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就义_李大钊被捕资料

从容就义_李大钊被捕资料

1926年3月17、18两日，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联络组织了抗议美、英、日等8个《辛丑条约》关系国公使因“大沽口事件”提出的“最后通牒”的请愿、国民大会和示威游行运动。李大钊作为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了18日的国民大会和游行。游行群众在铁狮子胡同临时执政府门前遭到事先埋伏的卫队的血腥镇压，是为“三一八”惨案。

18日晚，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等在段宅开会，决定对集会游行的群众领袖从严惩办。次日，政府发布了逮捕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

此时，北方政治形势已经恶化。几个月前，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在“拥段反奉”的旗帜下，发动了讨奉战争，同时联合一些皖、直军阀包括国民军首领电请吴佩孚组织讨奉联军。但吴佩孚在汉口宣布就任14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不忘前仇，以冯玉祥国民军为讨伐对象。奉系内部郭松龄倒戈失败后，吴佩孚与张作霖取得谅解，形成奉军、直军、直鲁联军共同进攻国民军之势。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发动了大规模的拥护国民军，反对奉系军阀，推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群众运动。皖、奉军阀对国共两党，特别是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反动压迫因之愈加猛烈。

“三一八”惨案发生时，标榜为国民效力的国民军并没有给人民以保护和支持。事后，由国民军将领李鸣钟担任司令的北京警备司令部亦发布禁止群众集会的命令。这使国民党的领导者有理由认为，国民军有“脱离民众而与安福系勾结”[53]的倾向。李大钊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同国民党驻北京的另外两名主要负责人李石曾、徐谦讨论后认为：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表明“他们决定要对国民党发起攻势，迫使冯玉祥明确表示他与我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必须撤到南口，在那里修筑防御工事。国民军撤退之前必须粉碎“安福俱乐部”，赶走段祺瑞。国民党应当帮助国民军保存有生力量。[54](www.guayunfan.com)不管是出于对国民军倒向反动派的担心，还是准备应付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来自政府的更大压力，都有必要考虑从事地下工作的问题。因此，李大钊等于1926年3月下旬，关闭了设在翠花胡同的国民党党部办公处所，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个旧兵营内。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一同住到苏联使馆内。

似乎是李大钊等的建议起了作用，4月9日夜，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包围了国务院，推倒了段祺瑞政府。但鹿同时恢复了曹锟的自由，并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一切”，仍打算实现国民军和直系军阀联合，共同制奉的局面。结果在遭到吴的再次拒绝后，国民军才终于不得不撤出北京，退往南口。几天后奉军和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在奉系和直系军阀的高压之下，北京已无法开展群众工作。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徐谦、顾孟余等相继离京南下，中共中央也准备调李大钊去武汉。但李大钊认为北京的工作仍很重要，坚持留下来。

在苏联使馆内居住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大钊除了在中共北方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上继续发表一些文章外，投入较大精力的是配合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继续从事北方非奉、直系军队的统战工作。他曾委托于右任去苏联说服在那里考察的冯玉祥，致使冯下决心回国，发动了“五原誓师”。他还致信晋系军阀阎锡山，劝其参加北伐。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阎锡山后来将自己的军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山西改悬青天白日旗。他并非帮助共产党人，而是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保住和扩大自己的地盘。冯玉祥后来充当了国民党宁汉两方的调停角色，亦丝毫没有给危难中的共产党人以帮助。尽管如此，他们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予以了支持，加速了奉、直两系军阀的灭亡。

1927年4月，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经过较长时间侦察，发现了李大钊等人的行踪。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军警300余人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连同滞留北京地区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及苏方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此后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时光。

没有什么确凿的材料证明，李大钊在看守所或审判中受到了“严刑拷打”；[55]也没有什么材料确证奉系军阀采取后来国共对立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待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那样的作法：让李大钊写一份脱离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声明或“自白书”之类，作为恢复其自由的条件。[56]但有一点，张作霖与后来的蒋介石是相同的，就是对于李大钊这样的人物是杀还是放，取决于他在当时的形势下想要造成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李大钊被捕后，表现出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私无畏的英勇气概，他“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57]；“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58]。他“在狱二十余日，绝不提家事”。当他在审讯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自己的妻子、女儿时，只静静地看了看她们，没有对她们说一句话。[59]

他的这种无私无畏，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和对中华民族一定会独立，社会主义一定会在中国实现的信心，也来自他对人生的透彻看法。

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是宇宙那川流不息的大实在和那宇宙无限的青春的一部分。

他在1920年时写下的一篇散文中说道：

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即相交替），才成无死无终的大生命，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60]

