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今天：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

乌普萨拉大学是瑞典政治精英成才的摇篮，近代瑞典总统、首相以及其他领域的公共服务领域管理人才都曾在这里学习过，这里优秀的毕业生道格·哈马绍于1953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纳坦·瑟德布卢姆因倡导世界基督教会之间的团结获得了193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中国，有这样一位乌普萨拉大学的毕业生，他一生的所作所为也充满了争议，有人说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帮凶”，也有人赞颂他为“了不起的学者”，是他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的大幕，是他改变了中国近代考古的面貌，他就是著名的“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他于1874年出生，在乌普萨拉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06年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他曾先后两次参加南极考察活动，并在其中表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他所主编和编写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也为安特生在地质学研究上占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1914年中国北洋政府聘任安特生为农商部矿政顾问，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到1916年他相继出版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随后他转向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这种改变导致了他日后工作性质上的根本转变。1921年安特生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他曾在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

1917年在河南西部地区做地质考察时期，安特生从瑞典传教点得知中国许多含有恐龙和其他所谓“龙骨”的化石地点，萌发了为瑞典博物馆采集化石的念头。在拉各雷留斯的赞助下安特生和他的合作者师丹斯基采集了大量的化石，这些化石后来均收藏在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

1918年2月，安特生遇见了著名化学家麦格雷戈·吉布，见到了吉布从周口店附近一个名叫鸡骨山的地方采到的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并得知有类似堆积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带极多。3月，安特生来到鸡骨山找到了两个种的啮齿类和一个种的食肉类动物化石。1921年，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中国和安特生合作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他们又来到周口店，在当地老百姓的指引下找到了一个叫“老牛沟”的新地点，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根据这些碎片安特生推测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1926年夏，安特生在乌普萨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发现了一枚人牙，这之前在亚洲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如此古老的人类化石，这一消息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周口店遗址发现、发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刘长山来到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收获了仰韶村的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1921年，安特生亲自前往河南考察，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以及一些彩陶片。随后在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从1921年10月到12月期间，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和水稻粒的印痕。这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更广阔的视野，水稻粒的发现证明了中国确有史前史的存在。1923年到1924年间安特生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辛店遗址、半山地区的遗址、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

1924年根据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6年瑞典国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属于中国的一半珍贵文物在1927年到1936年间陆续退还，但遗憾的是这些文物都丢失了。

周口店遗址、仰韶文化的发现是安特生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使中国的传统史学家意识到了考古在了解中国古史道路上的重要作用。鉴于他的一部分成果被瑞典掠去，人们曾一度认为他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帮凶”，但他在中国考古方面所做的贡献仍然是值得人们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