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火焚_关于米芾的故事

甘露火焚_关于米芾的故事

元符三年（1100），对于米芾来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他一生中很多的转折都发生在这一年，也有很多幸与不幸的家事都发生在这一年。

涟水一任，他已经耗尽了资财，箧中的图书渐多，然而囊中的银子却是渐少，家里十多口人坐吃山空，还要续建西山书院的房子，盖位于瓜洲百川浦的房子，还要有闲钱去买入他眼的字帖和奇石名砚，这一切都需要钱财，他耗不起。

米芾在一封给朋友的书札中郁闷地提起这一段阴暗的日子，抱怨自己懦弱无能，猥琐胆小，“为贫所迫，冒昧宦游”，以至“流离困踬，无所告语”，话语之间已经道尽了一个书生之苦。

正当他纠结地在家中等待之际，没想到一场大祸突然降临：甘露寺失火了。

在古代，房屋的失火是寻常事，因为那时的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一旦失火，将不堪抢救。而相比起其他建筑来，寺庙失火的概率要更大，因为庙里有香火，倘若不慎就会延及经幔和佛龛，所以祝融公经常光临的就是寺庙。(www.guayunfan.com)一座普通的寺庙被焚，烧掉的除了房屋和佛像，可能还有和尚的被褥和经卷。而对于甘露寺来说，那被毁的价值要更大，因为那里面藏有珍贵的古画。

甘露寺里所藏的古画并不等同于一般寺庙里的卷轴画，而是李德裕藏在寺中的若干寺观壁画。

李德裕是晚唐的名相，他曾三次任浙江西道的节度使，唐时的浙西节度使驻在润州，他也同时兼润州刺史。他在润州驻节时，为地方做了很多好事，为邑人所称道。润州城北的北固山峭壁临江，形势险要，风光雄伟，传说在三国年间就始建有佛寺。梁武帝曾于此登临览江，慨叹“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因而又有“天下第一江山”之号，南宋时，米芾所崇拜的书法家吴踞就书写了此六个劈窠大字，嵌在山上的墙壁中。据史载，“敬宗宝历二年三月乙亥，甘露降北固山”。天降甘露当是一件祥瑞之事，李德裕因而在北固山下辟地建成一座佛寺以为纪念，以甘露名之，甘露寺从此而得名。他又在北固山上建了一座高楼，飞檐腾空，雄瞰大江，是登临览景的绝佳之处，他很喜欢这处地方，为它留有“多景悬窗牖”的诗句，因此得名为多景楼。后人称誉此地：“登者以为得江山之胜，盖东瞰海门、西望浮玉。江流萦带，海潮腾迅。而维扬城堞浮图，陈于几席之外；断山零落，出没于烟云杳霭之间。至天清月明，一目万里。京口气象雄伟，殆甲东南。北固濒江而山，耸峙斗绝，在京口为最胜处。”确实与其景相符。

李德裕时所建的甘露寺位于北固山下，直到宋代的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甘露寺的方丈宣禅师因为是当朝的国舅，他上书请求把寺迁到山的绝顶之上，郡守把他的报告上达于朝廷，终于得以批准，并赐了寺额，还把属邑丹阳县练湖农庄的岁收划拨给寺里作为香火田。

李德裕在甘露寺东建了一座塔，为了感恩于提拔他的唐穆宗，为他祈冥福，在大和三年（829），李德裕把原在上元县的长干寺和禅众寺旧址里的阿育王舍利子移来，以自己的薪俸捐了一只金棺、一只银椁，包以九重锦袱，并亲自书志刻碑以记事，一起放置在塔下的地宫一只石函里。当时的浙江西道管辖范围很大，现在的南京市当时分为上元县和白下县，也在其辖区内，因此他能把上元县两座旧寺里的舍利子分来一半，埋在甘露寺的地宫里。当时此塔为石砌。因为他日后被封为卫国公，时人就号此塔为卫公塔。后来此塔倒塌，到了元丰元年（1078）时，有人捐助，在原址上建成了一座铁塔，还称卫公塔。

唐武宗即位后，李德裕又第三次任浙西，虽然时间不长就调任中央为相，成为朝廷中兴的重臣。这时，武宗受道士赵归真的游说，决意在全国灭佛，下令毁天下寺庙，尽遣寺中僧尼，勒令还俗，只在两京各留三两所，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会昌法难”。

