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今天——满洲特科

中共满洲特科对日军发动侵华战争阴谋活动的侦察_《××给m兄的信》等相关文件考

《汇集》中收录了为数不多的中共中央特委（亦称“特科”）驻东北的分支机构——满洲特科（简称“满特”）有关文件，其中一部分是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夕“满特”对日本侵华阴谋活动的侦察方面的资料，即收在甲4，第423页的《××给m兄的信》，收在甲5，第393页的《漫关于日本人黄慕活动情况的报告》、同册第421页《光子致漫ⅹ的信》和甲6，第475页《光子关于经费等问题的信》等4件。现分别介绍并考订如下：

《××给m兄的信》副题“党在日本满洲特务部队中开展工作问题”。“××”从内容上判定是“光子”无疑；“m兄”应为“T兄”，俄文字母“T”（音特）手写体“m”与英文字母“m”相似，故印成“m兄”，此为中央“特科”的代号，有时候亦作“Q+T”副题是档案工作者标示题由所加。发信时间已标明为“1930年1月23日”。总之，考证得知此信是1930年1月30日中央驻“满特”负责人邵一纯（化名光子）给中央“特科”所写的有关打入日本特务部门开展侦察活动的报告。

日本在满洲组织之特务，完全为秘密之阴谋，观其计划，知其作用为进攻苏联之游击队。[165]

这是邵一纯当时对日特作用的总的概括，反映了当时党内受“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影响，把明明是针对中国也认为是“进攻苏联”。

秘密召集二千人，渐次集中于朝鲜之会宁。到五月间出发进攻吉林之珲春、延吉、间岛（或和龙），占据后再取敦化。并将由吉林到敦化之铁桥炸毁一处（大约在牡丹江）以免吉林援兵之开到。在此时即重整顿，而后北上进攻宁安、东宁。此时住中俄边境之白俄亦有联络同时举事（以上为日人亲口所说）。[166](www.guayunfan.com)这个透露建立特务部队计划的“日人”就是本文后面将要介绍的荒木。荒木先说集中两千人，后与邵一纯打入讲武堂的曹某和易某协商后规模又拟定为三千人。

一月二十七日，关于以上之事所得消息如下：（以下为日人与易及曹三人共同议定进行之计划之结果）。

1.预备用费五百万元。

2.人数为三千人。

3.举事日期为明春（即1931年春）。

4.名义为卫民军（暂定）。

5.人员安插方法——有王立山，现任吉林之清乡局局长，保卫团团长，警务处处长，前任黑龙江省总参谋长。此人为反张学良分子，其部下皆用关内人，要职皆委诸昔日之老人（相随七八年以上者），易某为随王十余年之亲信人物。王昔日为排长时，易当兵，平时甚看重易。尚有吉林各县之公安、清乡局、保卫、警务等机关，大多为易昔时之友或同事。所以由易介绍数百人安插于各机关中实易易也。

6.预定进行步骤：今年二月中旬，易曹到吉林去会王，介绍人员请王代安插，同时顺便到各处调查各能安插若干人，返奉后即召集二百余人于三月底时派到吉林安插各机关中。……此二百人即为将来军队中之干部人才，其余三千人即分派各地开设店铺及开恳［垦］土地等。[167]

以上除几处错字别字摘录时已直接改正外，尚有人名需要解释和订正。“曹某”和“易某”名字失考，只知其姓。“易某”从其经历看与易广居相似。易广居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年曾在奉讲武堂任教官，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进关被党组织派往黄显声[168]所部骑兵二师做争取东北军联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全国解放后曾在东北人民大学任教。“易某”是否即易广居先生有待进一步证实。“王立山”《汇集》编者注称“似为王宝善之误”，大错。王宝善时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清乡局局长、警务处长、保卫团长另有其人，即王之佑，字立三。署下和亲友通常多称其字，故因谐音致讹写成“王立山”。王之佑九一八事变后曾受张作相委托一度组织抗日义勇军，后动摇投敌，任伪军管区司令等职，东北光复后被俘受到审判。日本特务头目荒木与曹易二人密谋之计划，就是利用王之佑与张学良有矛盾并有野心这一弱点，向王部安插党团员做侦察工作。中央驻满特科认为“该机关为秘密性质，如公开号召工农起来为不可能，将来或有可能。现在必须设法插入该军队中……到可能时机时，反变为满洲之红军游击队”。并且由我党派20名党团员“插入该二百人中”，以便“发生吾党之影响”。可见这是一种将计就计，打入内部，伺机夺取军权的计划。

