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飘零_关于米芾的故事

东南飘零_关于米芾的故事

结束了南官五年的职事，米芾理应束箧东归了。按照一般的思维，他首先要赴京述职，然后在吏部等候下一个任命，或许还要四处奔走、打点一下，才能够有个好位置。或者到家乡去省亲，看望一下母亲和妻子，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可是，米芾在这以后的足迹却是有些乱，他的这些行踪并没有在年谱中出现，只能根据他留在一些书札上的年号来判定。当然，这些都是零星的资料，也可能不准确。如果把他在元丰四年（1081）到七年（1084）之间的行踪在地图上画出来，就可以发现，这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忽东忽西、时南时北、非常复杂的折线，并不规则，似乎也不合逻辑。根据翁方纲的《米海岳年谱》所画出的轨迹，说他在元丰四年离开长沙后，先是北上庐山，然后东折山阳，再赴金陵，元丰六年（1083）在钟山始识王安石，在元丰七年到黄州拜访苏轼，又在元丰八年（1085）南下广州，在药洲题名刻石。

如果根据今人画出的轨迹，则有不同，曹宝麟提出，他元丰四年离长沙后南至惠州，当年北上庐山。在元丰五年（1082）时先谒苏轼于黄州，然后东赴刘庠的金陵从事之约，于钟山会王安石。然后才过山阳，到苏州吴江，在元丰六年（1083）赴杭州任。这一切都有米芾的书帖上的年号为证。

也有人提出，米芾应是先南下至惠州，再北上庐山，然后过绍兴，过吴江，任青龙（今上海青浦区）监，先谒苏，再谒王，最后赴杭州任。

然而，根据米芾自己的说法，他是在“元丰中，至金陵识王介甫，过黄州识苏子瞻”的。一个“元丰中”，就比较含糊，不知在何年？但他提出了自己的顺序是先谒王，再谒苏的。又说是在任金陵从事后去黄州的，因此应该信他。(www.guayunfan.com)由于资料的芜杂而不统一，只能根据他在书札上留下的年号来推想，或许有点讹误。翁的判断可能部分有误，是因为在当时米芾的资料还不全。元丰八年（1085）时，米芾已在润州的家中丁忧，不可能外出，南下广州的。而庐山离黄州并不远，只须过江即到，他完全不必在绕道到金陵之后，再折返去西边的黄州，那样不合情理。曹的判断是基本对的，但如果青龙监和绍兴的资料准确，他也有可能在赴青龙监的任上过吴江。但是，我在青浦只找到零星的资料，说他在此曾任过职，还留有墨迹书碑，但无实例为证，只当存疑。

对这一段经历，根据各家的判断，一一写出，权当成米芾去游历过，因为他大都留有字迹，只是游历的顺序有点颠倒。他的这一段经历，我姑且称之为“东南飘零”——之所以叫“飘零”，是因为他的行踪不定，且又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即使是在做官，也是时间极短。说他是游宦也行，说他是游历也行，但他在这一时间之内的主要目的还是找工作。

在交通不方便的古代，一个人，一个普通的小官微吏，能够在不长的时间南行东游，往返赶路，既不能公费旅游，也不能自驾，更不能免票，以所经路程之长，所到地点之多，是不平凡的，甚至是难于理解的。何况这并不是远途去赴任，也不是去游山玩水，而只是投师访友。他不像韩愈那样嗟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也不会像高适那样高歌“莫愁前路无知己”，更不会像李白那样“仗剑走天涯”，他只是想走南闯北，多点阅历和见识，多读名帖，也多交朋友而已。

当时的米芾，三十刚刚出头，由于自己的天资和勤奋，已经在书法上有了成就，也有了名气，可以算得上是三十而立了。少年得志，未免自视过高。他已经翻阅了许多的名帖，也见识了许多名碑，但要想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既需要更进一步开拓眼界，也更需要有高人的点拨，需要经过一种蝉蜕式的点化，才能得到颖悟，才能破茧化蝶而出。