当时的名寺内都有名人所画的宗教壁画，经过这一法难后，名画在寺壁里能够保留下来的唯存一二，其他多为毁损。当时李德裕正在镇浙西，他唯留甘露寺不毁。将他辖区内的所有县州里的诸寺画壁都揭下，移置于甘露寺内保存。这批画中大致有：顾恺之的《维摩诘图》，戴逵的《文殊像》，陆探微的《青狻猊图》，谢灵运的《菩萨像》，张僧繇的《菩萨像》和神像，展子虔的《菩萨像》，韩干的《行道僧图》，陆曜的《行道僧图》，唐凑的《十善十恶图》，吴道子的《行脚僧和鬼神图》，王陀子的《须弥山海水》等图画，数量当不在少数，从而为这批宝贵的书画珍品逃脱厄难提供了一块藏匿的净地，甘露寺就是他变通处理的一个例子。李德裕使得它成为灭佛火焰中的一个孤岛，一块独存的飞地，从而使得若干文化遗产得到了保存。

六朝至唐宋时的寺庙壁画，有一些是画在粉壁上的，也有一些是画在板壁或是纸屏障上的，因此虽经过毁寺，然而壁却能独存，画也能随着移至甘露寺内保存。米芾借住于甘露寺内“净名斋”时，就慕名于这一批宝贵的藏画，而时常入内观看，有时也借出回到“净名斋”里临摹。苏轼也有机会见到，与他共赏，以所藏画之丰之佳，甘露寺无啻于是一座古代佛教美术博物馆。

甘露寺的那场大火，寺志中并没有直接的记录，而是根据各家的间接文字来留下的。大火的起因是什么？还不知，但肯定是因为殿中日夜不熄的香火所点燃，寺位于山顶之上，缺少水源，扑救不及，寺庙的建筑多是木质结构，且有帷幕之类的易燃品，一有失虞，便成千古之灾。

无法得知米芾当时是否在现场？他是否也参加到救火的队伍里去？因为就在海岳庵和净名斋里，有他积多年的心血收集来的瑰宝，倘若一件有失，都是无价之宝。

幸而老天有眼，熊熊的大火无情，烈烈炽炽地吞噬了一切，把北固山烧成了焦土，把甘露寺烧成了白地，然而，它虽然烧毁了殿宇，烧坏了菩萨，烧掉了壁画，但还有疏漏，它放过了近在咫尺的卫公塔，也放过了临近的海岳庵。

米芾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他在事后专为此事而写了一首诗，不言悲痛，却表庆幸：

甘露寺壁有张僧繇四菩萨、吴道子行脚僧。元符末一旦为火所焚，六朝遗物扫地。李卫公祠、手植桧亦焚荡。寺故重重金碧、参差多景楼，面山背江，为天下甲观，五城十二楼不过也。今所存唯卫公铁塔、米老庵三间，用诗悼之云：

色改重重抅，春归户户岚。

槎浮龙委骨，画失兽遗耽。

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

柏梁终厌胜，会副越人谈。

卫公塔和海岳庵能够躲过火灾的焚劫，道理很简单：因为它不在火灾线上，是一种“东塔西殿”的格局。元符年间的甘露寺已迁到了山顶之上，卫公塔偏在寺下东部，又是生铁铸的，不怕火烧。而海岳庵则位于北固山下，当然更烧不着，因而能够逃离祝融公。不过，位于甘露寺里的净名斋却是玉石皆焚，变为焦土了，不知里面有多少历代名画被烧？老米没有列出清单来哭穷。

然而，老米却是在他的《画史》一书中为甘露寺的藏画列出了一部分清单：

润州甘露寺壁张僧繇四菩萨，长四尺，一版长八尺许。又陆探微神，面黄，口角露二向上齿，金甲，手持幡，下一白狮子，神采惊人。殿梁天监中盖，拱明间有二吴道子行脚僧，后移置行脚僧于净名斋，以避风雨。以上并会昌中废寺于本道合毁寺处移来于此寺。其殿中置明皇铜像，因得不废。元符末一旦为火所焚，六朝遗物扫地，江左更无一晋笔藏。是六朝所书，卷末晋王总持，炀帝小字也，平江南鸠集置寺，题跋俱存。李卫公祠手植桧皆焚荡，寺故重重金碧、参差多景楼，面山背江，为天下甲观。五城十二楼不过也。所存惟卫公铁塔、米老庵三间，余作诗悼之。

