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先生二〇一五年，八十五岁高龄。想当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刚认识他时，他才年过半百，正值年富力强，创造力旺盛之际。岁月流逝，多年漂泊在外的他，其著作与思想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被誉为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学问大家。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争论中，二十几岁的李泽厚便脱颖而出，格外引人注目。当然不是因为他年轻，而在于他敏锐，才华横溢，学术功底、思辨能力，与前辈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所超越。
我读李泽厚的第一本书，是在大学期间。一九七九年，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我与陈思和刚刚开始合作研究巴金。与其他同时代作家不同，巴金五四时代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积极投身于中国乃至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巴金翻译大量克鲁泡特金等人的作品，甚至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我们的研究，首先从近代思想史的演变入手，试图解释巴金如何接受西方思潮影响。适逢李泽厚这本专著出版，令人耳目一新。他在五十年代曾经出版过关于康有为和谭嗣同的专著，这本史论，是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延续和拓展。我们细细阅读，获益甚多。七年前，胡洪侠兄主持《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时，曾策划一次“私人阅读史（一九七八——二〇〇八）”活动，请三十余位人士谈阅读印象，每人推荐三十年三十本书。三十本书中，我推荐最重要的五本书，分别为巴金的《随想录》、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接受商报记者采访时，我这样谈到当年阅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的印象和对我的影响：“这是我比较早了解近代史，尤其是了解近现代史之间如何过渡的一本书。书中的一些见解对当时的我是非常有帮助的，它奠定了我的历史观，让我对近代思想有了一些了解，包括梁启超等思想家对后来历史发展的影响，以及太平天国、严复等思想的过渡，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课程没有介绍的。”
大学的最后一年，一九八一年，李泽厚另一本专著《美的历程》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按照现在的说法，《美的历程》堪称一本惊艳之书，横空出世，令人爱不释手。与史论贯穿的历史思索、缜密分析相比，这本书赢得更多的读者。李泽厚以美为脉络，将文物、文学、音乐、建筑等不同领域完全打通，叙述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之美。他在书中提出不少有意思也有趣的概括，如：狞厉的美、气势与古拙、音乐性的美、山水意境、无我之境、有我之境……对于刚从“文革”过来的年青一代学子来说，看到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
丁聪绘李泽厚像(www.guayunfan.com)李泽厚为《美的历程》写的卷首语，即便时隔三十多年，如今读来，仍然令人激动不已：
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吗？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历程。
以流畅、普及的形式，将美的历史告知读者，在这一点上，李泽厚与朱光潜是很好的衔接。早在三十年代，朱光潜以《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青年谈心理学，后来又出版《谈美书简》。大学问家放下身段，与读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这正是民国出版的一个很好传统。
大学毕业，我到《北京晚报》工作不久，就在某个场合见到李泽厚。我编辑“五色土”副刊时，开设一个“居京琐记”栏目，专门请居住北京的文化界人士，写各自生活于此的酸甜苦辣。我约请李泽厚赐稿，很快，他寄来《地坛》一文。
他写地坛，是因为长达二十多年居住于地坛附近，马上要乔迁，搬至西城，这令他不胜感慨。开篇写道：“住在地坛附近二十多年了，不觉得什么；如今要搬走，却分外地留恋起来。”这种依依不舍的情感，与美相关，更与历史相关。他说，地坛在他心中，“却是一块圣地”，因为“文革”期间，伴随他度过艰难岁月：“记得‘文化大革命’那年月，上午开完乌烟瘴气的各种批判会、讨论会、小组会，下午我总要一个人到这里来散步透气，也想一些自己愿意想的问题。”我揣测，在这样一个被誉为“圣地”的地方，他愿意想的问题中，或许就有《近代中国思想史论》和《美的历程》里的诸多话题。
《地坛》不到千字，却是一篇美文：
在这里，我看到许多次桃李花红白盛开，然后是落英遍地；也欣赏过黄叶满秋、西风萧瑟；真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特别是黄昏日落，这里人很少，稀疏的树林、宽阔的道路、宁静的气氛，可以使人目旷神怡，悠然自得。平常生活空间小，生存质量低，这时似乎突然得到了解放和充实，感到非常愉快。所以，即使风雨冰雪，即使有一堆事要作，下午能抽空，我总是要来的。
（《地坛》）
文章发表时，我请丁聪先生为之配图，上为李泽厚肖像漫画，下为地坛大门。很快，我收到李泽厚的来信。毕竟学问之人，他对自己的文章并不满意。文中写到地坛北门外变成高楼，地坛里面也增添了“好些亭台水榭”，他在信中说：
李辉同志：
晚报看到，谢谢。忙于搬家清整，该文匆促草成，如有何反响，请告。文中“水榭”一词似夸张，实为水池旁之回廊，“高楼”一词亦应为“楼房”。可惜均无法再改正了。歉之。
快乐
李泽厚
初二
这篇文章发表，大概是在一九八五年。九十年代之后，再也没有见到李泽厚，但他与刘再复先生的书，他的访谈录，也一再拜读。几年前，有朋友前去看他，我特意找出三本与我相伴多年的书，请他签名。
是留念，更是为自己的个人阅读史，留存一份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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