫡孙米宪之手，他亲自校订，应不会有误。宋代并没有左武将军，只有左武卫将军一职。南宋时刻的《嘉定镇江志》中载：“芾之父左武卫将军，赠中散大夫。”也没有说米父叫佐，可能后人就讹成了“芾之父（名）佐，武卫将军”。出于礼教，古人的姓名不会与祖宗的名同，甚至姓名的偏旁都不能同。可米佐与乃祖米信却都有同一个立人偏旁，这于情于礼说不通。何况米芾在他的书法中，既不避“信”字，也曾书过“佐”字。据此，有专家认为米芾的父亲应该不叫米佐，而叫米光辅。此事孰是孰非？姑且从疑。只是在本书中，为了叙述方便，我还是从众，称他为米佐。

更何况还有一件尴尬的事：在这以后，米芾的首任职务之地就是广东的浛洸，又作浛光，而他父亲就叫米光辅，此地名犯了他的讳。在一个叫浛光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无论是平时说话，还是办理公文，都不可能不提到这个“光”字，米芾再孝顺，也不能在给朝廷写的公文上避开这个地名，而改为他字。

这位米老太爷在《宋史》中无传，也就意味着他一生平凡，未干出什么大事，地位也并不显赫。有资料说，米佐曾经在濮王赵允让的府上

图2-1 米芾回忆在十二岁时去过镇戎军

当过侍卫，这一事相当重要，因为小濮王赵曙就是未来的英宗，米老太爷是在为王储做贴身侍卫。米芾自己说，米老太爷也在余靖的麾下任过职。余靖是北宋名臣，一生正直，是仁宗时的四大谏官之一，为了罢免范仲淹一事他犯颜直谏，获得清名。他曾三次奉命赴辽办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以后广西的侬智高叛乱，他又率兵前往镇压，一生出将入相，功业了得，如能在他的帐下为僚属，当能受其濡染不少。余靖一生任职南北，赴边关时多集中在东部的契丹，而米佐似乎并未到过南方的广西。只有可能在余靖赴西北调解辽夏之间的战事时，米佐正在西北，或许会做过他的僚属。但此事的资料甚少，难以确定。

根据米芾自己所述，米老太爷曾在濮州任过职，宋代的濮州即是著名的澶州，位于今天的河南濮阳一带，这里即是宋真宗北上亲征契丹，打了著名的澶渊之战的地方，当是抗辽的最前线。虽然不知米老太爷所任的为何职，但以他武将的身份在此任职，当是守卫边防的重任。这里也是他的先祖米信曾经大战过的战场，他当是继承祖业，为国守边关。濮州是濮王的封邑地，英宗即位后封他的弟弟于此地的濮国。米氏与濮王府的关系不一般，米佐与即位前的英宗在此当有相当密集的往来。

图2-2 法华台诗

另据米芾的诗文，他曾随父去过镇戎军，据他在一帖中所书：“余十二岁见关氏石本于镇戎军”。又书一帖说：“余艸（即“草”）见石本于镇戎军”。可能是此行，也曾路过陕西的法华台，写了《法华台诗》：

坱圠[1]有同色，雪深云未开。

终南晴夜月，仿佛似登台。

诗中提到的终南山，位于陕西的关中，已经靠近宋朝西部的前线要地了。

镇戎军是宋真宗时所设，至道三年（997）时置，治所在今宁夏固原一带。宋庆历初西夏败宋军于此，签订和议后宋在此置榷场，与西夏互市。北宋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后，紧张对峙状态有所缓和，双方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和平。但是，东部前线缓解之后，接踵而来的却是西部前线的告急。刚刚崛起的西夏李元昊凶猛如虎，不断进犯赵宋王朝的边界，掳掠人口和财物，西夏一直是赵宋王朝的一块心病，亟欲除之。为了加强西部前线的防卫，朝廷一直派重臣在西北镇守，甚至派出了韩琦、范仲淹这样的重臣，但仍先后不敌，两度在镇戎的会战都尝败绩，因而被贬官。

元丰年间（1078—1084），朝廷以宦官李宪为总司令，种谔和高遵裕等四将为副，出征西夏。高遵裕是英宗皇后高后的叔父，贵为皇胄，守镇戎军，他从征南北，为赵氏王朝建功颇多，在《宋史》中屡有记载。此番他领了前往抗击西夏的重任，当是一种信任。在宋夏对峙的历次战争中，宋军胜利的概率极小，即使是皇帝的叔岳丈亲自领兵也是一样，高遵裕此番作战的最后结果仍是大败，在灵州城下损兵四十万。以致英宗在半夜接到消息后，急得绕床行走，昼夜不能安寝。

米佐前往镇戎军当在此之前，是仁宗朝的嘉祐七年（1062），他究竟是去出差，还是去任职？任何职务？尚不明了。但以十二岁小儿米芾能够随军而行，当不会是临时性的出差，恐怕是任职，否则是不能带家属的。米佐和高氏家族的一种特别关系是他此番西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米佐虽为武将，却是目睹了武将在北宋并不吃得开的局面，为了适应形势，他也开始亲近儒学，开始学文化，开始教育自己的儿子要读书，走以文章仕进的路，而不要再重复祖先在沙场上厮杀流血、结果反而不受重视的老路，也不要像祖宗那样没有文化当睁眼瞎。总之，米老太爷坚定了读书求学的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否则宋史上只会多了一位无名将军，而缺失了一位天才艺术家。据米芾的零星文字介绍，他的父亲在濮州时已经开始收集字画文物，做了一些文雅的举动了。

虽然米芾是“世居太原”，但他可能没有在太原居住过，因为米老太爷没有在太原任职的经历，太原只是他的祖籍而已。他真正的故乡应是襄阳，米老太爷可能在襄阳做过官，那当是在从镇戎军回到内地之后的职务，他举家迁襄。但做的是什么官，还是同样不得而知。

襄阳远离前线，烽烟全无，米老太爷从此得以亲儒嗜学，把对文化上的抱负寄托在自己的爱子身上了。对于米芾来说，他在十二岁时就跟随父辈转战于东西两个战场，一路风沙，征尘仆仆，领略了铁与血的对峙，当然也会奠定自己继承祖业、执戟而战的信心。然而，他虽然随军而行，却从没有从戎的伟大抱负，如同唐代的王昌龄和王维一样，他的这一路征程只能当成是文人随军的一种浪漫行旅，他在自己心中奠定的，却是要一辈子做一名艺术家。

米氏家族改换门庭，终于出了一名文艺青年。将门未出虎子，而是出了儒子。

[1] 坱圠yǎngyà：山势高低不平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