如果识者明眼，会发现里面一个蹊跷之处：这里没有提及顾恺之的画，而米芾以前的笔记里却提过甘露寺里藏有一幅顾恺之画的《维摩天女图》，但他在《画史》的“晋画”一栏里第一条就提到了这幅画：“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在余家。”

此外还有一幅陆探微画的《青狮图》，也原是寺中所藏，被列在米芾的清单之中。但此画后来竟然成了他家的收藏，被拿去和别人换取书帖，也出现在他的记录之中。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两幅画原先明明是甘露寺里的，怎么后来到了米芾家里了？这是不是又一次的巧取豪偷？这是从寺里失散后流落到民间，再由他收藏的？还是他从寺中借出临摹，再以假换真的？幸好有了这场大火，把一切都掩盖了。

以米芾以前的所作所为来看，一切皆有可能。

这份清单里还要加上一笔：苏轼的书法一百五十幅。那是当年他赴雍丘看望米芾时，与米芾趁醉对书的，一共写了三百张纸，两人各自夹走了对方所书的一百五十幅，那也是一笔很宝贵的财富。

火灾已经足够令人心痛的了，米芾作诗以悼之也无可厚非。他作诗之后，依当时的惯例，还把这首诗亲笔抄录在甘露寺的残墙上，以示追念。

没想到第二天就出现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有人在他的诗中的“塔”字前添了一个“爷”字，在“庵”字前添了一个“娘”字，这样就读成了“神护卫公爷塔，天留米老娘庵”，这分明是轻薄子弟在讽刺他的乳母出身。米芾见了这个恶作剧，当即大骂，但又不知这个好事者是谁。

想必这位好事者是个知书识礼的聪明人，也有可能听到了米芾的大骂，第三天他竟然又在“塔”和“庵”下各添了“飒”和“糟”二字。这样就读成了“神护卫公爷塔飒，天留米老娘庵糟”。在北宋的俚语中，“塔飒”是“塌飒”或“塌撒”的异读，意思是拙劣，差劲。而“庵糟”等于是“腌臜”的异读，意思是肮脏或不洁。这都是在骂米芾的老娘。

如果米芾还是个朝廷官员，那谁还敢当街贴他的小字报，骂他肮脏？不是欺他正处在下岗待业的阶段，就骂上门来了。寻衅者或许是个市井无赖，看到米芾如此风光，心里阴暗，不服气，有心要当街奚落他一下，点出他低微卑贱的出身，羞羞他。也或许是个与米芾家有仇的人，暗地里给他下个绊子。总之，这是个无法立案也无法破的案子，只能博众人一粲、惹米芾生生气而已。

不过从一个侧面来说明，米大爷虽然风光八面，然而无论是在朝廷之上，还是在市井之间，对他有微辞的人还不在少数，他们都会对他进行讽刺打击。

但是，这个发生在润州的故事竟然还有了其他的地方版本。我在襄阳米公祠采访的时候，发现解说词里有介绍说，有一年襄阳城里的一座木结构的三层雷公塔失火烧掉了，但离塔不远处的米公祠却还完整地保留着，从而在当地留下了“火烧雷公塔，天留米老庵”的说法，这显然就是“神护卫公塔，天留米老庵”的翻版，非常有趣，但却没有了轻薄子弟的后缀版本，显然此事不是发生在襄阳，要为尊者讳了。

处理完火焚诸事之后，吏部还没有消息，纠结之中的米芾只有进京去斡旋。没想到在京师时，官尚未得，竟然老妻病倒，最小的一个女儿又在市井之中丢失了！

米芾共生有十三个子女，五个儿子八个女儿，可谓英雄父亲。然而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子带来的多福，而是多有拖累。这桩人口丢失或者是妇女被拐卖的案件可谓蹊跷，然而爱女就此作生死之别，终生不能得见，后来也没有破案。没想到赴京求职竟然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这令他们老夫妻真正是痛不欲生！本来进京是想求职的，没想到悲痛接踵而来，每天的时间只能花在请医求药、侍候病人等事上了。他的精神疲惫不堪，但还要强打着精神到处写信托门子，寻找能够上达衙门的机会。

