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国民党陆军新编

浅谈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起义的历史背景和作用_牛化东将军事迹

董玉梅

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简称新十一旅)，在我党长期统战工作的影响下，率先在陕北安边举起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和平、要民主的起义旗帜，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支起义部队。新十一旅起义后，国民党军队中先后有许多将领率部起义。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及和平改编人数，共计170多万人。因而，毛泽东在延安接见曹又参旅长的时候，对该旅的起义曾给予高度评价，并称其旅的起义是“火车头”。

一、新十一旅起义的历史背景

一是新十一旅的组成成分较为复杂，有敌有友；二是我地下党组织派入新十一旅的人员比较多；三是新十一旅收容的部分掉队或失散的红军战士较多；四是具有进步思想的曹又参等新十一旅官兵，与我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较为密切、友好的关系。(www.guayunfan.com)1930年春，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新军阀酝酿内战，冯玉祥将其驻西北的嫡系部队调往河南，留下“杂牌军”苏雨生部驻陕宁边界一带，扩编队伍。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苏雨生部扩军之机，派部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苏雨生部，开展兵运工作。其中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贺晋年、张东皎、张秀山、牛化东、李树林、高昆山、石子健、黄育华、曹华山等。与此同时，曹又参和因“倒井”失败而羁留在陕北的部分青年，也在宁夏平罗参加了苏雨生部。当时，苏雨生部新扩编的部队番号为八旅、九旅，石子俊任九旅旅长，谢子长任副旅长，曹又参任参谋长。刘志丹任八旅十六团副团长。在此期间，曹又参与谢子长、刘志丹等共产党员有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1930年夏，苏雨生部被马鸿宾驱逐出宁夏，来到甘肃靖远。同年冬，苏雨生部移驻甘肃定西，进行扩兵与扩编。此时，曹又参辞去旅参谋长职务，就任新编独立营营长，并以共产党员为核心，掌握了部分实力。1931年年底，苏雨生部改番号为新十一旅。1932年冬，新十一旅归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邓宝珊指挥。

1932年春，部队移驻甘肃陇东庆阳一带。这期间，谢子长、刘志丹已在东山竖起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旗帜。而此时，具有进步思想的曹又参，对以石子俊旅长为首的反动势力对内克扣军饷、对外搜刮民财的行径极为不满，欲于该年冬天以暴力清洗石子俊等反动势力。此计划曾得到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后因形势多变，清洗计划未能实现。为摆脱石子俊的控制，1934年春，曹又参去南京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学习(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年冬，曹又参从南京黄埔军校毕业后，于次年年初返回部队。此时旅长为刘宝堂(石子俊病故)。曹又参被任命为一团一营营长。在职期间，曹又参曾全力营救过被甘肃行营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牛化东，并留牛化东继续在十一旅工作。

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中央军委派张友生去新十一旅与地下党组织进行联系，并住在曹又参家中，由曹又参夫妇做掩护开展工作。同年秋，新十一旅临时归毛炳文指挥，尾追长征到达甘肃会宁、静宁的红四方面军。按照中共地下党的指示，曹又参部避而不与红军作战。之后，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负责收容掉队红军战士700多人，一部分后来转送到庆阳，一部分留在新十一旅当兵。留在新十一旅的红军战士，为新十一旅反内战起义，奠定了较好的组织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对新十一旅的统战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将邓宝珊新十一旅、鲁大昌一六五师及驻榆林的高双成八十六师合编为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邓宝珊任军团长，驻防榆林。随后，驻甘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奉命开赴平绥抗日前线抗击日军侵略。不久，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包头失陷，因而新编十一旅停留驻防在陕北安边一带。尚在甘肃境内的一六五师和新十旅，奉命停止前进，分别并归胡宗南部和朱绍良部指挥。邓宝珊部改称为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为总司令。在邓宝珊任职期间，我党十分注重对邓宝珊及其部下的统一战线工作。新十一旅驻防安边一带后，被驻三边的当地土匪武装恶霸势力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视为眼中钉。1941年9月，二张在得知胡宗南派国民党军事委员西安办公厅点验委员魏高参，去安边点验察哈尔第一游击军第二支队(司令张廷芝)和陕西省保安第十三团(团长张廷祥)时，即密谋了一个解决驻安边新十一旅的圈套。为迷惑旅长刘宝堂，二张设计将张廷芝的养女小芹许配给刘宝堂之子刘汉。刘宝堂旅长不知是计，欣然同意与张家结亲和好。9月4日，张家以欢迎点验委员魏高参、庆祝张刘两家联姻及张廷芝移防辞行为由，在安边城张灯结彩，大摆宴席，邀请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及连以上军官赴宴。同时还以点验为借口，向刘宝堂旅长借军服500套，手榴弹500颗，子弹2000发。刘宝堂旅长慷慨相助。宴席中，张廷祥借给刘宝堂敬酒之际拔枪击毙刘宝堂旅长，事先埋伏在附近的二张部队将新十一旅赴宴军官全部扣押，并派部队向驻城内的新十一旅的五个连发起进攻。该旅排长以下官兵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天明，张家见久攻不下，便请地方绅商刘文卿、佘鼎九等人出面调解。调解结果，张家释放除一团团长陈国宾外的所有被扣新十一旅军官；新十一旅驻城内的部队，全部撤至城外70里的白泥井。