经过半年的工作，侦察工作又有新的进展，故“满特”在同年“七月八日”又发出《漫关于日本人黄慕活动情况的报告》，内称：

日人黄慕已于六月二十六［日］由日反奉，其谈话如下：“此次回日筹备经费已有相当结果，昔日计划此事时，在朝元老知之者不过一、二人而已。今次余归日与各元老谈及此事，彼等皆谓当极力赞助使之成功，并允许给以财力上及军器上之援助。盖因彼等（元老）实痛恨赤俄现在中东路以上，作有力之赤化宣传，其形势有日渐侵入南满之意，以至日本感受莫大之痛苦，再加近来延吉间岛朝鲜共产党人蠢动，中国官厅无力肃清。故吾辈正可组织讨赤军，名实相符，此所以各元老之愿赞助也云。[169]

“漫”是“满”的谐音，这里是“满特”的代号。因是“满特”向“中特”的报告，属于同一系统，故简化为“漫”即可明白。邵一纯报告荒木阴谋已得日本元老暗中支持。“延吉间岛朝鲜共产党人”即指日警镇压朝鲜革命活动的“间岛事件”。

所以，黄慕已将在延吉一带，收买成功之土匪，人人召至奉天，与赵、杨等会头，助其粮、银、械，使之回山等候。据说彼辈可召五百人至三千人，只要有粮、银、械帮助，日人说有五百人就够了。此计划为首先组织讨赤军。[170]

上述涉及人物解释如下：“黄慕”按日本姓氏中本无“黄慕”，似为“荒木”谐音，是日本派往东北的特务头目，也就是光子致中特信中所说的密谋召集两千人的“日人”。“赵、杨”指“满特”派出的负责此项工作的地下党员赵唯刚和党外人氏杨某（名字失考）。这段话表明，日本一些元老重臣不但知道荒木等人的侵华阴谋，愿意给予物资上的援助，而且为之出谋划策，将原拟成立的“卫民军”改称“讨赤军”，用进攻苏联来麻痹东北当局和东北民众，其阴险狡猾较之荒木更胜一筹矣！

黄某又说：“如果将来行动时，真不怕中国人，只要三两架飞机，可以打得他一败涂地。你们未见中俄交战时，俄国只用几架飞机就打得他们大败吗？”。实在的话，中国统治者的命脉，多操诸日人手中，如东北飞机，新由日本请来军事人材［才］六名专任训练，将来此六人即可大起日方之作用。同月二十九号，黄某即去朝鲜及延吉一带查视，七月五［日］回来了，说大体布置就绪，只等钱到手，即可开始活动云。②

荒木此段议论从客观反映了张学良受蒋介石调唆发动中东路事件的负面效应。由于张学良此举酿成中苏边境冲突，而东北军在交战中不堪一击的事实，助长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华野心，所以日本关东军仅以万余兵力就胆敢发动九一八事变。由此看来，这条史料对于研究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据北镇军界传出之消息，谓北镇（地名）一带，发现强有力器械精良土匪千多人。军队之与交战后，俘获数名。其供词：“吾辈皆系张宗昌旧部，昔日在山东。日人助我饷械，用日本船载我们由营口登岸，分批到北镇，聚齐共计约八百余名”。由此可知该批土匪，当然与黄慕有关。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日本人对此筹备，已有相当势力无疑。[171]

北镇，原北宁市，时为东北军二十旅防区。军阀张宗昌由于奉军被北伐军打败撤往关外，张宗昌部下星散，沦落为寇，日本便收买他们到东北来为己所用。“满特”邵一纯分析认为收买张宗昌旧部作乱就是荒木组织“讨赤军”阴谋的一部分。

报告最后说：“现在我们的计划，除了开展满洲群众运动与之对抗外，只有预备人才，为将来参与其间，以达破坏目的。不过人才方面，实成困难”。这封报告旁边有位中央领导人作了批示，内称：“日本的事，我看只能探其消息了。如破坏其组织（民众）实非易事。第一就是我们没有人去插入到他们的民众中去，那么在民众之外岂可发生作用呢？（此地省委也说无法找人去参加这工作）”。这个批示落款时间是“五·三十”，显然已是1931年上半了。这之前光子（邵一纯）还曾就“满特”工作等问题给中央打过报告，内称：“关于特务人才的训练，我早就向省委提过，不过所困难的是当地（奉城）工人同志仅兵工厂一人而已。在产业职工内连一个支部也没有（省委这样说的），至于外地多限于职业关系而不能来，现在只好就以上二同志开始训练，以后再图发展。”中央领导同志显然是看了这个报告后，才对前一报告做上述批示的，从中也可见中央处理东北问题之慎重。

