癫狂京师_关于米芾的故事

癫狂京师_关于米芾的故事

元祐二年（1087），米芾丁忧期满，回到汴梁等待再次任命。

离开汴梁才两年多，朝中已非当日之模样，当权的皇帝和臣子都已换了。小皇帝哲宗才十岁，一切事务全由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做主，比后来的慈禧还威风。高太皇太后是支持旧党的保守派，一向对新法持异议。现在神宗驾崩，她来垂帘听政，权柄在手，立刻改弦易辙，宣布与以前的一切新法拜拜。她召来司马光，让他任门下侍郎，次年又升为尚书左仆射，即左宰相，主持国政。司马光已经老态龙钟，还是临危受命，起用当年反对新法的刘挚、范纯仁、吕公著、苏轼和苏辙诸臣，把推行新法的干将蔡确、章惇和吕惠卿等人全部降级或罢免。

司马光为人正直，在当时有极大的声望，但当他掌权之后，还是暴露了他刚愎自用的性格，他迎合高太皇太后的心理，急欲把他以前所嫉恶的一切去除，下令天下，革除一切以前颁布的新法，王安石前十几年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一些制度和人事，全部被推翻，《保甲法》《方田法》《市易法》《免役法》《青苗钱》等新政悉数罢去，王安石和神宗皇帝所进行的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改革就此中止，历史又退回了原状。这一段历史，被称为“元祐更化”。幸好这位荆公在变革的第二年去世，否则依他的执拗性格，会气得半死。而仿佛老天要示公平，那位与他抗争了十几年的司马光，也在当年去世，两人终于结束了彼此的恩怨，携手共入天堂。

但是，新旧两党领袖的升天，并不意味着这一场争斗能够止息，居于朝堂之上，刚刚上台的旧党正在借助皇家的力量，对新党发起除恶务尽的清算运动，下令把以王安石为首的三十多位新党人物列为“奸党”，公告全国，毁誉天下。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旧党本身这时也发生了分裂，产生了由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及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其实这三党的分立，并非是因为政治观点有多大的区别，而是因为一些看法相左，就转而互相攻击对方的品德，旧党就此“三家分晋”了，彼此观点不对，就说对方是“小人”，要别人下台。

就在这样一种混乱的政治环境下，米芾结束了丁忧期，解服回京，等待他的第二次分配。(www.guayunfan.com)对于任何一位官员来说，丁忧无异于是悬挂于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随时可以落下来，而把他的仕途斩断。只要双亲一去世，所有的工作都立刻停顿，放下一切，扶柩还乡去做你的孝子。等你再度回来时，原有的一切机会都已失去，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动过去了两年多，所有的都是人是而物非了。你得再行努力，你得再钻营，你得再走门子，央求吏部的官员们能够给你一个好位置。

可是，这一切对于中下级官员来说，又谈何容易！《宋史》中说，哲宗时全国的官员人数是二万八千余员，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官多职少，难以分配。加上程序复杂的“磨勘法”和“内诠法”的制约，使得一个官员要想经过“三任七考”之后能够谋到一个好位置，真正艰难。

有道是：朝中无人不做官。米芾此番的回京待命，他能恃的是谁？谁能在朝中帮他谋到一席好位置？

在不谙世事的米芾看来，眼前似乎一切大好：被他视为亦师亦友的苏轼现已回京复职，身居高位，任中书舍人，受到高太皇太后的重用，大红大紫；担任吏部侍郎的是他弟弟苏辙；他的好友蒋之奇正担任着户部侍郎，他们不会不帮自己的忙。再说，高太皇太后的家属都是一门贵胄，他们与米芾从小相熟，是一起在濮王府中长大的哥们儿，现都在京师任要职，也可助一臂之力。最紧要的关头，可能还可以替他去求那位高太皇太后，她是可以一言成旨、扭转乾坤的。

除了那些重臣贵胄，米芾还认识一些名人和文士，他们虽然并不掌握权柄，但却具有话语权，能够左右社会舆论，影响公众。比如一些著名的画家、一些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词客，都是米芾多年来文字相交的朋友，交谊也并不浅。

