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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国民党

时间:2022-08-1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六、质问国民党1943年,一方面由于抗日战争形势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蒋介石又想反共了。三是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伪造民意,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文章对国民党进攻边区、发动内战和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言行提出严重抗议,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六、质问国民党

1943年,一方面由于抗日战争形势有所好转,另一方面又害怕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壮大,蒋介石又想反共了。3月他推出一本名为《中国之命运》的书。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顾名思义,这是一本“考虑”并“指明”中国将来前途命运的书。

全书分八章,第一章谈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论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之命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谈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但实际上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这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讲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遗余力地颂扬封建传统的陈腐道德伦理观念,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寻找理论根据。蒋介石说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乏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他赞赏“中国古来建设国家的程序,由身而家而族,而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由乡社以至于县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

二是借对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回顾,极力赞美国民主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蒋介石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改造”与“整理”中国千百代祖宗留下的遗产,来“开创”与“充实”亿万子孙立命的基业,号召“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

三是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是以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为“侵略主义作爪牙”,是“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非彻底改革”不可。污蔑共产党是“武力割据”的“军阀”,“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他表示反共反人民决心,宣称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这二年之中”。

实质上这是一本为第三次反动高潮作思想动员的书。该书一出版,国民党当局就开始动用所有宣传机器进行宣传和兜售,几个月内,就销出几十万册。国民党的《中央周刊》杂志还搞了一个《中国之命运》读后感征文集,有300来篇文章公开发表。另外,国民党政府还把这本书定为学校教育的课本,官员晋升职务的必考课目。

恰在此时,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时机对己有利,趁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对共产党发起猛烈的舆论攻势。6月中,他指使西安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召开西安文化团体座谈会。伪造民意,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一些地方“团体”也通电响应。国民党的报刊肆意喧叫中国“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重新改编各地‘红军’”。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完成部署”;并嘱其行动须绝对保密。面对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成竹在胸:“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他从晋西北抽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3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阴谋进行了公开揭露。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文章首先揭露了蒋介石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阴谋。接着对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解散共产党等论调展开批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国民党先生们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图谋“解散”共产党。毛泽东质问道,汪记国民党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都是林立的。他们为什么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汉奸党和日本党呢?敌人和汉奸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你们也这样要求,和敌人汉奸的言行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难道不使人疑心你们和汉奸订立了某种默契吗?

针对蒋介石鼓吹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特别指出,日本人和汪精卫也是特别爱好蒋氏三民主义的。因为这个主义是他们可以利用的。因为它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文章对国民党进攻边区、发动内战和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言行提出严重抗议,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了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赢得了国内各界的同情和支持,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中止其军事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

但蒋介石并未放松武装准备,其宣传攻势则更加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从思想战线打击反动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毛泽东在《中国之命运》出版时,就注意到了他的危害性,并指示陈伯达写一批驳文章。7月19日,毛泽东致信秦邦宪、陆定一,批示把经过他亲自修改审定的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登在《解放日报》上,并在广播上广播两次,还要印出15000份小册子。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各地党委转印陈伯达的文章,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把它翻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广为散发,“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的法西斯体系,并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英美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界各方面”。之后,延安的学者们纷纷动笔,从政治、思想以及历史的角度,对蒋介石进行了全面的抨击。

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

对于这一时期的斗争,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处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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