《光子致漫×的信》写于1930年9月30日。“光子”邵一纯之化名，“漫×”，有时也写作“漫星”，即“满委”之谐音。按照地下工作要求，虽在一个城市，亦尽量减少直接接触。“满特”受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双重领导，故常要向满委作书面报告，满委又将该报告转送中央，这便是此信的来历。

日本阴谋：此次所得各方消息，大多为收买各地土匪。盘据［踞］临江、抚松、安之匪头尤升堂等三人，由前清之驸马马某介绍于日人黄慕，条件谈妥后现已令之回山，准备招聚其两千余之匪徒，以便相机占领前记之各地点，作为日后发展的根据地。此外，尚有密山、通化、柳河一带匪头，居住于奉天日本站，号称党徒有万余人，皆为辅佐恭亲王复辟为号召者。此股匪由日人吉平佐卫门统率管理，计划向吴俊升、杨宇廷之家属及会仙阁（妓女行）、金龙洋行（英商）、前财政总长之家属以上五家绑票。每家至少索洋在千万元之数，令将赎款寄交外国银行，或汇到日本交款，以此款作为阴谋之用费。并谋女子暗杀张学良……后因各方准备尚未妥当，认为机会未到，故使先行离去……近来潜居日本之土匪，不下五六百名，其使命大概为绑票而来（部分使命），而他们行动，全受日人严密的警戒与保护。[172]

以上引文地名“安”乃“安图”之误。“绑票”，即土匪绑架人质的黑话（黑道用语）。这次侦察到的情报表明，日本特务头目除荒木外尚有吉平佐卫门，他们收买土匪和清朝余孽作为侵华战争的内应，并采取绑架已故官僚家属和中外商家为人质来聚敛经费，而日本当局竟公然保护他们。可见此阴谋绝非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整个阴谋计划的一部分。

再黄慕收买的中国人中，内有六人向赵某提议，将日本阴谋之事，向奉张告密，其六人为：

李注南——讲武堂教授副官

吴少峰——同上

贾星阁——讲武堂队长

冀维东——同上

丁茂生——少校连长（现闲居）

陈子开——上尉副官（为黄慕副官，随黄近十年）

彼辈谓近来黄慕对于以上人等，非常冷淡……感觉此等中间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因此，如将来黄某用手段想将吾辈铲除时，或不免用别种办法向张告密，而由张将此六七人逮捕而枪毙，那时有口难分，悔之晚矣！故决定用七人的名义写一呈文，面交于藏士毅省主席，将日人之阴谋全述之。同时对日人方面，仍持向来态度，以探听消息为宗旨。此全［呈］已于九月十九日各人加印，由其中之二人面交臧士毅矣。藏某谓此事吾辈知之者较你等尤详，日本站各旅馆住匪若干，吾辈亦有精细之调查，沿鸭绿江之对岸，日本警务兵增加较平时三倍以上。利用土匪，不过欲以此为借口耳云云。[173]