怀着满腹的自信，带着一肚皮的憧憬，米芾乘船上路、回京待命了。他相信，在前面等待着他的，必是一番锦绣前程。他兴致勃勃地沿着汴水向西北行，在路过安徽宿县的时候，居然还幸运地购到了一帧李邕的书帖，他急不可待地在船上就自行装裱好了这帧书帖。书画的装裱是件大事，“三分画，七分裱”，轻则会把珍贵的作品装裱坏了，重则能把作品剥了层、造了假、掉了包，那就一钱不值了。不知米芾是从何人处、在何时学来这等匠人的本事？不过为了这通他心仪的书帖，他付出的代价未免过高，用了五幅张萱的画才换来的。我们一向把米芾看成是书画并称的两栖艺术家，但在他自己的心中，这两项却是有所仲伯的，他首先看中的是书法，这是他最为自傲的一行，其次才是绘画。翻翻他的记录就可以发现，他一般都是用画去换书法的，而且大多是用多幅的画去换一幅字，在他的心目中，画显然没有书法的价值高，这有悖于一般人的价值判断。

汴梁是北宋时的都城，也称东京，以与西京洛阳、南京商丘相区别，就其地势、景物和出产来看，并不占优势。它位于一片平原之上，其北面除了黄河，几乎无险可守，左边也无险可依，与长安和洛阳根本不能相比。自从春秋之后，除了魏国，没有一个王朝把首都建在这里。只是因为唐末朱温的根据地在这里，所以做了五代四朝的王都，北宋也就以此为都，经过近两百年的建设，这一座城市到了北宋中晚期不仅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并成为当时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由于占了水陆交通的优势，又位于中央的腹地，从而形成了一处四方辐辏、官贾云集的地方。汴梁当时的那番状况，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序”中所描述的那样炫目辉煌：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歌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相竞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笔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

对于这样一座庞大的城市，米芾不是第一次来，而是相当熟悉的了。他自小跟随父母来过这里，在濮王府里度过一段恰似王孙般的生活——是“恰似”而非“确是”，因为毕竟主仆有别。他也曾跟随着小王爷们，出入于王侯之家，官宦之第，也曾见识过那些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曾见过那些身着紫绯衣、腰佩金鱼袋的贵胄们，他当然热衷于那样的生活，也极度羡慕向往那样的生活。然而，他那冗浊的出身和外放南边之地的经历却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虽然自己能够厕身于显贵之间，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他绝不是能够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他只配做在底层沉浮的下等官员，而且一做就是十几年，毫无升迁的希望。

他有点绝望，有点沮丧，有点牢骚。

然而，他又和一切士人一样，在心底还没有绝灭过平步青云的希望，还萌生着陡生富贵的念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被人提携，直上朝堂。他自己知道，除了自认有恃的那些条件之外，还有一个最有利的条件，那就是他的书画，以及鉴赏的水平。凭着这一点，就能填没横亘在他和权贵们之间的鸿沟，就能使他通达一切的王公贵族、首宦巨富，他只需手执一卷就能敲响那紧闭着的朱门，甚至能够登堂入室、一窥堂奥。

北宋整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极浓，当时的士大夫文化水平极高，喜欢收藏字画文物，好古之风极盛。且不说欧阳修和赵明诚那样的收藏大家，即使是中下层的官吏武将，无不喜欢收藏字画，连大字不识的高公绘都会去买韩干画的马，时风可趋就可想而知了。米芾一则以书画而名世，二则以自己丰富的收藏而名世，三则以精鉴而名世，过他眼目的历朝极品不在少数，而且鉴定水平极高，这三大名声就足能使他走进一座又一座的显赫豪门。

米芾可能也已经知道，光凭自己的出身、经历和背景，甚至囊中的银子，都不足以和那些云集于京师的待补官员们相抗衡，即使光凭自己的能力，也断没有经纬之才，为相之道，他只能把自己两年多丁忧的简历和述职报告递到吏部，等待那些官僚们接见和放恩，一切都只能凭机遇了。