他认为：人的乐生怕死，是由于有一种“依恋”的“惰性”：由旧居迁到新居，总不免留恋故居，其实新居未必比旧居有什么不好；“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栗。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于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61]

对于生死这样的豁达，对于死甚且有“跳入其中，……也还有一种的佳境”的想象，使他勇敢地面对人生，更勇敢地面对死亡。不过，诚如人们所熟知的，他并不赞成无谓的死，而是主张发展生命，美化人生。他只是提倡为了真理，为了美好人生的创造才去牺牲。那种牺牲才是一种“佳境”：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专在壮烈的牺牲中。[62]

这不仅是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更是他的观念、信仰、追求！

面对审判的他也许想到了生还的可能，他要为自己，尤其为自己的同志争取生还的机会，因为生存才能继续为他追求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他也想到了死，他对死亡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因为死亡会使他和同死的同志们的行为更为壮烈，会使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亦即那革命的、进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华。

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自信自己的事业言行有益于国家、社会、民族、人民，有益于全世界、全人类。无须掩盖，无须隐藏，无须曲饰。因此，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自己为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而求学、留洋、探索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的同时，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在国民党中从事的组织活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诛连，则钊感且不尽矣！[63]

与此同时，他在两份“供词”（其中一份长达5000余字）中，几乎问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国民）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革命步骤”、“（国民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情况、活动经费来源和收支情况、“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及传达方式、被查抄文件所载会议记录所涉人员、“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与冯玉祥、阎锡山交涉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组织情况、“CP是何符号”、“大学或民校”字样含义、第三国际共产党与“黄色”工团问题等等。[64]

李大钊的供词是坦率的，同时也是巧妙的，充满智慧的。他固然如实讲出了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和北方设立的情况，但当时奉、直军阀控制的地区仅局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汉口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亦对之无可奈何。对于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李大钊则以“说不清”对之。这就使奉、直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也无法确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实情。他固然讲到了国民党一度在北京地区工作的要员的姓名，但同时说到这些人现在均已离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无下落者便无从追踪查找。他在问答“革命步骤”的问题时，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回避具体活动。他坦然承认反对现政府，但对于请求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一事和有“联俄反奉”、集中哥老会等内容的中共北方区通告却予以否认或回避。他既回答了共青团的情况，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情况……这些大概就是当时报刊上说“李无确供”的原因。

正如在《狱中自述》中没有谈到共产党，在“供词”中，他亦尽可能不谈或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当审判官问到“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时，李大钊回答说：“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他当然并不否认自己亦是共产派的首领——从当时外间的报道来看，这一点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但他谈的大多是国民党的情况，涉及共产党组织时，也尽可能地和国民党的情况一块来谈。这固然是因为国共合作后两党的工作多是在一起做的，同时的确表现出他有意无意地回避共产党情况的倾向。这大抵是因为国民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思想在当时有着更多的同情者。甚至当孙中山在世时，尚有一度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对直系的历史。李大钊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保守秘密（国民党的活动相对来说，无秘密或少有秘密可言），又可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和其他被捕同志的形势。这是李大钊在敌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表现。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和若干私立学校的校长两次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并派代表谒见张学良，请将李大钊交法庭依法审讯。同时，经己在孙中山从事第二次护法期间转向支持革命的杨度活动，北洋政府政治讨论委员会推举梁士诒、杨度两人为代表、约同司法部长罗文干一同往见张作霖，陈述该会讨论后的意见：请将李大钊一案移交法庭审判，“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因为该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审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65]此外，公民李公侠等、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等均上书请求宽赦、释放李大钊；陕西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京津不少报纸为李大钊呼吁。

与此同时，军阀们却大多主张杀害李大钊。据《顺天时报》报道，张作霖曾为如何处置李大钊一事电询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7人，复电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张宗昌在复电中甚至说道：“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66]

对于张作霖来说，北京教育界及市民的要求不算什么，梁士诒的政治讨论会所述理由虽然重要，但搜查苏联使馆既已得到荷兰公使所谓“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的“谅解”，那么，处置几个“共产”分子，当然也不会遭到外国人的干涉。此外，据《晨报》报道“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汉口《民国日报》记者证实此“要人”就是蒋介石。不管这个消息确实与否，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变，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他当然也不会反对张作霖杀掉共产党人李大钊。至于来自国民军方面的警告和京津舆论界的呼吁，在张作霖看来，正好给他—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展示自己铁腕的机会。

4月28日上午11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戌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年龄尚未满38岁的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伟人逝去，巨星陨落。

然而，他的遗文仍在，他的精神永存！

他在“红楼”中为“振奋国群”发出的声声呐喊，有如晨钟之声回荡在祖国的天空；

他点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子已经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朱志敏：《李大钊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 - 4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