李注南等5人事迹待考，“藏士毅”，臧式毅之误。臧为沈阳三道岗子人，时任辽宁省主席，九一八事变后被日本侵略当局逮捕，任伪满洲国民政部大臣等职。党组织原拟通过派人打入淄本特务武装中伺机夺取该部军权，使之成为革命武装。实行起来困难太大，因此“只可仍取侦探之策略”。鉴于荒木、吉平等采取抛开中介人直接与土匪接触的办法，被我党派去充当中介人的原东北军进步人士不能不谋自保之策，向奉张当局报告敌特阴谋，引起当局对日本侵华阴谋的警觉，符合民族大之，所以“满特”在向党中央报告的同时以李注南等6人各呈交臧式毅，然而可惜的是臧式毅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关于此事的最后一件档案资料是1930年11月12日《光子关于经费等问题的信》。《汇集》编者本页下注明“此文以光子名义所写”。光子，如前所说即邵一纯亦即蔡伯祥之化名。信前标有“漫星”两字，从内容上看并非受信者，而是“满省”的谐音，不过表明此信是满洲省委转来。信的开头称：“今介绍‘东门头上草生花’于老总，他于10月23日出浴了，随即生病，今病已愈，惟身体尚未恢复而已。”后文又说：“关于各事，皆请来人代为口述，请按条发问可也。”“老总”，是“中央”或“中特”的代称，“东门头上草生花”显系一个“兰”字。据查当时在满洲之地下党员兰姓只有兰芳有一人。杨一辰回忆称：“兰芳有是被服厂工人，先是缝靰鞡的，后是皮革工人，先是互济会员，以后发展成为党员。……以后敌人把兰芳有全家都抓去，不久把家属放出来，兰芳有以后病死。”杨一辰老人所说兰芳有是否即这位“东门头上草生花”，不能确定，但情况实为相似，故录为参考。出浴，乃出狱的谐音，盖言：现把兰某介绍给中央，他是刚刚获释出狱的，有关各问题可向兰同志发问就是了。至于来信提供“提纲”，属于日本特务荒木情报的只有寥寥数字：

3.日本特务情形（统治者亦已透恶其阴谋，但亦无法可想，最近英木在表面上亦无甚活动）。 [174]

以上引文有两个错字，“透恶”应为“透悉”；“英木”应为“荒木”，大抵均为形近致误吧。这段话是告诉党中央和中央特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在“满特”给臧式毅的呈文发出后，已经透悉荒木、吉平等，鉴于奉方已注意其动向，表面上也不敢有什么活动。至此，关于日特荒木等侦察似乎可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但是，“满特”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警惕和侦察并没有丝毫放松，据直接参与其事的赵唯刚回忆：九一八事变前，“满特”人员发现了异常现象“沈阳南满铁路车站的大仓库，本来已经很大了，这时又扩大了许多；原来是铁丝网围着的，现在又用木板围起来，防止外面的人往里看；铁路沿线周围还搭了很多临时军用帐篷，并挖了不少掩体，从高处往里看，竟发现里面有很多日本青年在接受军事训练。”赵唯刚在四平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现象，铁路的给水塔旁普遍加了岗哨，“看起来日本人要动手了”，“我们在事变前一个月就向上级党组织打了报告，事变前两周又给辽宁省长臧式毅打了报告去，告诉日本人要动手了”。[175]

就这样，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在监视日军的侵华阴谋、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默默无闻地做着自己的贡献。

【注释】

[1]《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1928年2月2日），《汇集》甲1，第306页。

[2]《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1928年2月2日），《汇集》甲1，第306—307页。

[3]《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1928年2月2日），《汇集》甲1，第307页。

[4]《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1928年2月2日），《汇集》甲1，第307页。

[5]《中共满洲省地临字通告第十八号——为静默死者事》（1928年4月20日），《汇集》甲2，第19页。

[6]《晨报》，1927年4月30日。

[7]《中共满洲省临委临字通告第十八号—为静默死者事》（1928年4月20日），《汇集》甲2，第19页。

[8]《中共满洲省临委临字通告第十八号——为静默死者事》 （1928年4月20日），《汇集》甲2，第19—20页。

[9]《刘少猷致宾兄信》（1928年12月25日），《汇集》甲2，第405—406页。

[10]《刘少猷致宾兄信》（1928年12月5日），《汇集》甲2，第405页。

[11]《中共满洲省临委关于本身的组织状况及对中央的请求信》 （1929年1月13日），《汇集》甲2，第338页。

[12]《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党务工作的报告》（1929年4月），《汇集》甲3，第58—60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页。

[14]布哈林（1888—1938），苏联人，俄文原名H.И.Бyхаpин。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政治局书记等职。1937年被开除党籍，次年以“叛国罪”被处死。1988年苏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他平反。

[15]《任光、少猷、立功开会记录》（1929年8月15日），原件存于中央档案馆。

[16]谢觉哉：《关于满洲工作报告》，1929年4月13日。

[17]中央政治局第六十四次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6月8日。

[18]根据中央政治局第64次常委会议记录：1929年6月7日，刘少奇出席中央满洲工作会议，参加研究东北地区的形势和任务。第二天，政治局常委批准第五届满洲省委名单，任命刘少奇为书记，赵子琪即刘少奇、孟坚（即孟用潜）、李易心、任国桢、李易山、王立功、张子安为省委委员；韩西平、大李、张一修等3人为省委候补委员。