但是，他可以剑出偏锋，另觅渠道。

自古以来，中国的很多文士都以狂放不羁的性格，以及不同凡俗的行止而出名，他们或是如屈原一般狂歌当哭，行吟泽畔；或是如嵇康、阮籍一般冷眼阅世，佯狂避祸；或是如顾恺之一般痴绝嗔怪，落笔如飞；或是如李白一般恃才傲物，醉卧长街；或是如张旭、怀素一般不守法度，挥笔横洒；甚至如王洽一般掷杯向天，以发濡墨。这些被人视为的癫狂之徒，或者是自身的性格有缺陷，因事刺激之后，一时控制不住，便会做出些过激的行动来，以头抢地，狂哭呼号，犹如疯子。还有的人因为受到强烈的刺激，内心压抑，平时或如常人，但如果遇到不平之事，或者受到诱导，便会择机释放，一吐胸中之块垒。也有人自视极高，然而现实之中却是屡受歧视，备受折磨，也会显出不同行为来。也有人比较特别，他的癫狂是佯装出来的，或是为了避祸，或是为了表现自己与人不同，以吸引别人的注意，这样的人物，则又别作他论。

奇怪的是，这样的狂怪之人，多是文学艺术界中的才子，他们癫狂的行止，不仅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创作，反而为他们平添了激情的创作动力，他们那无穷的创造力就在这种非凡的勃发之中得以升华，反而为他们增添了一层天才的光辉，与常人相比，这种狂怪之人的笔下出现的多是惊世骇俗之作。他们的癫狂，不仅为他们的故事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倍数异常的发酵剂。

弗洛伊德认为：“一般所谓精神不正常的人，并非不正常，只因为他们所受异化最少，所以他们的表象，总和习惯社会的一切抵触，这便出现所谓‘精神病’之说。”这样便从病理学说的角度来解放了一大批被视为是“精神病”或“疯子”的人。

米芾一生以癫而名世，这种癫曾被世所诟病，既影响到他的仕途，但也促进了他的创作。世人和后人都对他的这种癫论说各异，有人认为他是真癫，有人则认为他是佯狂。其实，有很多艺术界中的人对某种事物非常专注和执着，甚至到迂阔和偏执的地步，他一心投入到艺术中去，专心研究，不骛他事，甚至不知人间的冷暖寒暑，不谙世事，只对书本和艺术关心。这种人往往是事业的巨人，却是生活的侏儒。他用艺术之眼来看待世间的一切事物，用极纯洁之心去对待一世事物，认为天下一切皆好人，没有任何污垢和阴暗。但倘若他与复杂的社会一经接触，便会使自己心中筑就的冰雪世界全盘皆毁。米芾的癫，并非到达疯狂失态的地步，也并非是精神分裂症，而是对古人世界的执着和专注，一心投入到晋唐世界中去，与王羲之、颜真卿为伍，与褚遂良、李邕对话，以致整日喃喃自语、手不停挥，浸淫于其中而不能自拔，这种境况下，他的癫，其实就是类似顾恺之的一种痴绝，是一种忘我的投入。

书斋与社会大不相同，倘若米芾只是在他的书斋中如此痴绝，那还不成问题，可这位癫人，却是把这种痴绝带到了社会上去，带到了汴梁的市井长街上去，带到了官府衙门中去，就无人不说他癫了。一般人是无法进入他心中的艺术世界的，也无法理解他的癫。

当然，也不排除米芾有意装名士的做法。一位才高艺绝的艺术家，虽然不必处处与众不同，但也可以在行为举止上显示出一种独特的个性。嵇康的裸衣自处已经是一种极致，是对于乱世的一种反抗。米芾所处的社会和他的际遇，还不至于如此的忘形，但嵇康等名士特立独行的做法，却给了米芾以影响。三十七岁的米芾，已经在江湖文坛上有了名气，也算得是一位誉满京师的名人了，他来到京师求职，在京师遍访名家，必须要出奇出格，才能使别人注意自己。汴梁是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全国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要想在这些人精中冒出头来，并不是件易事。