安边事变发生当日，新十一旅一团团副牛化东因公去了定边，未赴宴。当牛化东得知安边事变后，立即赶到中共三边分委汇报，并按中共三边分委的指示，火速赶回安边，组织全旅兵力，准备收复安边城，借机消灭二张。同时，派人进城说妥安边城内保安十三团中队长夏品三、杜廷芝(原牛化东部下)做内应。9月14日夜，新十一旅部队在夏品三的接应下，由东门秘密进入安边城。经一小时激战，击毙张廷祥的父亲张雨亭，随后又抓回逃跑的张廷祥，并公审枪毙。张廷芝和他的父亲张兰亭带队逃跑，被新十一旅追击部队击溃。安边事变之后，国民党决定把新十一旅由三边调到桃力民整训，把驻桃力民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换防到三边。如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邓宝珊新十一旅防务，则会对陕甘宁边区产生极大威胁，因而中共中央决定调王震、贺晋年集中约6000多兵力于三边，阻止何师南下。同时，还通过在重庆的周恩来和在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与国民党交涉，阻止何文鼎师南下。由于我党对邓宝珊及其新十一旅的统战工作做得较好，因而为八路军抗击何文鼎部南下入侵奠定了一个很有利的基础。何文鼎得知八路军已有充分的防范，未敢继续向安边推进。1941年12月上旬，周恩来在与刘斐、贺耀祖(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谈到安边问题时，刘斐担保何文鼎师绝不开动。

1942年1月14日，何文鼎部缩回桃力民原驻防地。为此，新十一旅一团团长曹又参特邀王震、贺晋年来安边作客，一团全体官兵以阅兵式列队西门外欢迎，双方的友好交流，更进一步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新十一旅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了团结党外人士，促进新十一旅进步势力的发展，经三边分委研究同意，在新十一旅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

1943年冬，中共西北局根据该旅地下党组织的汇报，积极做新十一旅一团团长曹又参的统战工作。经双方协商，西北局同意了曹又参提出的三个意见：一、不脱离邓宝珊的领导；二、不离开安边的防地；三、不脱离与定边八路军的关系。同时，西北局拨给一团30万元法币。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旅长病逝，曹又参被任命为新十一旅代旅长。在曹又参任职期间，地下党组织根据党的指示，在一团举办了排以上的骨干军训班。军训班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为新十一旅反内战起义，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三、新十一旅起义所起的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政府虽然迫于形势，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但它仍然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持其在中国一党专政的统治。1945年10月10日 《双十协定》刚刚签订，10月13日，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军队遵照《剿匪手本》，积极准备内战。

1945年10月，中共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密派杜立亭，向曹又参传达了毛泽东重庆谈判的情况以及对时局的分析，希望曹又参和新十一旅走上反内战的道路。在中国革命面临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时刻，新十一旅走向何处才是出路呢?曹又参旅长与中共地下党员牛化东倾心交谈时局时谈到，如蒋介石逼新十一旅打内战，新十一旅就投奔共产党。当时曹又参设想说服邓宝珊率领更多的部队，举起反内战的旗帜。为此，曹又参决定去榆林见邓宝珊。曹又参到榆林后，因傅作义急电要邓宝珊去绥远，因而未能同邓宝珊谈及此行的目的。邓行前告知曹等他回来研究一下中国的时局(邓宝珊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曾多次到延安与中共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内战爆发后，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邓宝珊，以傅作义全权代表的身份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协议的签订)。

曹又参旅长去榆林后，新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吴芬(复兴社特务)与反共分子史钫城(二团团长)等，密谋以武力解决一团(此时一团13个连长中有11个连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在十分危急的时刻，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派中共地下党员冯世光和参谋主任王子庄，急速前往定边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部，向贺晋年旅长(负责做新十一旅的统战工作)汇报。经商谈，决定新十一旅于10月27日起义，牛化东任新十一旅起义军总指挥。后新十一旅地下党得知二团准备在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新的情况，新十一旅决定提前起义。10月25日，起义军首先围攻新十一旅旅部，扣押了旅政治部主任吴芬、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安边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和公安局局长等人，击毙了叛徒张鼎臣(二团副团长)。随后，在八路军警三旅的援助下，攻克了易守难攻的二团驻地——柠条梁城堡，击毙了反共分子二团团长史钫城，歼敌100余人，俘敌800余人，起义获得成功。国民党陆军新编第十一旅2000多官兵的起义，在西北影响很大，它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获得成功的一个范例。毛泽东称赞新十一旅的起义是“火车头”，并亲切接见了曹又参旅长。新十一旅的起义，为渴望和平、不愿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这期间，与新十一旅同期起义的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新八军军长高树勋部。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部万余人在河北邯郸起义。继新十一旅起义后，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军队先后反内战起义的还有：1946年8月15日，驻旬邑县的国民党陕西保安六团三大队队长董策丞率部200多官兵起义；1946年10月中旬，横山国民党驻军胡景铎率部5000多官兵起义(亦称横山起义)。

在全国国民党军队先后起义的有：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之时，国民党远程轰炸大队第八大队作战训练科上尉参谋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向延安；1949年1月31日，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率北平25万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即北平方式);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等37人率部10万余人发表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即绥远方式)。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及和平改编的人数，共计达180万人。

综上所述，可以说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率先在陕北安边举起了反对内战、反对独裁，要和平、要民主的起义旗帜，确实发挥了其“火车头”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