[19]《关于中东路事件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15日。

[20]《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沈字二十九号报告——中东路事件后省委的工作计划》 （1929年7月20日），《汇集》甲3，第182—184页。

[21]《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八一”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8日），《汇集》甲3，第241页。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23]丁君羊（1902—1988），又名丁基实、李禄森、李易山。山东省日照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24]王鹤寿：《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在1929年》，《人民日报》，1980年3月22日。

[25]《中共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1929年10月18日），《汇集》甲3，第384页。

[26]《中共满洲省委令生对〈满洲政治任务决议草案〉的意见》（1929年10月18日），《汇集》甲3，第358—360页。

[27]《中共满洲省委令生对〈满洲政治任务决议草案〉的意见》（1929年10月18日），《汇集》甲3，第360—361页。

[28]杜重远（1897—1943），原名乾学，吉林省怀德人。1929年起任奉天工会会长。1931年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党务委员兼政治部副部长。1934—1935年任《新生周刊》发行人兼编辑。1936—1937年因刊特载文犯禁被监禁。1937年起到新疆从事文教工作。后被盛世才杀害。

[29]《附：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341页。

[30]《附：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页。

[31]《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五号报告——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及经费等问题》 （1929年9月27日），《汇集》甲3，第335页。

[32]《附：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1—342页。

[33]《附：陈独秀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192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343页。

[34]《中央复陈独秀的信》（1929年8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40页。

[35]《陈独秀1929年8月1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年—1931年）》11，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19页。

[36]胡明：《陈独秀“托派”问题始末》，《新华文摘》，2004年第16期。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0页。

[38]《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87页。

[39]中东路哈尔滨总工厂的代称。

[40]《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定》（1929年9月25日），《汇集》甲3，第313页。

[41]任建树著：《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42]《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定》（1929年9月25日），《汇集》甲3，第313—314页。

[43]《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东路问题与一股流行的错误意见》 （1929年8月），《汇集》甲4，第297页。

[44]《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议》（1929年9月25日），《汇集》甲3，第314—315页。

[45]《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议》（1929年9月25日），《汇集》甲3，第314—315页。

[46]《中共满洲省委对于“两个口号”讨论的决议》（1929年9月25日），《汇集》甲3，第315—317页。

[47]《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信——关于唐宏经巡视抚顺的表现情况》（1929年9月16日），《汇集》甲3，第303页。

[48]《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49]《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9月19日），《汇集》甲3，第310—311页。

[50]冯庸（1901—1981），字独慎，号汉卿。海城温香乡人，关东老师冯麟阁长子，冯庸大学创建人。

[51]刘天威著：《冯庸歼俄义勇军征尘记》，张文琦（台）编著：《冯庸与冯庸大学》，第2辑，冯庸大学历史研究中心（内部刊物），第32—51页。

[52]王连捷：《英雄无名阎宝航》，团结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53]代英：《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5月2日。

[54]但一：《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中国青年》，第41期，1924年7月19日。

[55]《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9月19日），《汇集》甲3，第311—312页。

[56]《刘少奇给满洲省委并转中央的信——巡视哈尔滨市委及中东路工人斗争情况》（1929年9月26日），《汇集》甲3，第325页。

[57]《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五十五号报告——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及经费等问题》（1929年9月27日），《汇集》甲3，第335页。

[58]吕正操：《一生无私奉献，冈范长留青史——纪念阎宝航同志逝世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88年6月2日。

[59]《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党的组织等工作情况及任国桢个人的意见》 （1929年9月29日），《汇集》甲3，第341—343。

[60]《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八月半至九月底》（1929年8月20日），《汇集》甲3，第261页。

[61]《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五号报告——关于宣传工作计划及经费等问题》 （1929年9月27日），《汇集》甲3，第335页。

[62]《中共满洲省委工作计划（八月半至九月底）》（1929年8月20日），《汇集》甲3，第255页。

[63]张干民，现名赵文栋，当时任满洲省委秘书处干事。

[64]北平《晨报》，1933年4月22日。

[65]丘琴、白竟凡、高凌著：《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66]《柏山（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67]《中共满洲省委员会会议记录——关于中东路斗争、反帝运动、党的组织等问题》 （1930年4月2日），《汇集》甲4，第309页。