米芾到惠州去的目的不明，从表面上看，他只是去看一个和尚，他原来是天竺的高僧净惠法师，后来到惠州驻锡。米芾原本只是为了访友去的，从长沙到惠州，有千里之遥，他肯跋山涉水前去，想必有深厚的交谊。但到了惠州之后，他却有意外的收获，原来惠州曾是苏轼任职之所，他在那里开凿有西湖，名声远播。苏轼在惠时，与寺中的海月和尚关系很好，经常到寺里去玩，他曾在海月和尚的画像上书写了赞。这幅画一直被庙里视为珍宝，张挂在方丈室里。米芾到寺后见了此画，为画上苏东坡的题赞所惊叹，认为此书法遒劲有力，不禁也起了兴，当即索来笔墨，在画上疾书，加了“书海月赞跋”。奇怪的是，他的这一通题跋，不是在夸海月的画像，只是在夸苏东坡的赞，似乎有点舍本求末了，想必此像的水平画得不怎么样。写完之后，米芾似乎觉得有些鲁莽了，在信札中解释说，我在画上题跋，并不是想和苏东坡并驾齐美，只是想夸赞这幅大家都说好的书法罢了。话虽这么说，米芾喜欢到处题留的个性却是显露无遗。但是他肯花精力和时间，走千里路，到惠州去只是为了看一个和尚，留一通题跋，委实难以理解。

尽管以上我引用了这些资料，其中有些是名家之言，也有些是后人的分析，但我比对了苏轼的年表和米芾的年表之后，还是对米芾的这一段行程表示了怀疑，因为时间不对。有人说米芾去惠州，那应该是在元丰四年（1081）的时候，然而在那一段时间以前苏轼一直在密州和湖州做官，以后就陷入了“乌台诗案”被放逐到黄州，根本没有可能去惠州。当他被贬到惠州时，已是迟在绍圣元年（1094）的事了，两下相差了十多年，因此米芾在他书写的“海月和尚赞”上加的跋即使有此事，也肯定不会是在惠州，而是在其他地方。我记下此事，仅是作为米芾对苏轼崇拜的一个例子。

米芾对于苏轼这位文学兼书法大师，以前只是遥远地景仰，现在他产生了要与大师见面并讨教的想法。当时的苏轼已经名满朝野，虽然他的仕途时顺时衰，但他的才名却不为所掩，相反却是因一再贬谪而越涨越高。他每到一地，虽然处于穷乡偏壤，但只要一有文章写出，顷刻就能遍及城乡，人口传诵。米芾的此念，最初只是朦胧地隐存于心底，直到一年之后，居然得以实现。

米芾从长沙束箧北上，直到长江边的庐山，目的只是去看裴休的题书。裴休是唐代名相，在长沙和庐山的诸寺、塔中都留有题匾。他虽也善书，但在高手如林的唐代并不出名，米芾见了他的字之后，只是评价道“虽乏笔力，皆种种可爱”，说他“率意写碑，乃有真趣”，并没有从专业的角度发出评价，认为他非是书家，只是个业余写手。只是到了东林寺，他在李邕碑前，才发出了自心底的赞叹。

有一则明人笔记说，解缙藏有一幅李邕的真迹《永康帖》，原是米芾家的故物，还有他的印章，以后由米友仁加跋后进呈给宋高宗，高宗在帖上加了“唐李邕永康帖”六个字为额，可见米芾一向珍爱李邕之书。李邕是位书法大师，这一点对米芾来说毋庸置疑，他自小学的就是他的字。但是，如前文所说，他对李邕的感情，一直相对复杂而微妙。他其实是从心底佩服李邕的字的，而且学得很像。因为李邕毕竟是位大师，有唐一代，像他这样，能够用隶楷法来写成行书，又能非常厚重深沉的人，在前辈书坛上还是很少的。从小开始，他就受李邕的影响，以后又相继在多处见到李邕的碑，并且每次都在碑旁题刻，足见是真心发出的赞叹。庐山东林寺碑位于庐山东林寺山门内，此寺始建于东晋，是中国净土宗的祖庭，创始人慧远与陶渊明等人交谊的事天下传闻。此碑的碑文是李邕所撰，阐述了寺的创建史，碑上有“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的字，仍以他惯用的行书形式，不同于他碑多以正楷和隶为主。此碑刻于开元年间，分二十四行，每行五十二字。此碑立后，如同《麓山寺碑》一样，成为唐宋诸书家的观赏之极品，碑末早有裴休的题刻。米芾所观的，就是这通碑。米芾看后技痒，也随着在碑上的裴书后跟书了“十月十六日，楚国米黻”这九个字的留名题刻。可能是既表示自己来观赏过这通名碑，也表示与裴书一比高下的意思。随着他题后不久，他的朋友蒋之奇也跟着题了跋。但此碑在金代毁于寺火，以后虽有寺僧据拓本重刻，又屡遭破坏而残破不全。等到翁方纲来看时，已是多次翻刻的了，翁大加感慨，又在碑上刻下自己的留名而去。看来，中国文人的留刻之癖已经积习难改了。