米芾这次进京师，还抱着一个希望。徽宗登基之后，贬章惇、罢蔡京，起用了曾布为右相。这不仅是因为曾布在向太后面前为他的继位说了好话，制止了章惇，扶持他上台有功；还因为曾布虽然也属新党，然而他善于隐藏，劣迹并不显著的缘故，徽宗也不能把所有的新党都一网打尽，总要留一两个做做榜样。曾布家在润州，米芾在润州时与他有旧，但自度交情还不够深，但他想到曾布是自己在襄阳的至交魏泰的姐夫，可以利用这一层关系来托托门子，来代替业已失势的蔡京。

他与魏泰事先通了书信，约了在京相见的日子。没想到老妻生病，路上拖延了时间，等他到了京师之后，一打听，魏泰刚刚离京回襄阳去了。临走前，为他写了一首《寄米元章》的诗，交留在朋友处以道别：

绿野风回草偃波，方塘疏雨净倾荷。

几年萧寺书红叶，一日山阴换白鹅。

湘浦昔同要月醉，洄湖还忆扣舷歌。

缁衣化尽故山去，白发相思一陪多。

在出发前的满怀希望，立刻泄为怏怏。失望之余，米芾给魏泰寄去了一首和诗来表达情怀，念及昔日少时相与携游时的情景，不胜感慨，与老朋友的相见，只有待来日了:

山椒卜筑瞰江波，千里常怀楚制荷。

旧怜俊气闲羁马，老厌奴书不玩鹅。

真逸岂因明主弃？圣时长和野民歌。

一自扣舷惊夏统，洛川云物至今多。

泰襄阳人，能诗，名震江汉，不仕宦。昨入都，久留回山之日，芾始及都门，故人不及见，写此诗乃和。故与王平甫足为诗豪。

欲投靠曾门不利，再换其他门庭。他又试着给在提刑殿院任职的龚夬写信，说自己已经衰老了，因而被人所弃，这次来到京师求职，想在明天诣龚府拜谒，叩问起居。并请他和另一位朋友第二天吃早饭，请他同意。此信中的话语低三下四，曲意套近乎，已近可怜状了，可见求人不易。可能这信没有起到效果，也不知那顿早饭来吃了没有。米芾又给贾易写信求援，诉说自己赴京妻病失女的痛苦，请求他能把此情况上达给曾布的弟弟、翰林学士曾肇，给他帮助。信中说道，他曾赴曾肇的府上求见，留下了名片，但人家根本不理。又奔波于其他衙门，十多天了，谁也见不到。请他帮帮忙来说项。贾易是曾布的亲信，也是诬告苏轼的恶官，米芾相信他能为自己传达到信，但此信估计也没有什么效果，贾易没有帮上他的忙。

元符三年（1100）时的朝廷变化太大，几乎就是朝秦暮楚，顷刻万变，使人跟不上形势，万一跟错人，就等于站错了队，就会吃亏。

但是也有真朋友肯帮忙，他给蒋之奇写的信就起了作用，经过他的斡旋，终于求得了真州一职。

米芾在这一年赴京斡旋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中国的书法史上留下了三通著名的书札，它们是致龚夬的《衰老帖》、致贾易的《司勋帖》以及致蒋之奇的《廷议帖》，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三通帖可以从侧面看出米芾在元符三年时的困窘之状，以及世事变幻、人情浇薄的现状。但如果不顾信札的内容，仅从书法艺术上来看的话，由于这些都是朋友之间的信札，并非是供欣赏用的法帖，信中流露出的都是真情，无须经营构图，不用考虑布局，更不用矫饰，提笔就书，所以书体自由流畅，一气呵成，毫不做作，显示出他晚年书风的一种成熟和从容，又具有了欣赏价值。此三通信札，加上前一年写的《衰迟帖》，都可算成是他的求职信，与当今许多大学生的求职信相比，其文字价值和书法价值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求得一职，准确地说，是验证了前一年的消息，总算是有了结果，米芾满心欢喜，带着刚刚病愈的老妻，喜滋滋地往家赶。