米芾在京师，经常会出席一些社会活动，大致是饮宴聚会、朋友笔会、携妓游园、交往唱酬，或者是出入于王公贵胄之门，这些都是社会中上层人士的活动，着装必须讲究。虽不至于缨簪冠冕，全穿朝服，但也不能穿着布衣麻服。米芾在此时，就以一种奇装异服出席。有关书籍中说他“洒落不群，冠服多用古制”，被人称赞为“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中国人的服装，除了元朝和清朝之外，似乎是千年一贯制，都是那种长袍大袖，很难分得清每一朝的区别，或者就以明朝的服装来代替了一切。其实，中国古代的服装虽有着基本的制度，但在不同的朝代还是有区别的。例如从周朝时确定的“上衣下裳制”，即长袍大袖的深衣，到了赵武灵王时，为了适应骑兵作战的需要，就改为“胡服骑射”，即穿上了窄袖长靴，干净利索多了。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在士大夫中流行过一种头戴漆纱笼冠、穿大袖宽衫的服饰。到了唐代，造型又有所不同，文人士大夫阶层多是以幞头和袍衫为主，幞头的两脚为细长的带状，打结后自然下垂在脑后。袍衫则是以织有暗花图案的丝绸做成，圆领而窄袖，不同于以前的宽袍大袖。袍衫的颜色则看各人的官阶而有所变化，紫色为贵，青色最低，“江州司马青衫湿”，应是下级的七品官员。到了五代宋朝时，幞头已经变成了帽子，不用软的纱巾来包裹头，而是戴糊成的帽子，帽后的两脚变为硬翅伸出，形状可变化。这时幞头的颜色已不仅是乌黑，而是有各种颜色的变化。身穿的长衫上也可以没有暗花，用罗做成，也有圆领和交领之分，袖子已较唐代为宽。

米芾对这种当时流行的服装并不满意，他要自创新式。服装往往是个性的一种显现，表现在他身上就格外分明。米大官人不穿纱帽窄袖的宋服，而是穿一种奇装异服：他头戴一种极高的檐帽，身穿宽衣大袖的长袍。米芾自创的这种服装，自诩为是学习唐人旧制。可是唐代一般都是穿软翅的幞头和窄袖的圆领袍衫，没有他这样打扮的。如果要细究一下，这种高帽宽袍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才有的。或许是米芾的心中久久以晋人书法为师，连装扮也要师法晋人了？

其实，像米芾这样穿戴着奇异冠服的人，还大有人在，宋代对士大夫的服装颜色有所限制，但对冠帽的要求并不严格。为了标榜自己与众不同，宋人多喜戴形式各异的帽巾，当时就有东坡巾、程子巾、山谷巾、高士巾和逍遥巾等样式，苏东坡就戴一种筒高檐短的高帽子，翩然出游，当时有多人模仿，但也没有人笑他怪异癫狂。在这一点上，我要为米芾鸣不平。

米芾在汴梁就以这样的做法来博取名声，吸引大众的眼球，好比是今天的明星在街头卖萌作秀，成了当时京师的一道奇异风景。有一次，他出门赴宴，戴了一顶高檐帽，结果帽子太高，无论如何，也不能戴着帽子坐进轿子里去。米芾又不肯让随从代劳拿着，生怕他们弄脏了自己的帽子。左思右想，最后让随从拆了轿子的顶盖，这才安安稳稳地坐进轿子里，帽子伸出轿子外，高出一大截，奇奇怪怪，招摇过市，一路上为人所惊笑。半路上遇到了老友晁以道，晁以道见状，也忍俊不禁，说道：“米兄，你简直就像是坐在槛车里示众的囚犯啊！”

米芾也笑：“你看我这模样像什么？”

晁以道抚掌大笑，说：“我看你像个鬼章！”

米芾听了也笑得不行。

鬼章原是凉州西羌人部落的酋长，时常来骚扰边境。这一年，朝廷派出名将游师雄出兵西北熙州，击破了鬼章部，把他生擒，用槛车押送至京师，在皇宫门前示众，这事满朝轰动，百姓都涌出来看这一个闻名能令小儿止夜啼的异族首酋。在那一时间内，满城争说的新闻就是他。由于鬼章是少数民族，髡发雉尾，裘衣鬃领，服装非常怪异，晁以道才这样说米芾。

米芾的敲门砖就是书画，他凭着这一技艺走进了不止一处大门，甚至王侯相府。因为他的精于鉴定，京师的人又富于收藏，好古成风，一有佳物，便急于向朋友们炫耀显摆，也急于找行家来鉴宝，评定真伪等级，在这一方面，米芾是专家，名声早已远传，于是，他经常出入于官宦之家的朱门，忙得很。驸马王诜、宗室赵令穰、太师李玮、高太皇太后的侄子高公绘，这些皇亲国戚的府上，他也照样登门不误。