米芾的这一番远途旅行，纵贯数省，总体来看，是为了扩大眼界，结识朋友，游历山川。可是，他并不是个闲人，还是个朝廷命官，只不过稍有余暇、正在等待再次分配而已。他的远行，最根本的，还是要谋生，要谋官，要找一份好的职业。虽然他的书法已经很有造诣、也很有名气了，也有可能以此获得一点酬金，但要想以书法来当饭碗，当职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古代没有职业的书法家，古人认为写好字是天经地义的，是一个读书人的必备的修养之一，哪能拿写字来当饭吃？米芾要想吃饭，还是靠做官，去领取那几千文的月俸来养活家人。不过，这一段时间却是米芾最为适意悠闲的状态。

按翁氏的年谱说，下庐山后，米芾又过山阳（今江苏淮安）。从江西的庐山到山阳，这路并不顺，为何要去？这要看他最终的目的地是哪里，但无论是他从庐山到汴梁，还是去江南，都没有必要经过位于江北的山阳（只有从润州到汴梁去才会路过山阳），他似乎是绕道了。为何要绕？他在这里得到了欧阳询的《庾亮帖》，又遇到了李公麟，李作了《山阴图》一画送他。

为了一轴帖，就绕道千里去山阳，这事于理说不通，米芾似乎是有点疯。当然，遇到李公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是“遇”而不是“期约”，是偶然的相遇，他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并得到画，就无法解释为何绕道山阳。

宋人一则笔记中说道，米芾与李公麟相遇于山阳，两位大画家和大书法家就此相识。李公麟大米芾三岁，当时的画名已很高，两人年龄相仿，志趣又相投，都是刚刚崛起于文坛上的新秀，踌躇满志。因为李公麟善人物画，米芾就和他说起自己曾在江南的寺庙里见过一幅画，是南唐时顾闳中的作品，画的是东晋时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和支道林四位高士同游山阴的故事，顾闳中就是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米芾盛赞此画画得非常精妙，被寺中的老僧视为拱璧之宝，不肯借给他。李公麟听了他的话，当时兴起，说：“这有何难？我为你画一幅。”他就拿起笔来，根据米芾所说的故事，以想象作了一幅画，俨然“潇洒有山阴放浪之思”。米芾一看，认为李公麟虽没有见过真迹，但与他所见的旧画非常相像。当即在画上题了跋，称赞这幅画“迥若神明，顿还旧观”。李公麟在画上题了“南舒李伯时为襄阳米元章作”的款，并盖上了自己的印，把这幅珍贵的画送给了米芾做纪念。想必米芾也回赠他的书法以报。

这两位艺术家就此结成好友，以后一直保持着友谊，并有过多次见面并合作的机会。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他们竟然会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两种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彼此的画风拉开了距离，保持着个性。

还有资料表明，米芾在元丰五年（1082）时，曾在青龙镇做过镇监。镇的规格小于县，他以长沙掾的级别降格去当一个小小的镇监，如何肯去？只能理解为实在难以找到工作，就业很困难。

从庐山去青龙镇，要经过苏州，米芾在那里逗留，并在吴江留下了《吴江舟中诗》。这是米芾最早存世的行书大字帖，尺幅极大，横向达五米六的长度，有一百二十五个字。这幅帖写得跌宕恣肆，飘逸飞动，远胜长沙诸帖，有几个字几乎从上到下，直贯纸边，字体已带有草意，想必当时的心情很好，已经踌躇满志。根据这幅字，可以判定他在赴青龙镇监任时路过吴江，因为两地相距不远：