才到家，老毛病又犯了，顾不得舟车劳顿，顾不得病妻在床，顾不得小女走失，顾不得翻寻灰烬，更顾不得整理行装，就急急地收下了一枚砚石。这是一枚产于琅琊的紫金石砚（不称它为“一方砚”而称为是“一枚砚”，是因为这砚可能是异形的，而不是方的），琅琊是王羲之的故乡，当地出产一种红砂砚，极为名贵，可能就是米芾所说的紫金砚，他喜极而书道：“吾老年方得琅琊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出其下。新得右军紫金砚石，力疾书数日也”，他把它称为是“右军乡石”，珍爱万分，竟然以此砚磨墨写字，一直写到精力疲惫为止，足见喜爱的程度。有了此砚，其他的一切不快都被他抛到爪哇国里去了！

米芾真是个性情中人，他的一生似乎都是为了艺术而生的，只要把他浸泡在艺术的浓浆之中，其他的一切都可以置之不顾，都可以抛弃。无论是富贵，抑或是贫穷，都不能改变他对艺术的痴迷。刚刚才为了求职糊口而四处奔走、投书衙门，刚刚才哭穷说家贫无粮，百指待哺，只要一听说有砚有石有书有帖，立刻就会转颜而悦，换了另一个人。

或许是因为米芾家中藏砚多且好有了名声，这次又收到了一枚名砚，为外人所知。有一位上司来信，向他索要一枚。这下伤了米芾的心，他严严正正地秉笔，给那位达官写了一封信，此信非常有趣，姑且译成白话供一读：米某再拜，承您大人来信，希望能得到我的宝砚，这无异是要让我失去自己的心。这就好比是项羽失去了自己的头颅，砚也是我的头颅。我不知道这是谁来教唆您做这件事的，希望能够根究一下。然而，我家藏有一幅徐熙画的梨花，别人多是喜欢，现在我把这幅梨花送给您，权当成那枚宝砚，如何？如果您一定要索我的头颅，那么我就要效仿项羽来自刎乌江了。现在我两手下垂，听您的决断，只等吩咐一下，看您是要哪个头颅？如果同意，那请您和兄弟二人明天吃早饭，那时来面议，如何？

这封信写得耿直迂阔，直接拒绝了那位官员的索砚要求，把砚台比喻作自己的头颅一般重要，断不可失！只是不知那位官员是谁；信中提到兄弟二人，住在润州的兄弟与米芾关系密切的有多人，既有苏氏兄弟，也有葛氏兄弟，还有王氏兄弟，如果没有极好的交谊，一般人是不可能来信索求他收藏的名砚的，否则会得罪人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米芾在此信中又提到要请朋友明天吃早饭的事，这件事他以前提过多次，不仅在润州要请人吃早饭，即使是在京师也要请人吃早饭，看来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一直留存在今天的镇、扬一带。

闲居在家中的一段日子里，他因为每天要临窗面纸，觉得现在市上无好纸可用，作为书画家，总是视纸为要物的。当然最好的纸莫过于是澄心堂，这是南唐时李煜令工匠特制的御用纸，在皖南山区制作，以池洲产的马牙槌浆纸为上品，次则是产于上饶的纸，这些纸一入御府，即以内府的书斋澄心堂而名纸。此纸的质地极佳，既入墨，书写出的字迹有光泽，但自南唐至北宋，存世的澄心堂数量已经非常有限，偶有一得，便会视若珍璧。米芾曾有几次得到此纸，都舍不得用，有时得到略次一等的纸，便抱怨不入墨，不堪用。他认为，即使用下等的麻纸，也要胜过上等的楮皮纸，因为麻纸上的墨色能够久留，所以唐人多用麻纸，韩滉所画的《五牛图》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麻纸画。其次麻纸的肌理细腻而密致，运笔流畅。第三个优点是只要一落墨在麻纸之上，便会渗透和洇开。他也提到古时荆州产的一种六合笺，为长沙制造，匀称可用，可惜这种手艺已经失传，无人能制造了。米芾曾自豪地说，自从学书以来，他一生写过的麻纸已过十万张，都散落在人间了。这一数量确实惊人。

米芾又说，自己老来所写的书法数量不少，有时取出年轻时所写的书法来看，便用老年所书的换下，每每以新字来换旧札，但这种书札往往不肯送人，而是自己留着欣赏。这是因为老后的用笔欠柔媚，入于书道。老年的书法也有骨力，不像少年时一味专求秀丽可人，而是具有一种浑然天成之美，但一般人往往不识，以为老年所书不及年轻时的。这种自我评价确是非常中肯，非有过人的目力而不能自识，因为一般人都是缺少自我评价能力的。

