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阳祁氏家族与顾祠会祭_顾炎武的事迹

寿阳祁氏家族与顾祠会祭_顾炎武的事迹

在清代中叶的西北史地学人群体中，寿阳祁氏家族表现得非常突出[42]，与顾祠会祭也有着直接的关系。曾经亲身到过新疆、作有多种西北地理著作的祁韵士和他的儿子、做到军机大臣的祁寯藻都是这个学术潮流中的人物，祁家与张穆又是姻亲，许多西北史地著作的整理、校勘、刊刻都与祁氏家族密切相关。祁寯藻与何绍基、张穆的关系极为密切[43]，在咸丰年间，祁寯藻及其子祁世长保证了顾祠会祭的延续，更加强化了顾祠与西北史地这一新兴学术潮流的关联。

根据祁世长为乃父所写的墓志，祁寯藻在入值南书房的时候，军机大臣曹振镛知道其父祁韵士曾著《西域释地》和《西陲要略》两书，凡有相关军政事务都要征询他的看法，以至于“廷寄于山川道里，动合机要，万里之外不啻虏在目中”[44]。祁寯藻自己也说：“道光丙戌、辛亥间，回疆用兵。寯藻儤值之暇，考求边域，证之家著，始略知端绪。”[45]其实祁寯藻本人也有若干域外地理的作品，都未曾刊刻，其中包括《三姓山川》、《富克锦舆地略》、《珲春境内村屯里数》、《宁古塔村屯里数》，都是关于东北地理的，另有《京口山水考》，考订镇江一带地名，而他对于《三国志·魏志》的批点，绝大部分也都是地理的考证[46]。

祁寯藻对于道咸之际西北史地之学的繁荣有着相当重要的贡献[47]：第一，祁寯藻是祁韵士与张穆之间的连接点。因为姻亲的关系，祁寯藻事实上是张穆在京城的居停主人。除了校勘《西域释地》和《西陲事略》，张穆更在校勘《藩部要略》的时候，萌生了写作一部蒙古地志的想法，因有《蒙古游牧记》之作[48]。第二，祁寯藻是张穆、何秋涛等人西北史地著作的刊行者。咸丰八年，祁寯藻出资刊行张穆的遗著《斋诗文集》，第二年又出资刊刻了张穆所作、何秋涛整理写定的《蒙古游牧记》。第三，祁寯藻身居高位，对于舆地之学在朝政中的应用颇有关系。咸丰十一年八月，同治皇帝登极，两宫垂帘，祁寯藻也得起用。在随后的上疏中，他特别提到要年少的皇帝注意地理舆图：“至于天下舆图，亦宜渐次口讲指画，明其山川道里、关隘夷险”[49]。十一月，祁寯藻以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次年二月到京，与倭仁、翁心存、李鸿藻一起成为同治皇帝的师傅。皇帝初登极，自然要进讲《帝鉴图说》，讲毕之后，祁寯藻极力建议续讲“舆地之学”：“《大清会典》中有《皇舆全图》，各省府、州、厅分图，山川疆域形势，开卷瞭然，篇幅简明，易于指画，并有礼制、武备、天文等图，可资博考。”[50]祁寯藻如此注重舆图在帝王教育中的位置，其背后显然有着明确的地理学的学术背景，而他提到的《皇舆全图》，正是祁韵士当年编纂《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据以“译出山水地名以为提纲”的权威文献[51]。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战事的冲击，咸丰初年顾祠遇到了低潮，但是从咸丰五年开始，参与会祭的人数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到咸丰七年的秋祭甚至接近了50人之多，此后一直维持到光绪中期[52]。究其原因，是因为咸丰四年祁寯藻因病奏请开缺，次年他的儿子祁世长就成为顾祠会祭中的重要一员，到了咸丰七年，祁寯藻也开始出现在顾祠会祭的题名卷子上（尽管多是期而未至）。此后直到同治五年九月祁寯藻病逝，他在19次会祭中只有5次没有记录。对于咸丰中期到光绪年间的顾祠会祭来说，祁氏父子是无可置疑的支柱力量。(www.guayunfan.com)祁寯藻之子祁世长（1825—1892），字子禾，咸丰十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尹事务，谥文恪。自咸丰五年九月九日顾祠秋祭起，至光绪十四年三月十八日顾祠春祭止，祁世长共在《题名卷子》上出现了54次之多，在顾祠八十年的历史上，是参与祭次最多的一位，光绪三年以后并多以主祭的身份出现。除了同治五年至七年丁父忧、同治十一年至光绪二年出为安徽学政、光绪八年至九年出为浙江学政之外，祁世长于顾祠会祭几乎无祭不与。自光绪十四年秋祭起，祁世长再没有继续参与会祭，顾祠会祭遂于次年起中断，直到光绪二十四年移祀苏太谊园方才恢复。

由此可见，祁世长实是同光时期顾祠会祭的支撑者。另外一个证据是，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参与顾祠会祭的祁氏门人友生很多，其中如王轩、端木埰、乔松年、杨宝臣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端木埰更是顾祠的常客。无怪乎当光绪四年，祁世长邀请山西闻喜人、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1849—1898）参与顾祠生日祭的时候，后者所咏的诗篇径把寿阳祁氏当作顾祠会祭的发起人与主事者：“宣武城南慈仁寺，郁郁双松发寒翠。西南偏有亭林祠，寿阳侍郞董祀事……公家文端实倡首，醵金共买十弓地。建祠于今三十年，年年不废上丁祭。公也传经若韦平，未愧汉学一线寄……惟愿公及我同人，益倡实学回风气。勿令枵腹谈经徒，滥厕国家春秋试。”[53]“公家文端实倡首”、“寿阳侍郞董祀事”，一指祁寯藻、一指祁世长。自光绪三年至十四年曾16次参与顾祠会祭的王汝纯也有诗说“北学久榛芜，振兴公力伟。顾阎两大儒，遗书盈案几。顾大而阎精，后学识途轨。招集儒冠流，春秋歆禋祀。命我执豆笾，陟降旅拜跪。”[54]可是祁世长虽然主持顾祠会祭十年之久，却独好宋学：

年十三，随侍江苏学署。文端公用朴学倡导后进，一时幕府若俞理初、苗先路、张石州、胡光伯诸先生，训诂、考据、舆图之学，竞号专家，公一见能领其要。闇然内修，不以通敏先人，被服儒素，造次必于绳墨，冥心孤诣，所得于宋儒性理独多。[55]

即使生长在祁寯藻幕府这种荟萃一时考据学和舆地学精英的氛围之下，祁世长还是更倾向于宋儒性理之学，这固然与个人的性赋有关，但也相当契合咸同时代理学复兴的思想潮流[56]。从舆地学到考据学再到理学，寿阳祁氏三代学术倾向的变化是道光朝到光绪朝京城思想风气转移的缩影，祁世长以一位宋学家而主持顾祠会祭，也标志着同治以后顾祠会祭的逐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