吴江舟中诗

昨风起西北，万艘皆乘便。

今风转而东，我舟十五纤。

力乏更雇夫，百金尚嫌贱。

船工怒斗语，夫坐视而怨。

添槔亦复车，黄胶生口咽。

河泥若祐夫，粘底更不转。

添金工不怒，意满怨亦散。

一曳如风车，叫啖如临战。

旁观莺窦湖，渺渺无涯岸。

一滴不可汲，况彼西江远。

万事须乘时，汝来一何晚！

（朱邦彦自秀寄纸，吴江舟中作。米元章）

这样一首言及民间疾苦、如实写生的作品，在米芾的诗中是少有的。诗中描写了他在吴江舟行的艰难过程，说船工纤夫们抱怨逆风难拉纤，但是加了钱之后立刻变得有劲了，此诗只是如实记录，发泄了个人的怨愤而已，与李白的《丁都护歌》相比，立意并不算高。然而书法却写得飞动，很有价值。跋中提及有人从秀州（今浙江嘉兴）寄纸来求书，说明他当时已经书名大振了，行情不错。

青龙镇就是今天上海市的青浦区，是个古县。但他的这段经历述之不详，有很多专家的研究中都未提及此事。只是在当地的方志《青浦县志》上有简略的记载，说他在此任过职，还说他在这里写过《隆平寺经藏记》。说得言之凿凿，还有人在后世看过米芾的这通碑。但我在青浦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米芾即使有任职，时间也必不会太长。

接下来就是拜访王安石和苏轼时间先后的问题了。尽管多有争议，但我还是相信米芾自己的记载，他总不会搞错。如果是从青龙镇去金陵，再西去黄州，那就顺路了。

短短的青龙镇一任结束后，米芾接到刘庠的信，说他出知江宁府，请米芾去当从事。从事一职，跟从之事也，虽然这并不是个独当一面的官，还是个吏属的副职，但聊胜于无，米芾还是扬帆西去了。

刘庠在宋史上也算是个名臣，字希道，八岁时就能作诗，以后当了将作监的主簿，专管宫廷里的建筑制造等事，相当于制造局。他有多条奏折都被皇帝采用了，说明看问题准确，因此很受重用。在对北方契丹划界的意见上，也有多条被用，在朝廷中名声很重。刘庠任开封府尹时，王安石想和他交结，关照门官说：“今天我不想见客，要是有其他人来就不要放进。但如果是刘庠来见，你们立刻告诉我，要见。”但刘庠却不买这个账，还不想去见王安石。有人劝他去，他说：“我见了他，要说什么？他自从当了宰相之后，没有一件事是得人心的，要是他问起我‘青苗法’‘免役法’如何时，我怎么应对他？”他对王安石施行的新法很有意见，不肯附会于他。刘庠后来改知江宁府，米芾就是在他刚到任时接到邀请的。刘庠是雍丘人，以后米芾到他的家乡去做了三年的县令。

在宋代，举荐一个人和被人举荐，是相当重要的事，这是朝廷的用人政策之一。倘若被举荐的人是个可用之才，朝廷会说你荐人得当，如果这个人出了问题，你就得承担举荐不当的过失，会被连坐，甚至会因举人失察而失职。被人所推荐也会因为此而获誉，米芾晚年就曾抱怨说，我已经被人十四五次推荐了，为什么还不被重用？

没想到，最意外的是，当米芾风尘仆仆来到江宁时，刘庠却因为被他举荐的人接受贪贿而受牵累，以“举人不察”而去职了。刘米两人原来只是相知，却是并未相识，从未见过面。刘庠既被贬谪，米芾也便没了饭碗，反而成了投靠无主的落魄之人。人去楼空，失望之情，无法言说。

不过，米芾到底是米芾，他自有化解的办法，因江宁，他想起了闲居在此的前宰相，大名鼎鼎的王安石。米芾想去拜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