好纸既然屡求而不得，他索性自己来造。造纸是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特殊的原料，而且需要很大的场所，不知他怎么能够学会了这一技术，而且找得到地方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据他自己介绍，他是在五十岁那年开始造纸的，他选用了越竹来造，越竹就是产于浙江的竹子，抑或就是安吉一带的楠竹？如果是，那么那种竹子纤维长，拉力强，经过沤腐之后形成絮状物，再抄在帘子上，晒干后就成纸，这种纸坚韧光滑，颜色偏黄，被米芾称为是“金版”，经过试书之后，认为它的质地紧薄可爱，既吸墨又坚韧，可堪书画之用，也可代替以前用的名纸杭油和池茧，并认为这就是晋人所书用的纸。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推荐：“此晋纸式也，可为之。越竹千杵裁出，陶竹乃复不可杵。只如此者乃佳耳”。其实这就是竹纸，现时的浙江和四川都在生产，不知是否继承的米芾造纸方法？

如果能够考定米芾当年造纸的场所，那么现在的镇江必能把城市的造纸史上推到九百年前。因为近几十年来，镇江的机制纸业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产品行销世界各地，哪能想到家乡竟然还有一位前贤在这里设过造纸厂？

米芾和苏轼一样，虽然贵为官员，也贵为名人，却不同于一般的素手文人，他们都肯自己动手来制造某些物件，以供自己享用。苏轼会采药、自制药剂，也会自己烧菜酿酒，甚至会自己制墨。米芾经常自己裱褙书画，因为所得多为古代的精品，他怕被庸匠弄坏了画心，就学会了自己来装裱，有很多的晋唐佳作都是自己裱的。此次他又亲手来试造纸，更是不易，一个士大夫，肯自下工场，辛苦劳作，亲自做一些费时费力的体力活，虽然他生产出的物品是供自己用的，这在古代来看，已经非常不易了。

尽管北固山下的海岳庵在火灾中侥幸而独存，但这个地方林木俱焚，全是焦土，一片废墟，已经不适合住人了。他也因之产生了迁居的念头。自此之后，他便在北固山东润州子城的高冈之上开始选地筑屋，屋成后，仍以“海岳庵”名之，为与原庵相区别，遂以后庵为“东海岳”，以前庵为“西海岳”。

正在这时，他的一位朋友去世了，这位朋友叫朱长文，字伯原，号乐圃，是一名书法理论家。他是苏州人，米芾几次到苏州时，都与他过从甚密，谈得非常投契。这位朱长文原是一位贵公子，生于官宦之家，在十九岁时中进士，但因病就不肯出仕，从此归隐于吴中，在家中筑室别居，建有乐圃，闲时著书阅古，颇有山林之野趣，从此遂自号乐圃先生，拥有了名士之誉，当地的官员都要前往拜谒，都以不到乐圃而为耻。日后此公居然名动于京师、上达于朝廷，多名公卿都上书为他请官，哲宗闻其贤，命他为苏州的教授，以后又调来朝中，任太学博士，教授太学生。没想到他在元符二年（1099）时因病去世。他博学多才，知识丰富，著述甚丰，有《乐圃集》一百卷，还有《墨池编》《续书断》等书法理论著作，对书法的论述中肯而精当，影响很大。他甚至还研究方志和音乐，著有《吴郡图经续记》和《琴史》。

米芾素与朱长文相交甚密，两人在书法上的见解相近，互有所补。他听到这个噩耗之后，于下葬的第二年亲自为朱长文撰写了一通长篇的墓表，并自书成札，称朱长文为“先生道广不疵短，人人亦乐趋。先生势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议，盖见之如麟凤焉”。“至于诗书艺文之学，莫不骚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朱长文以清雅博学而出名，家中藏书两万卷，哲宗素闻其贤，特意奖励以百匹素缣。米芾正在贫愁交集之中，也深发感慨，借朱长文的清贫来浇一下胸中的块垒：

穷达有命，出处有时。

司出处者，非命而谁？

时与命违，士能不出。

出而无命，孰稔于时。

升公之堂，理公朱丝。

清音不改，乐圃堪悲。

呜呼哀哉！

这既是给朱文长的悼词，也是对自己命运的喟叹。

既然家事已经料理好，既然朝廷的正式任命已经下达，米芾就带领着家属，整装就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