按理说，米芾前半生的收藏极丰，眼界也算是极高的了，可是当他在朋友王涣之的引荐下，一起进入了检校太师李玮的家里时，也不禁吃了一惊。原来他家里竟然收藏有晋代各位名家的墨帖十四幅！以前，米芾要是能够收到一幅晋帖就算是至宝了，还要用重金或者名人字画来交换，这一大堆晋人宝帖就堆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散发着纸香墨香，实在是太诱惑人了！李玮也是个喜爱前人墨迹的人，为了求得这批帖，他花了不少心血。这批墨宝中几乎集中了晋代知名书法家的作品，包括了郗鉴、郗愔父子，谢安、谢万、谢方三兄弟，晋武帝、晋元帝，名臣王濬、张华、王戎、王衍、王涯、陆机和陆玩，共十四家。这些人中，有的就是名垂千古的大书家，有的虽不是书家，而是名臣或名人，甚至皇帝，但他们的书法也足以可观，何况从东晋到北宋，已经有了七百多年的历史，有的上面印有唐代的一枚“开元”小印，一枚“太平公主”的印，足够古久，也弥足珍贵。李玮是位驸马爷，在朝中任检校太师，他是个天潢贵胄，家中饶有财物，又喜于收藏，眼力特高，专力于晋人的法帖，在京师之中一向享有盛名，但非有识宝之人，他断断不会取出来示人的。

李玮的这批晋帖部分来自于王溥。王溥的祖宗原是五代时的宰相，家世富有，书画名帖很多，宋太宗曾借去他家收藏的部分法帖去出《淳化阁帖》，以后又归还给王府，其中的郗愔帖和谢氏帖转归了李玮家。还有一部分是从另一位驸马爷王诜手中买来的。米芾与好友王涣之在李太师府上的花园里饮酒，看他收藏的书画。李玮见到此等鉴定界的高人，忍不住炫富，便把这批珍贵的书帖取出来给他们欣赏，但由于年代已久，保存不好，原裱的书轴已经破烂不堪了。除了那些宝贵的书帖之外，李玮还收藏有一批八幅李成的山水画，看得大家目瞪口呆！米芾趁着酒兴，把书帖的枣木轴扯掉，把轴池中的书帖拆下，自己和王涣之亲自动手，重新装裱，又成一轴新装。大家见到米芾显露出此绝技，都哈哈大笑。李玮见旧书已经焕然一新，非常高兴，请他在新轴上加题。米芾也不客气，提笔就在上面题上：“李氏法书第一，亦天下法书第一也。”这件事成了当时的一件雅闻。

就是这批宝贵的晋帖，让米芾大大地开了眼界。自从苏轼在黄州指点他书法要从唐溯晋之后，他对晋人的兴趣便如痴如癫，一心专习晋人法书，也专心收罗晋帖。这次一下子见到这样多的晋帖，除了羡慕，也更加眼红，恨不得购为己有。他日后刻意收罗晋帖，终于大有所获。

米芾在汴梁等待再分配的时间很漫长，而且并不顺利，看来吏部的那些官僚们并没有把这位虽然善书，却是不护细行、别人颇有微词的下层官员放在眼里。可能米芾也去过高府，想托高太皇太后人情。可是高太皇太后正在主政全国，号令天下，不是轻易就能见到的。何况她对自己的亲属都铁面无私，绝不徇情。米芾自己的母亲又去世了，不能再替他去走门子，因此这事就一再拖下来了。

其实，依米芾的这种状况，他应该心中明白，朝廷虽然重文，但对他这种痴情于艺文的人是绝不会授以重任的。无论是在前朝还是在当朝，一位文名极盛却不拘小节的人是不可能进入仕途的最高段位的。在朝廷的吏部官员看来，这样整天疯疯癫癫的人，不配做职级高的官员，不能把生死予夺的大权交给他，不能以千里之地相托，只能放到下县里去当小官，他得不到重用也就可以理解了。

因此，尽管米芾在京留滞的时日已久，但对他的任命还是迟迟没有消息，他就只能一等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