[68]又名李振祺。1929年7月由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哈尔滨，担任市委常委，负责中东路的工运工作。

[69]《中共满洲省委廖如愿关于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7月），《汇集》甲3，第236页。

[70]张洛书（1905—1946），曾用名刘景新、张艺宾、落人，山东省广饶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山东潍县、高密县委书记，中共奉天市委书记，大连特支、市委书记。

[71]《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等地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9月19日），《汇集》甲3，第310页。

[72]《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三十四号报告——关于各地工作情况及省委组织、经费等问题》（1930年3月24日），《汇集》甲4，第283页。

[7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74]《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4月9日），《汇集》甲4，第335—336页。

[75]《接受共产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7页。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7页。

[77]之启（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78]之启：《致中央诸同志信》，1930年4月9日。

[79]《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4月9日），《汇集》甲4，第337页。

[80]《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4月9日），《汇集》甲4，第338—339页。

[81]之启：《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8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83]《中共满洲行委对中东路斗争的决议——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1930年3月3日），《汇集》甲4，第205页。

[84]《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4月9日），《汇集》甲4，第339—340页。

[85]关于三启（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86]《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4月9日），《汇集》甲4，第340—342页。

[8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8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158页。

[8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90]《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9月4日），《汇集》甲4，第342—349页。

[91]杨一辰：《在少奇同志身边》，《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内部版），第55页。

[92]《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9月4日），《汇集》甲4，第344—346页。

[9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2页。

[94]罗米纳兹（V issarion Lom inadze），化名伯纳（1897—1935）。1925—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年为中央委员，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委书记。1925—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为青年共产国际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7月—11月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1931—1932年从事经济工作。自杀身亡。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05页。

[96]《中共满洲行委对中东路斗争的决议——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1930年3月3日），《汇集》甲4，第205—206页。

[97]《刘少奇给中央的信——关于中央对满洲省委工作批评的答辩》 （1930年9月4日），《汇集》甲4，第346—348页。

[98]《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0年2月13日），《汇集》甲32，第105—106页。

[99]《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给满洲省委的报告》（1930年2月13日），《汇集》甲32，第104页。

[100]托洛茨基，Л.Д.原名布龙施泰因（1879—1940），1917—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1924年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1926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9—192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被暗杀。

[101]之启：《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1930年3月13日。

[102]《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三号报告——北宁路工运及奉天学生斗争情况》（1930年4月13日），《汇集》甲4，第352—353页。

[103]丁基实（丁君羊）：《我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经历》，《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内部版），第58页。

[104]《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三号报告——北宁路工运及奉天学生斗争情况》（1930年4月13日），《汇集》甲4，第353页。

[105]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106]郭庆芳：《一九三○年四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内部版），第91页。

[107]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108]《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三号报告——北宁路工运及奉天学生斗争情况》（1930年4月13日），《汇集》甲4，第353页。

[109]郭庆芳：《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3月（内部版），第90页。

[110]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111]《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三号报告——北宁路工运及奉天学生斗争情况》（1930年4月13日），《汇集》甲4，第353—354页。

[112]《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满字第五十三号报告——北宁路工运及奉天学生斗争情况》（1930年4月13日），《汇集》甲4，第354页。

[113]郭庆芳：《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1985年（内部版），第92页。

[114]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698页。

[115]1931年9月27日，东北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车向忱、杜重远等人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展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抗日救亡活动。

[116]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奉天，1930年。

[117]阎宝航、苏子元、周东郊：《沈阳建党前马列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及学生运动》，《辽宁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

[118]《中共满洲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1929年10月18日），《汇集》甲3，第367页。

[119]参见《高大会回忆乃父高崇民曾参与营救刘少奇》，现存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内部资料）。

[120]荆有岩：《张学良将军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的概述》，《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12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3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122]《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被破坏及目前工作情况》（1930年5月17日），《汇集》甲5，第5页。

[123]杨一辰：《回忆张浩、陈潭秋、郭隆真等人的情况》，《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内部版），第42页。

[124]之启（刘少奇）：《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结报告》，1930年3月13日。

[125]罗占元、许庆昌：《郭隆真》，《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3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页。

[126]《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关于省委被破坏及目前工作情况》（1930年5月17日），《汇集》甲5，第5—6页。

[127]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128]《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192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129]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30]《中央致四军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01页。

[131]《远东局致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6月20日），周恩来笔记。

[132]《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84页。

[13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287页。

[134]《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编写组：《中国共产党东北地方组织的活动概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135]何成湘（1902—1967），1902年生于四川省珙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至1933年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等职。1934年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到瑞金参加了中共第六届五中全会和第三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委办公厅主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甘肃省副省长。

[136]《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致中央军委的二封信——关于博克图被破坏的情形》（1931年2月19日），《汇集》甲7，第85页。

[137]刘伯刚，原为省委秘书处干事，后被派到奉天讲武堂工作。

[138]《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给中央军委的报告》 （1931年1月25日），《汇集》甲7，第45—53页。

[139]赵唯刚：《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北军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140]《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致中央军委的二封信——关于博克图被破坏的情形》（1931年2月19日），《汇集》甲7，第83页。

[141]李鸿文、张本政主编：《东北大事记》下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12页。

[142]《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给中央军委的报告》（1931年1月25日），《汇集》甲7，第53页。

[143]《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1931年3月16日），《汇集》甲7，第333页。

[144]张广恩：《丁群在东北》，《中共辽宁党史人物传》，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45]《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1931年3月16日），《汇集》甲7，第333—334页。

[146]《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1931年3月16日），《汇集》甲7，第334页。

[147]丁超，于1933年1月投降日军。

[148]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当过水手、码头工人。曾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在党的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随即被国民党枪杀。

[1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150]王鹤寿等：《忠心为国，虽死犹荣》，《人民日报》，1982年3月10日。

[151]《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的信——关于干事会的组织、工作情形和请求经济、政治上的援助》（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19页。

[152]《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的信——关于干事会的组织、工作情形和请求经济、政治上的援助》（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19—320页。

[153]《接见日本新闻记者团的谈话》（1931年2月10日），周毅、董慧文、张忠发：《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44页。

[154]《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的信——关于干事会的组织、工作情形和请求经济、政治上的援助》（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0页。

[155]赵俊清：《赵尚志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156]郭庆芳：《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1985年编印（内部版），第97页。

[157]《狱中干事会给满洲党团省委的信——关于干事会的组织、工作情形和请求经济、政治上的援助》（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0—321页。

[15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4页。

[159]郭庆芳：《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事件的回忆》，《中共满洲省委时期回忆录选编》第2册，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编印（内部版），第99页。

[160]《盛京时报》，1930年6月27日。

[161]《狱中干事会扩大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3页。

[162]《狱中干事会扩大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5页。

[163]《狱中干事会扩大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9页。

[164]《狱中干事会扩大会关于反立三路线决议案》（1931年3月13日），《汇集》甲7，第329—330页。

[165]《××给m兄的信——党在日本满洲特务部队中开展工作问题》（1930年1月23日），《汇集》甲4，第423页。

[166]《××给m兄的信——党在日本满洲特务部队中开展工作问题》（1930年1月23日），《汇集》甲4，第423页。

[167]《××给m兄的信——党在日本满洲特务部队中开展工作问题》（1930年1月23日），《汇集》甲4，第424—426页。

[168]黄显声（1896—1949），字警钟，别名惊中，又名京中、京峰。辽宁凤城人，中共特别党员。1921年入东北讲武堂，后在东北军中任职。1930年春被张学良任命为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总局长。九一八事变后组建抗日义勇军。1932年锦州失陷，率部入关先后担任骑兵第二师师长、骑兵军副军长和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等职，积极推动张学良联共抗日。全国抗战爆发后，受周恩来委托到武汉参加营救张学良和组织东北军工作。1938年2月，在决定去延安前不幸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1949年在重庆解放前夕遇难。

[169]《漫关于日本人黄慕活动情况的报告》（1930年7月8日），《汇集》甲5，第393页。

[170]②《漫关于日本人黄慕活动情况的报告》（1930年7月8日），《汇集》甲5，第393、394页。

[171]《漫关于日本人黄慕活动情况的报告》（1930年7月8日），《汇集》甲5，第394页。

[172]《光子致漫×的信——关于东北局势及经费等问题》 （1930年9月30日），《汇集》甲5，第422—423页。

[173]《光子致漫×的信——关于东北局势及经费等问题》 （1930年9月30日），《汇集》甲5，第423—425页。

[174]《光子关于经费等问题的信》（1930年11月12日），《汇集》甲6，第476页。

[175]赵唯刚：《九一八事变前我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中共东北军地下党工作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